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倾”斗争的开展

正当纠“左”及整顿人民公社工作逐步深入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中共中央先后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当时形势深感忧虑，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客观存在的问题，与黄克诚等36人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客观而尖锐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批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迅速由纠“左”到反右逆转。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错误地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扣上“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于是，随着庐山会议文件的传达，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反右倾”斗争。8月19日，上林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指示。会议在肯定上林大好形势的同时，也承认上林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对所存在的问题，会议没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相反却错误地认为，当前干劲不足的右倾情绪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并已成为全县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必须彻底批判和坚决克服。会议的重点是“反右倾”思想，要求到会干部互相打擂台，鼓干劲，制订措施，决心大战八九个月完成或超额完成1959年以粮食为主的全面跃进规划。同时，重复强调办好公共集体食堂，要求90%以上的食堂重新恢复起来，还错误制止少数社队把杂粮包到户的做法。

10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以及南宁地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上林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间为5天。会议就“反右倾”对参会干部进行指导和培训。会议期间，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大鸣大放。参加会议的2500多名干部基本上都参加了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其中县直机关干部130多人、公社干部168人、大队干部610多人、小队干部1592人。

10月15日，中央转发《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指出1959年5月至7月农村出现的“生产小队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砍掉部分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加以“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会议，也明确提出，10年内在全自治区实现“公社所有化”，人民公社要普遍建立“四厂五场”，即农具厂、化肥厂、农产品加工厂、砖瓦厂和农业试验场、园艺场、林场、畜牧场、渔场，加快社有经济发展。因而，上林与广西各地一样，此前纠正“左”倾错误和整顿人民公社时，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措施被当作“右倾倒退”受到批判，重新划给社员的自留地再度被收回，社员从事饲养猪、鸡、鸭等家庭副业被禁止，社员自由出售农副产品的行为被取缔，集市贸易被关闭，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计划被叫停，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高层次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再次抬头，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重新盛行。

10月下旬，上林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339人，其中县委委员14人，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15人，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或党员大队长291人，县直属厂矿支部书记5人，还有县直属机关科、局长及有关工作人员14人。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个决议和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各公社、大队、县直属厂矿和县直属各机关，要积极做好大鸣大放，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会后，各公社、大队，县直属厂矿，县直属机关掀起大鸣大放，反右倾、保卫总路线的整风运动。据统计，全县大鸣大放揭发的内容有反对总路线的、反对统购统销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对副食品供应不满的、攻击大搞钢铁的、挑拨工农关系的、对分配问题（供给制、公共积累）反对的、干部作风问题的，共计5000多条。针对鸣放出来的问题，全县各公社、大队，县直属厂矿和县直属机关开展大辩论和批判斗争。(https://www.daowen.com)

11月，中共上林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县委第一书记温清荣作《关于捍卫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保卫党的团结》的报告。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补课，批判有“右倾思想”的基层干部，揭发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些地方领导和一些干部在初步纠“左”过程中提出和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如“包产到户”、“责任制”、“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和家庭副业等。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要明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界线的具体标准，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抵制“三面红旗”的种种表现，提高捍卫总路线、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自觉性。会议分析了干部中右倾情绪的3种表现：一是甘居下游，心安理得；二是上不想争，保个中游；三是满足现状，自满骄傲。会议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引火烧身的方法，分组批判了100多名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作为“拔白旗”对象的干部，要求他们自觉提高认识，彻底检查错误，克服右倾情绪，树立学先进、赶先进、争上游的思想，“要红旗，不要灰旗，更不要白旗”。会议认为，喊缺粮的实质是“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向党进攻”，污蔑“三面红旗”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会议结束时强调：“反右倾、鼓干劲、争上游，以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的实际行动来捍卫党的总路线。”在会后，全县迅速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斗争中揭发、批判了一部分讲实话、坚持原则的好干部。

1959年秋收后，上林县因达不到预想的粮食产量，便在巷贤公社召开全县粮食估产现场会。会上，各公社、大队一般都如实地报出本单位的产量，可是县委认为这些数字太少。在高指标的思想指导下，下令重新核产，并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谁报高产（虚产）量谁就得奖，谁如实报产量就被扣上所谓“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并开展批判，甚至出现报产量达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就不散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公社、大队不得不高估产、报虚数、讲大话、讲假话。1959年全县粮食实收是9057.5万公斤，可是却虚报到1.285亿公斤，虚数将近为实数的1倍。由于产少报多，群众生活安排不下，不少地方闹缺粮。当时县委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而是认为下面干部企图否定“三面红旗”，不报或少报粮食，在干部中有少数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严重的自满松劲。

1960年春，群众粮食更加紧张，全县到处出现闹缺粮，县委又提出这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粮食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焦点”，并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不管你怎么样，群众生活必须由你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安排好，谁也不能面向国家，面向回销。”这样，逼得大小队干部为了凑足自己原报的虚夸产量，不得不假承认瞒产私分，并想出了“十二种粮食”来对付上级，什么禾场边扫几万斤，打谷场不净几万斤，未收红薯几万斤。这样做的队干都过了“关”，而实事求是、如实报数的队干则挨批判斗争。由于缺粮，又不让农民返销，当年冬天，农村中不少人出现浮肿，甚至造成非正常死亡。

“反右倾”斗争运动历时半年结束。据统计，上林“反右倾” 斗争被批斗的县、社、队、小队干部有1500多人，立案处理的案件共有82件，受纪律处分的案件有20件，其中受到处分的区级干部有3人、一般干部7人，受党内处分、留党察看2年的1人，严重警告处分的1人，行政处分开除留用的1人，行政撤职的1人，降级的1人。至1962年，县委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全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名誉。

“反右倾”运动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在运动中，大批的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意见的党员和干部，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制现象的发展。特别是它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党内已有所克服的“左”倾思想和“左”的行动故态复萌，再次泛滥并延续更长时间。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响亮口号下，无视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在压力之下又一次对生产建设的指标不断加码，导致了1960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