1.2.1 国外研究现状
1.逆向知识转移及其存在性研究
逆向知识转移存在性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经济学的思维寻找逆向技术转移存在的证据。Mansfield和Romeo随机抽取了30个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证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知识流出。他们对1976—1982年的样本数据使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母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的研发投资（包括跨国并购），对母国企业技能水平的增长和知识体系的完善有积极影响，且比母国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到再产生的时间周期更短[18]。Gupta和Govindarajan通过对112个跨国公司的样本进行研究，证明跨国企业要不断扩充和更新其知识存量，外国子公司和跨国企业FDI（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新资源的重要来源。Håkanson和Nobel对瑞典跨国公司进行研究，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流动水平高，逆向流动被冲抵，结果表明逆向效果不显著，但没有提供不支持逆向知识转移原因的证据[19]。Subramaniam和Venkatraman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并购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并购企业作为隐性知识的载体，其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存量和如何高效利用隐性知识，对并购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全球产品开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Almeida等人对芯片行业的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动的方向和知识流动的推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能有效地控制优势知识进行水平和垂直流动，并通过这种控制能力来保持其知识的更新和企业竞争力[20]。Berdrow和Lane认为，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战略层面，“逆向知识转移”即“逆向流动的改进和创新的知识”，获取子公司的知识可以更好地帮助母公司制订全球战略，并为全球市场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21]。
随着知识管理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知识转移研究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逆向知识转移存在于跨国公司知识流动中。Ambos等人根据294个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数据分析，认为在跨国公司组织的内部网络中，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先进知识和能力的主要来源的传统作用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总部成为其分散子公司的知识接收者，并确定了影响总部从逆向知识转移中获益的关键变量[22]。Schotter和Bontis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一家制造企业的六个海外子公司进行问卷调查，证明母公司吸收海外子公司逆向转移的知识。研究结果表明，子公司的自主性、母公司的管理措施和知识的异质性都是子公司知识发展的必要前提，沟通和激励是母公司吸收子公司知识的基本手段[23]。Eden通过整理2000—2008年国际商业和管理的相关文献发现，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的获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合和使用来自子公司的知识，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的创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4]。McGuinness等人认为，传统管理角度中公司总部作为知识创造方在跨国企业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理分散的子公司需要充当神经网络，逆向给总部传递知识。McGuinness等人建立了逆向知识转移的多视角模型，为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个基于整合视角的逆向知识转移战略分析的重要工具[25]。Park和Vertinsky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99个韩国合资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揭示了母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和正向知识转移之间的共生关系，逆向的知识转移为合资企业子公司提供了与外国母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创造了一个双向的隐性知识流动和非正式的相互学习的基础平台[26]。
2.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逆向知识转移的存在性研究的确认，有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寻求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由于受到宏观数据的影响，这些学者只能从东道国——母国国家层面以及产业层面着手研究，而关于母子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国际企业领域则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数据来源。本书在总结归纳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类介绍。本书所研究的影响因素是指逆向知识转移相关者的动机、认知、转移主体的能力、组织机制以及转移情境等方面的既定因素，将现有的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国外主流文献所关注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知识的特性、转移主体的能力、组织机制和转移情境四大类，具体描述与界定见表1.2。
表1.2 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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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和von Krogh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两类：显性的和隐性的。显性知识是相对简单、易于表达和编纂的信息，而隐性知识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即它通常通过个人经验嵌入，因而很难从外部获取[27]。Håkanson和Nobel基于知识的内容特性，塑造了组织知识创造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阐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逆向转移时的相互作用，结果证实子公司的研发成果对母公司的技术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证实了逆向知识转移的客观存在[28]。Najafi-Tavani等人通过调查母公司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分析了内外部网络的嵌入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发现子公司内部嵌入性有正影响而外部嵌入性有负影响[29]。Szulanski认为，内隐性知识是未被表述的知识，即非有意习得的不易表述知识。拥有隐性知识的个体或集体可能无法察觉自身拥有此类知识，它的形成具有偶然性，与周围环境、个体经历有关，他对多个跨国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中涉及的隐性知识转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转移五阶段模型[30、31]。
无论是传统的知识转移“母公司—子公司”还是逆向知识转移“子公司—母公司”，所涉及的主体都是知识的输出方和输入方，研究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主体的能力，通常从母公司转移动机、子公司转移意愿、母公司吸收能力、母子公司间的沟通能力和激励机制等几个方面考察。Foss和Pedersen研究表明，获取知识的愿望可以直接驱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32]；Buckley也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国公司越来越把区域位置和知识所有权当作主要的竞争优势[33]。Najafi-Tavani等人的研究表明，母子公司共享的价值观促进逆向知识转移，且子公司转移意愿在共享价值观和内部嵌入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都具有中介作用[29]。Ambos等人认为跨国并购后子公司有逆向知识转移的需求和意愿，子公司可以在逆向知识转移的过程中从母公司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获取更多的利益，子公司把自治和影响力作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利用其知识资源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更多自由的同时，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34]。Gupta和Govindarajan指出，虽然母公司的知识管理、学习氛围、情报工作以及与子公司间的知识代沟影响母公司对子公司知识的吸收，但是母国知识基础和母公司自身的科研强度对吸收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母国的技术水平和东道国之间的差距较大，则知识接收方与提供方之间的知识距离过大，这样容易增加新知识和原有知识之间的衔接难度，知识接收方将很难理解和吸收转移来的新知识[35]。Peltokorpi利用日本海外子公司661个职能部门在两个时间点获得的数据，将企业语言水平（沟通能力）与逆向知识转移提供了直接和互动效果的支持，并利用能力—激励框架假设，证明沟通能力为跨国公司下属子公司向跨国公司总部转移知识提供了保障，且丰富的沟通媒介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36]。
组织机制对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有促进作用，能有效地弱化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不利影响，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首要问题不是知识管理措施的制订，而是选择合适的组织机制来提高和促进知识流动。Foss和Pedersen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并开始着手研究组织机制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回归技术对单元间的关联、内部贸易和子公司自治三种组织机制，以及它们与知识类型匹配后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分析，证实了不同特点的知识需要的组织方式和转移条件也不同[32]。Björkman等人通过对81个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调查数据整理分析，研究基于母子公司员工（个体）与显性知识的两种机制，发现25%的子公司不同程度地发起或参与逆向知识转移，其中基于员工的机制对逆向知识转移的促进最为明显[37]。Persson搜集了74个海外子公司的数据，设计跨国企业子公司层面逆向知识转移的框架来研究组织机制和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结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沟通机制、临时性团队和子公司社会化对逆向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而常设团队作为横向一体化机制的重要内容，对知识转移产生负面影响[38]。Tuan认为，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是跨国并购母公司想要获取并用于保持其竞争优势的，当知识由一方共享或转移到另一方，知识可以增加其价值，而促成知识共享和转移的除了知识本身的价值，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39]。
逆向知识转移的情境，在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中举足轻重。Lam通过对日本和英国两家高科技公司在知识密集领域的密切合作的实证分析，说明了知识的社会嵌入性是如何阻碍跨国合作和知识转移的，他提出了知识转移的情境模型，并指出了知识的内隐性内嵌于组织的结构框架、沟通方式、任务流程和企业文化等情境中，脱离了这些情境，容易出现知识转移的不对称，因而无法在组织内或组织间进行转移[40]。Albino等人提出，从组织层面来看，转移情境是知识转移的基本问题，可分为内部情境和外部情境，分别对应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容易被获得并转移，而隐性知识往往与特定的制度有关，知识转移双方的企业背景类似，则知识转移易于达到预期效果[41]。Yang等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母公司逆向学习子公司的意愿弱于子公司学习母公司，研究发现，逆向知识转移其实质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而知识的关联性促使母公司聚焦于子公司的新技术和新知识[42]。Thompson和Walsham利用Blackler的知识类型分类来说明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共享和情境的互动关系，知识本身是不可捉摸的，仅当被转移的知识依附于某些特定情境时，知识发出方（子公司）才能及时有效地表达其需求，同时知识接收方（母公司）更容易吸收和整合被转移的知识，知识整合后运用的范围由知识的情境嵌入性决定[43]。
3.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过程研究
针对知识发生转移的过程，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转移路径方面的研究，而对知识通过怎样的方式、如何动态地转移研究得比较少。Hedlund基于知识的分类和载体两个维度，认为知识分类指的是将知识分为明显的知识和隐藏在技能里的知识，并提出了知识转移过程的模型[44]。Teece等人第一次把“动态”的理念嵌入企业能力的研究中，指出知识转移的动态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对其有用的知识吸收、整合的一个动态过程[45]。Szulanski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特定的情况下从发出者向接收者传递的一个过程。他把知识转移分为四个阶段：初始阶段、执行阶段、冲刺阶段和整合阶段，并用标志性事件来区分每一阶段的起止点[46]。
有部分国外学者，如Mudambi等人认为逆向知识转移的过程与传统的知识转移相比，转移内容、转移路径和转移方式基本相同，只是转移的主体不同，前者是子公司转移给母公司，后者是母公司转移到子公司[47]。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逆向知识转移的转移过程与正向知识转移是有区别的。Najafi-Tavani等人对设立在英国的178家知识密集型子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子公司特征（子公司转移意愿和公司外部嵌入）和关系特征（内部嵌入性、社会化机制和共同的价值观）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过程，其中子公司意愿和社会化机制是逆向知识转移的决定因素[29]。Nair等人运用OLS回归检验总部在印度的公司跨国并购海外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子公司的知识势差和发展中国家母公司的说服能力，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举足轻重[48]。McGuinness等人基于多视角模式，对总部位于英国的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进行研究，提出了逆向知识转移多视角特征要素模型[25]。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结构、文化距离、逆向知识转移的动机和逆向传递新知识的能力等因素可以缩短逆向知识转移的进程，通过考虑构成不同结构的组合变量，建立最佳化的转移方案。
4.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对知识转移能力的研究，大部分都聚焦于知识的吸收能力，或者将其他能力归入吸收能力里面。本书认为，无论是逆向知识转移还是传统的知识转移，转移过程依赖能力的配合，本书所说的能力并非单独的某一种能力，而是一系列能力束或者以各种能力为基础所凝聚而成的合力，本书在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中将其称为过程能力。国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能力是潜在的、动态的、无形的主观能动条件。对于能力的解读，Radhakrishnan等人认为，能力根植于组织的流程之中，主要指组织管理和运营过程中能有效配置重要资源的本领[49]。Zahra和George提出了知识转移能力的四个方面：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转化和知识利用[50]。知识的获取和吸收形成潜在的吸收能力，而知识转化和利用将转移过来的知识变成自身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能顺利获取和吸收所需要的知识但不一定能够转化和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价值。Le和Evangelista认为，学习能力（或吸收能力）是知识转移的基础，认识新知识的价值，才能吸收它，并将它应用于商业目的，知识接收者缺乏学习能力是知识转移的一个关键障碍；此外，跨国企业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解释来自外国子公司不同形式的信息，同时保持其意义和价值[51]。Mu等人通过研究知识发出方的传授能力与知识接收方的消化能力的互动，发现两种能力综合影响转移的效果和知识量[52]。Kostopoulos等人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对26个总部在希腊的跨国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知识接收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吸收外环境和子公司的知识，对知识转移有正向的推动作用[53]。Minbaeva等人以设立在美国、俄罗斯和芬兰的169个跨国公司子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吸收能力和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应包含员工能力和动机，人力资源管理和吸收能力影响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结果[54]。Verma等人认为，随着知识的日益更新和环境动态性的增强，学者们开始聚焦于企业对知识的捕获能力，企业知识的捕获能力已经被概念化为动态能力，包括感知能力、反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其中吸收能力在知识流动的动态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