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月17日，星期三
（谈席勒早年的剧作和青年的文学兴趣）
最近歌德时不时地感觉不怎么舒服，我们便常去坐在他朝向后花园的工作室里。今天又重新在所谓乌尔宾诺室里摆好了餐桌，这看来是一个好兆头。我走进屋时看见了歌德和他的公子，两人都以其惯有的自然、亲切对我表示欢迎。——歌德本人显得情绪极好，已届高龄的脸上仍富有生气，可谓喜形于色。透过敞开的房门，我看见在紧邻着的所谓顶棚室里，缪勒首相正弯腰低头地欣赏一幅大铜版画。他很快就走过来，我招呼他，说很荣幸能与他一道进餐。小歌德夫人还没有到，我们先入了席，谈话中对那幅铜版画十分赞赏。歌德告诉我，这是巴黎著名画家杰拉尔德[9]的作品，前几天他送给了他这件礼物。
“抓紧过去瞧几眼吧，”他补充说，“趁现在汤还没有上来。”
我既满足他的愿望也遂了自己的心意，高高兴兴地欣赏起那件值得一看的作品来，特别令我高兴的是他那向歌德表示敬意的签名和题词。我没能欣赏多久，小歌德夫人就进来了，我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怎么样？”歌德说，“很了不起吧？想看出它丰富的内涵和完美技巧，得研究上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这你就改天再做吧。”
席间很是活跃。缪勒首相谈到一位巴黎大人物的来信，说此人在法国占领时期当过驻魏玛公使的要职，自那以后便与魏玛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信里提到了大公爵和歌德，称赞魏玛是一个天才能与最高权威亲密相处的幸福国度。
小歌德夫人在场使交谈平添了许多优雅。她说起自己新添置的几件东西，便趁机挑逗自己的丈夫，可他呢却装作不懂。
“在这方面对漂亮女士可不能太迁就，”歌德说，“不然很容易没完没了。拿破仑囚禁在厄尔巴岛还收到许多账单，催他归还欠女帽商的债。不过在这类事情上他倒不是太积极而是太不积极。从前住在丢勒里宫，一次一位时装商人当着他的面向他妻子展示一大堆昂贵衣物。可是拿破仑毫无一点要买的样子，那商人就告诉他，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的妻子做得太少啦。对此拿破仑一声不吭，而只是瞪了商人一眼，结果这老兄马上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从此再没有露过面。”
“是他执政那会儿？”小歌德夫人问。
“大概已经当上皇帝，”歌德回答，“否则他的目光不会这么可怕。不过对那人我忍不住要笑：拿破仑一瞪眼他便手脚颤抖，多半已经看见自己被砍了头或者被枪毙了。”
大伙儿兴致再好不过，继续谈着拿破仑。小歌德讲：
“我想搜集所有表现他丰功伟绩的优秀油画，或者还有铜版画，用它们装饰一间大房间。”
“这房间肯定很大啊，”歌德应道，“尽管如此也装不完那些画，他的事迹太伟大啦。”
缪勒首相提到了鲁登[10]写的《德意志人史》。对这本书多家报纸有过种种责难，小歌德则从它写作的时代，从民族的感情以及作者写作时心里的顾忌，为其进行了出色的辩解。我称赞他思维敏捷而富有洞察力。由此又得出结论：拿破仑战争才使人们最终认识了恺撒战争。
“从前，”歌德说，“写恺撒的书充其量不过是某些历史学派的家庭作业而已。”
话题从古德意志时期转到了哥特时期。谈话由一个哥特式风格的书柜引起，然后转到了当前的艺术口味，就是人们喜欢把屋子完全按古德意志风格和哥特式风格装修布置起来，然后住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
“如果家里房间多得可以空置几间，一整年也许只进去三四次，”歌德说，“那么这样的爱好可能行得通；你也可以布置一个哥特式房间，正如我挺欣赏巴黎的潘珂克夫人家有一间中国屋子。然而你经常待的起居室，我完全不赞成把它的环境布置得怪里怪气，形同异域。这终归犹如一次化装舞会，时间拖长了没有任何味道，特别对参与者肯定会有负面影响。因为这样子跟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常生活不谐调；老处于这种状态，脑子会变得越发空虚。一个快活的冬夜，你不妨装扮成土耳其人去参加狂欢，可是如果一整年你都这个德性，我们会怎么想你呢？我们会想，这家伙要么已经疯了，要么离发疯已经不远。”
对这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我们觉得歌德的说法极有说服力；在座者没有谁感觉歌德的话有一点点批评自己的意思，所以都热烈地表示赞成。(https://www.daowen.com)
话题转到戏剧，歌德把我变成了话柄，说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为他作出了牺牲。他对其他人讲：
“他到魏玛已经三年，那晚上是他第一次为我的缘故没有上剧院；我必须予以高度评价。我邀请了他，他也答应来，但我仍旧怀疑他会践约，特别是打了六点半还没见他露面。是的，我甚至高兴起来，心想他不会来了；要这样我就可以讲，这家伙完全入迷了，对他来说看戏比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还重要，真叫不可救药。不过呢你还是没有吃亏！对吗？我给了你精彩的东西看，对不对？”歌德指给我读了他新的中篇小说《Novelle》。
随后我们谈起上个星期六上演的席勒悲剧《斐哀斯科》。“我第一次看这出戏，”我说，“过后老考虑有些场次太粗犷，是否可以改得缓和一点呢；可终究还是觉得效果不大，除非牺牲全剧格调的统一。”
“你说的完全对，确实不行，”歌德应道，“席勒曾经常常和我谈这个问题，他自己也烦那几部处女作，我们管剧院时从来不让它们上演。可现在我们缺少剧本，很想把他那三个粗鲁的处女作收进保留剧目。然而不行啊，一切都紧紧地纠结在一块儿，即使席勒本人也会怀疑事情会成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让那几个剧本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
“真是可惜，”我说，“要知道不管它们多么粗鲁，在我看来仍比时下咱们那几位剧作家软弱虚夸、矫揉造作的本子好一千倍。席勒的作品可是永远洋溢着崇高的精神，宏大的气魄。”
“我也想这么讲，”歌德说，“席勒愿怎么干怎么干好了，他写出来的任何剧作，都永远不会不比这些新锐们最好的东西伟大得多；是啊，席勒就算只剪下一点儿指甲来，也比这些先生们伟大。”
我们笑了起来，都欣赏歌德这夸张有力的标语。
“可我也认识一些人，”歌德继续说，“他们对席勒早年的剧作极不满意。有一年夏天在温泉疗养地，我正走在一条通向磨坊的林荫小道上，遇见了普加廷侯爵，谁知这时又朝我们走来几头驮着面粉口袋的驴子，我俩不得不避让它们，退进了路旁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儿，在一间小斗室里，我和侯爵搭上了话，很快便天上地下地聊起来——不经意也谈到了席勒的《强盗》，侯爵便说了下面一席话：‘我要是上帝，’他说，‘正准备创造世界，如果这时我突然预见到世界上将会写成一部席勒的《强盗》，那我就不再创造世界。’”
我们忍俊不禁。歌德问我：
“对此你能说什么？这可就是反感喽，一种过度的反感，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反感。”
“可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刚好相反，”我回答，“他们全然不存在这种反感。可以上演席勒和其他剧作家最精致、最成熟的剧本，但在剧场里你很少看见年轻人，甚或完全不见年轻人；然而要是上演席勒的《强盗》或者席勒的《斐哀斯科》，那剧场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大学生。”
“是这样，”歌德接过话头，“五十年前跟现在一样，五十年后也很可能不会两样。一个年轻人写的东西，也最为年轻人欣赏喜爱。可别想什么世界文明已经进步啦，欣赏水平已经提高啦，甚至年轻人也已超越那样野蛮的时代！就算是整个世界已经进步，年轻人却总是必须从头开始，完成自己对世界文化各个时期的个体体验。我不再会为这类事激动，我很早就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11]：
让夏至的篝火烈焰熊熊，
让人间的欢乐无尽无穷！
是扫帚总归扫到被废弃，
小年轻总归一茬茬出世。
只需瞅一瞅窗外，我眼前便会出现正在扫街的扫帚和跑来跑去的孩子，前者是总归会用得被废弃掉的象征，后者是世界永远不断更新的象征。儿童需要游戏，年轻人需要找乐子，这是代代相传，亘古不易的铁则；不管他们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有多么荒谬，孩子却永远是孩子，在所有的时代都很相似。因此不能禁止过约翰尼斯篝火节，毁掉可爱的孩子们的欢乐。”
如此愉快地交谈着，进餐的时辰很快便过去了。随后我们年轻一点的去到了楼上待在房间里，缪勒首相则单独跟歌德待在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