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2月16日,星期四
(缺少民族意识对文艺创作不利)
今晚七点左右去歌德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里。我走过去坐到他的桌子旁,告诉他一个消息:昨天我在宾馆里看见了惠灵顿公爵,他正途经此地到彼得堡去。
“是吗?”歌德兴奋起来,问:“他怎么样?快给我讲,看上去像画上一样吗?”
“像。”我回答,“不过更神气,更富有个性!你只要见过他那张脸,他所有的肖像画都没有了价值。你只需见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给你的印象太深啦。褐色的眼睛闪射着快活的光芒,目光极富魅力。即使他闭着嘴,也好像在对你说话。仅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思考过很多问题,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眼下呢正快活而从容地处理着世界大事;像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使他动摇。他严厉而坚韧,在我眼里就像一把大马士革弯刀。
“看样子他已经五十好几,但身板儿挺直,修长,个子不很大,有点儿瘦,却不见得结实。我看见他正准备登车离开。在穿过送行的行列时,他微微躬着身子,一根指头靠在帽檐边上,跟人道别的神态真是和蔼极了。”
歌德饶有兴致地听着我的描述。“你又见了一位英雄,”他说,“这样的经历永远有它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话题转到了拿破仑,我表示遗憾,我没有见过这位伟人。“可是,见他也挺难,”歌德接过话头,“要看造化呀!”——“他像什么样呢?”——“他呀,”歌德回答,“他就是他那个样子,没什么别的好说。”
我给歌德送来一首几天前就提起过的很有意思的诗,这诗是他自己写的,但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年代已经如此久远。1766年初发表在当时法兰克福出版的《视野》杂志上,被歌德的一位老仆人带到魏玛,再通过此人的后裔落到了我手里。无疑是歌德自己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诗,以基督的地狱之行为题材;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作者怎么会熟谙那样一些宗教观念。看思想倾向,这首诗可能受了克洛普斯托克的启发,只不过表现手法完全是另一码事;它更强健,更自由,更轻松,更有力度,也更具吸引力。如火的激情叫人想起血气方刚的青年。缺少素材导致沉湎于内心,诗也就超出了长度。
我把整个已经泛黄、几乎不再连成整体的报纸放到歌德面前,由于亲眼见到实物,他又回忆起了这首诗。他讲:
“可能是克勒滕贝格小姐促使我写的,标题中还有‘应……要求草拟’几个字;我的其他朋友显然谁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我缺少题材来着,只要抓住什么可以吟唱,就高兴得要命。就在最近还有一首当时的诗落到了我手里,用英语写的,在诗里我抱怨缺乏做诗的素材。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也确实不幸:我们的古代历史模糊不清,近代史呢,由于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缺少普遍的民族国家意识。克洛普斯托克尝试以赫尔曼[1]来弥补这个缺陷,只可惜这个题材离得太远了,谁也不清楚与自己有何关系,谁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所以剧本写出来没有效果,也未能流传开。我写《葛慈·封·伯利欣根》却成功了;它可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用它是可以干成些什么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不同,我必须回到内心去寻找,流传下来的素材远远不够。魔鬼和女巫的把戏我只玩了一次;我很高兴吃光了自己的北方遗产,还能去赴希腊人的盛宴。可要是我当初也像现在一样清楚千百年来那里已有多少杰作佳构,我恐怕一行字都不会写了,而会改行干别的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