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的就业效应

近年来，大量研究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理论方面，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提升工资水平。相关研究如Wood（1995）的讨论证实了贸易自由化提升了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关研究并未发现贸易自由化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贸易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问题并没有显著证据。例如，Feliciano（2001）对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研究，Attanasio、Goldberg、Pavcnik（2004）对哥伦比亚，Currie and Harrison（1997）对摩洛哥的讨论均未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且存在大量不平等的制度机制，这抑制了劳动力市场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应。

随着产业内贸易的深入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和外包活动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重要形式，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Feenstra and Hanson（1997，1999，2003）发展了中间品贸易模型，认为最终品生产可被分解为不同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环节，因此企业将选择外包部分生产环节实现成本最小化。虽然发达国家将其非技术劳动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活动仍属于技术劳动密集部分。所以结果是，外包活动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平均工资，导致两个地区的技术溢价增加。Feenstra and Hanson（1997）发现，美国对墨西哥的外包生产活动提升了墨西哥熟练劳动力需求和相对工资水平。

此外，Nearvy（1978，1982）将就业问题纳入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贸易冲击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短期的不均衡，可能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成本和国内失业问题。Attanasio et al.（2004）检验了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的失业问题，发现关税下降后，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可能增加，且失业增加程度比非贸易部门更大。Rama（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与失业增加关系较大，Sen（2008）对印度的研究并未发现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制造业劳动者就业的明显相关性。

贸易自由化不仅通过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产生作用，也通过家庭生产和消费渠道影响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劳动者没有在正式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性工作，而是成为家庭生产者或自我雇佣者，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制造业的自由化对家庭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Smith et al.（2002）和Frankenberg et al.（2003）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地区劳动者通过增加家庭内生产来应对贸易的下降，Edmonds and Pavcnik（2006）发现随着越南水稻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家庭生产时间减少、工资性工作增加，提升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

国内研究方面，大量文献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制。毛日昇（2009）对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通过增加产出、改变劳动要素投入比率、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要素市场竞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最终增加了制造业就业。唐东波（2012）从垂直专业化角度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发现中间品贸易对中国高技术劳动力就业比例具有显著作用，尤其是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有利于提升高技术劳动力就业。盛斌等（2008，2009）从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需求弹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就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出口有利于提升劳动力需求，其作用机制是改变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https://www.daowen.com)

综上可知，对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集中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劳动力需求弹性等方面，尤其是对制造业和正规部门的讨论较多，而对于贸易自由化通过劳动者生产参与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村部门的影响讨论较少。笔者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就业，而且对农村劳动者非农就业有积极作用，Fu（2005）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和FDI增长与中国乡村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我们将讨论贸易开放对劳动者非农工作的参与、收入的作用。

具体而言，贸易开放对农村劳动者非农就业的作用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需求来实现。贸易自由化作为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劳动者就业尤其是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和外资加工企业的迅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活动的转移，直接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垂直型FDI理论则从比较优势出发，将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视为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因此跨国公司将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活动转向发展中国家，可为东道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Helpman and Krugman，1985）。最近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价值链分工意味着生产活动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配，而跨国公司通常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活动安排在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就业水平。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达4000万人以上，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20%，尤其是给农民工非农就业和进城务工带来了重要机会，增加了其非农就业和收入水平（崔鹏，2012）。

其次，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升国内企业和劳动者技术，提升国内劳动者技术能力和工资水平。加工贸易和跨国公司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较大比重，2013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50%左右，而其中垂直型跨国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垂直型跨国公司在技术水平、工资水平等方面高于国内企业，不仅可以增加国内劳动力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溢出、人员培训等提升劳动者技术能力，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提升国内工资水平。^[1]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积极提升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的关联程度是东道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