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结 论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外贸易作为市场转型和经济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劳动者的地位获得和生活机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理论框架方面，我们利用经济社会学的制度、权力、网络和认知四种形塑社会行为的机制，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计量方法方面，笔者使用CGSS微观调查数据，同时使用历史和地理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对贸易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作用与机制进行了检验，得到了较有意义的结论。
首先，笔者发现，贸易开放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声望具有重要影响，劳动者所在省份的贸易开放度提升1%，其职业声望值将提升1.4个单位。笔者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工具变量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回归差异较小。同时，父亲职业地位、家庭成员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对劳动者职业地位有显著作用。此外，相比于农村户籍劳动者，城镇户籍的劳动者有较高职业地位，说明户籍制度仍是劳动力市场职业歧视的来源因素。
其次，在作用机制方面，笔者发现贸易开放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表现，对社会权力、职业网络和认知能力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为劳动者获得较高职业地位提供了广阔空间。在社会权力方面，贸易开放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市场化程度，提升了非公共部门的社会权力，改变了地区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劳动者职业地位提升；在职业网络方面，贸易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将劳动者融入市场分工的职业网络中，从而为其获得较高职业地位提供了条件；在认知能力方面，贸易开放传播了市场化的认知模式与地位获得模式，提升了劳动者人力资本和个人认知能力的回报率，为促进地位获得模式的市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转型存在不平衡性，所以对不同年龄劳动者、不同地区和行业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对1977年及以后出生的劳动者的作用较为显著；对东部地区的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工业和建筑业劳动者的影响明显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因此，贸易开放的作用随时间、地区和行业有较大差异，对年龄较低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的影响更加显著。
最后，对于劳动者阶层地位而言，笔者发现贸易开放度显著提升了劳动者进入市场中产阶层的比率，省份贸易开放度提升1%，劳动者进入市场中产阶层的概率可提升0.18%。对于市场中产阶层而言，其阶层差异中市场因素作用较大；而对于公职中产阶层而言，阶层差异的主要作用在于再分配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部门制度等方面。同时，贸易开放程度提升对于城镇人口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农村人口，对1977年以后出生的劳动者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贸易开放通过提升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劳动力流动和认知能力提升对劳动者获得较高职业地位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对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有显著作用；对劳动者代际职业流动也有明显提升作用。这些对于中国促进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整体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培育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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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对劳动者出生年份、14岁以及当前年份的权重取值分别为0.3、0.3和0.4，同时计算了取其他权重的情况，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2]Keller等人对近代上海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Keller et al.（2013）。
[3]从1865年至1895年，中国贸易总额增长较慢；而从1895年后，对外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20余年是增长最快的时期。
[4]19世纪，上海、天津和广州为中国三大主要港口和开放城市，而汉口、九江等地内陆口岸主要以内河航运为主；通商口岸关税总额的计算我们采取1882—1910年各通商口岸关税历年总额。
[5]为了检验劳动力流动对阶层地位的影响，笔者将工作地与出生并受教育地点分离的人口视为流动人口，根据问卷中到达本区、县或县级市的时间进行计算。
[6]笔者认为，1965年以前出生的劳动者学习、工作中受到贸易开放的影响可能均较小，1965—1976年出生的劳动者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参加工作，1977年及以后出生的劳动者可能受教育和参加工作均在90年代及以后，所以三个阶段的劳动者受贸易开放的影响程度可能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