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多出好书

近日我参加了业内一个研讨会，研讨的题目是“中国出版业发展与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什么是出版人的文化使命？简而言之，就是出好书。对出版人来说，出好书比什么都重要。我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一是深刻认识出版的本质，坚守职业精神。

出版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是干什么的？在出版人面临各种市场诱惑的今天，这一系列朴素的问题需要我们扪心自问。出版物是一代又一代人知识、经验的汇聚和继承，出版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授知”“续脉”“弘道”。所谓“授知”，就是传授世界文明所积淀的知识经验；所谓“续脉”，就是接续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脉渊源；所谓“弘道”，就是宣扬传播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可见，我们出版人肩负着文化传承、续脉弘道的重任，我们为这种使命而生、而活、而来。从出版的根本目的说来，我们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淘金，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在这方面，韬奋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出版事业，有忠于职守、拼搏不息、奉献不止的职业道德精神，他不是为出版而出版，而是通过出版传播真理正义、力谋改造社会、推动时代进步。作为一名真正的出版人，今天面对困惑时要心无旁骛、笃定执着，坚守自己应有的职业操守。

二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提供健康优质的精神食粮。(https://www.daowen.com)

韬奋先生力倡“服务精神”，要求将其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全过程，“一点不肯马虎，一点不肯延搁，一点也不怕麻烦”“竭尽心力”“诚心恳意”。我认为，“服务精神”不仅是生存之道，而且是微言大义，昭示了出版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今天“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要摆正位置，端正心态，努力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杜绝劣质品和残次品，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现实和潜在需要。为做到这一点，三联书店始终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我们只出版有价值的书，不出版跟风炒作的书，不出版“注水”书，我们不敢说做出来的书本本是精品，但是我们一直恪守“一流新锐”的质量标准。2013年以来，三联书店连续推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中学图书馆文库（第一辑）》等一系列精品出版物，无一不是按照以打造传世精品的出版理念编辑出版的，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三是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摆正“义”与“利”的位置。

韬奋先生提出的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命题，是我国出版界两个效益关系的最初论述，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出版实践中并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回答。他强调出版的“文化本位”，提出以文化为目的。他认为“所谓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具体的事业体现在努力于引人向上的食粮”，“要充分顾到我们的事业性，有时不惜牺牲，受到种种磨难也毫不怨尤”。同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顾及商业性，做到两方面相辅相成。

重温韬奋先生的教诲很有现实意义，在一切市场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事业性和“文化本位”，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关于经营工作，韬奋先生也非常重视，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商业性、重视经营，如果经营搞不好，连生存都困难，事业性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商业性和经营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在韬奋先生的论述中，商业性即经营工作始终是第二位的，是从属于事业性的，两者有主次之分、从属之分。我们是文化企业，首先要看它的事业性，即对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出版了多少好书，贡献了多少精品，而不是首先看其如何会经营。三联书店近几年狠抓生产经营，保持经济指标连年稳定增长，取得了突出成果，去年营业收入达到2.25亿元，利润突破4500万元。但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只是我们出版好书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最终追求是多出好书、好刊，匡扶世道人心，促进社会进步。不仅三联书店如此，所有出版单位都应该摆正“义”与“利”的位置，“义”在前，“利”在后，回归出版本位，出好书，多出书，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刊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