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逆向知识转移的研究较少，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关于逆向知识转移（含逆向知识溢出）的文献仅50余篇，而其中以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的逆向知识转移文献更为稀少，且研究的时间起步相对较晚，主要的学术成果集中出现在2010年以后。
1.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及其存在性研究
关于逆向知识转移的存在性研究，国内学者大多继承了国际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基于中国企业的特点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刘明霞对国外学者关于逆向知识转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肯定了逆向知识转移的存在，并认为近些年逆向知识转移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新趋势，具体体现在逆向知识转移更加主动，转移的内容更加丰富，转移的手段更加先进[56]。易加斌和张曦界定了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内涵，从并购双方的主体、动因、信任程度、知识特性等方面，对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知识整合研究框架，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57]。吴昌南和曾小龙整理了国外近期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分析知识复杂性和多样性视角下的逆向知识转移，剖析转移路径和转移过程步骤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应适度地防止在华子公司向其母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中国海外公司也应该有效地发挥海外子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以增强其竞争力的观点[58]。赵剑波和吕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的研发在其行业领域内积累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技术和知识，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纵观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大部分还处于“闭门造车”的研发阶段，已不能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在此情形下，并购国外拥有相关先进知识的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在技术上追赶的“快速通道”[59]。蒋陆军和李静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的已经从资源寻求型逐渐向知识寻求型转变，如何通过并购实现发达国家技术领先企业向中国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60]。杜丽虹和吴先明认为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是获取东道国子公司先进知识的有效途径，从战略和能力视角研究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母公司作用机制，发现母公司国际化战略导向、母子公司控制程度、吸收能力和转移支持制度对逆向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显著影响[61]。
2.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肖振红等人基于网络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知识管理领域视角与交易成本理论，将诸多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提炼，并将其定义为母子公司在知识逆向转移过程中付出的单位成本和努力成本，其中，单位成本表示的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母公司分别对知识进行整理和逆向转移、学习与吸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努力成本表示的是子公司和母公司为促成知识的逆向转移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62]。刘明霞和于飞以国际企业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出发点，把逆向知识转移分为主观因素（具体包含知识特点、母子公司双方的特点和母子公司间的差异）、心理因素（具体包含转移动机、转移认知和行为）和组织机制因素（沟通机制、激励机制等）[11]。任晓燕和杨水利2013年在中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随机抽取30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子公司知识的价值、母公司知识挖掘能力、母国与东道国的知识基础差异、文化差异和母公司战略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63]。杜丽虹和吴先明基于母子公司因素的影响差异，将逆向知识转移影响机制分为四类，即同时关注战略导向和吸收能力的主导型、侧重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的应用型、侧重知识寻求战略导向的调度型以及两者均较弱的被动型[61]。易凌峰和侯英姿以母公司员工外派到东道国子公司学习为出发点，将逆向知识转移看作一个学习子公司先进知识的过程，知识转移过程受到母公司员工知识结构、激励机制和子公司传授意愿的影响[64]。
3.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动态过程研究
李柏洲和徐广玉认为，降低被转移知识的粘滞程度能提升知识转移效果，加速知识转移的进程，行为控制、结果控制在知识粘滞与知识转移绩效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65]。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知识粘滞与知识转移绩效间的调节，而结果控制负向影响知识粘滞与知识转移绩效间的调节。刘国巍和张停停基于ESS和CAS理论分析视角，针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逆向知识转移的网络关联特性和群策略演化问题，以网络视角剖析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内涵与过程，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星型网络结构的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进化博弈模型，通过求解稳定策略分析母子公司间逆向知识转移的群策略演化路径[66]。蒋陆军、李静在分析逆向知识转移所面临障碍的基础上，提出可以通过整合企业文化、优化治理机制、建立社会化交流机制和明确角色定位等方面的措施，加快实现逆向知识转移，并以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为案例对其逆向知识转移过程进行分析[60]。刘明霞构建了逆向知识转移的广义模型（图1.2）。她认为，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过程，实质上是海外被并购的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中产生或获取的知识，经整理后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传递给母公司；中国母公司对子公司传递过来的知识进行吸收和整合，融入母公司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并在运用中不断创新，最终将知识传递给母国同行业企业[67]。(https://www.daowen.com)
4.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评价的研究尚未涉足，刘明霞、吴先明等学者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做了概念性的介绍，所涉及的能力也仅局限于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和子公司的传播能力两个方面，并未形成系统的评价体系。因此，本书在此处借鉴了国内学者对正向知识转移能力所做的研究。
图1.2 逆向知识转移过程的广义模型
资料来源：刘明霞，2012
陈伟等人基于技术创新信息论的角度对企业知识转移能力进行了分析，运用“知识量”和“知识熵”等参数对企业知识转移进行量化测度，评价企业技术创新知识转移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对“不确定性”和“转移发生概率”的控制是企业知识转移管理的重点[68]。尤天慧和李飞飞基于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的研究，提出知识转移能力的构成要素，认为知识转移能力应包含知识发出方的传授能力、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知识交互能力和组织支撑能力，并构建了知识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知识转移的能力[69]。王建刚和吴洁通过164份问卷数据来验证知识转移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调节作用，认为知识转移能力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其中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网络中心性、稳定性与企业通过知识转移树立竞争优势的关系，知识扩散能力增强网络中心性的正向影响，而减弱网络稳定性的正向影响[70]。刘明霞认为，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应包含子公司的转移能力和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子公司的转移能力取决于母公司对其在海外的定位、使命和子公司获取或拥有先进知识的数量；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则体现在：知识的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四个方面，因此增强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必须重视母子公司双方能力的建设[67]。杜丽虹和吴先明基于对中国企业FDI的问卷调研，从母公司视角实证分析了知识共享能力、吸收能力和溢出能力等层面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的知识吸收能力在不同类型知识的转移频率、不同层次知识转移效果的具体研究中，对逆向知识转移会产生不同影响[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