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对于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可分为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市场化转型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分类等方面。
（一）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对劳动力迁移决定因素的研究，现有理论文献的主要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即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共存的经济中，劳动力迁移和发展的主要过程。在经济的初始发展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且保持不变。因此，工业化可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支持，因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制的、固定实际工资的劳动力供给。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全部迁移至工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也开始面临着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劳动者实际工资将较快增长。这一古典分析方法为理解二元经济转型和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成为大量对劳动力迁移和剩余劳动力问题研究讨论的基础（Cai and Wang，2010；Knight et al.，2011）。阿玛蒂亚·森（Sen，1969）从农户家庭的生产和消费决策角度出发，发展了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森假设城市存在较高的生存工资和农村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工业劳动力供给仍具有无限弹性，解决了刘易斯模型中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衔接问题，且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工业工资和农业边际产出结合在一起。此外，Todaro（1969，1970）从城市劳动力市场出发，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并假定正规部门有较高工资和福利，而非正规部门在各方面的待遇均较低。如果劳动力迁移至城市非正规部门，超出其就业创造能力的迁移将扩大城市失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Todaro模型认为，应限制劳动力迁移，农村城镇化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式。
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以城市的工业化推动的资本深化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证方面，较多文献从个人决策和收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考察了劳动力迁移的个人因素（赵耀辉，1997；宁光杰，2012；Gagnon等，2009），尤其是年龄、教育、乡村状况等方面，发现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动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选择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的作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赵耀辉（1997）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本地就业，而Marre（2009）发现，高学历和高技术水平劳动者更倾向于进城务工，因为技术型劳动力在城市可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同时，邢春冰（2010）对迁移并在城市获得非农户口的劳动者的研究发现，城市户籍劳动者迁移具有较强的正向选择效应。而在收入、福利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等仍与城镇居民或公共部门劳动者存在较大差距（王美艳，2005）。
在劳动者环境和社会资本方面，Zhao（2002）、Vadean et al.（2009）的研究发现，劳动者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均对外出就业和回流产生影响，尤其是已婚或家庭规模较大的劳动者本地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汪三贵（2010）、Wang et al.（2006）和Dribe et al.（2006）发现，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家庭耕地数量均对本地就业和外出回流产生正向影响。Zhao（2005）则发现，劳动者对市场风险和收入风险的规避降低了外出务工的意愿。
对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考察均未考虑劳动力市场制度，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部门、户籍、所有制等方面的制度，部分阻碍了劳动者自由流动，从而对劳动者迁移产生了影响。在这方面，蔡昉等（2001）研究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Zhu（2002）则认为，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是劳动者迁移动机的重要来源。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劳动力并不能长期在城市定居，因此回流现象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问题。梁雄军等（2007）认为劳动力二次流动是农民工争取权益的表现，王子成等（2013）指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回流是短时期的行为，而长期迁移和外出务工是劳动者的主要选择。
此外，大量文献讨论了劳动力迁移和流动与工资收入的关系。夏庆杰等（2010）和岳希明等（2010）研究了劳动者非农工作对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的影响，章元等（2012）进一步认为农村劳动者非农就业是劳动者增加收入的关键因素。但另一方面的研究显示，由于户籍、行业、所有制等方面的限制，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工资存在较大差距（余向华等，2012）。在此基础上，垄断部门和市场部门的分割以及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分割对劳动者工作、收入、福利待遇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理解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福利差距的关键（Meng，2012）。Borjas（1992）研究了劳动力迁移和工资同化问题，发现美国迁移人员与本地人员的工资会随时间变化而逐渐缩小。Eckstein等（2004）对迁移人员与本地人口工资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不断提升，可以与更好的工作相匹配，所以其工资将不断上升。国内的研究方面，对劳动者工资同化的研究相对较少，陈珣等（2014）通过工具变量纠正了移民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较慢。
（二）市场化转型与劳动力迁移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城市公共部门的再分配权力与非公共部门的市场权力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农村经济改革瓦解了公社制度，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城市工业化导致的资本深化又给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章元等，2012）。(https://www.daowen.com)
在社会转型进程中，贸易开放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贸易自由化在提升就业水平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文献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出口有利于提升劳动力需求，其作用机制是改变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此外，贸易自由化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就业，而且对农村劳动者非农就业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将深入讨论贸易开放对劳动者非农工作的参与、收入的作用。
具体而言，贸易开放对农村劳动者非农就业的作用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需求来实现。贸易自由化作为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劳动者就业尤其是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和外资加工企业的迅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活动的转移，直接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垂直型FDI理论则从比较优势出发，将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视为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因此跨国公司将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活动转向发展中国家，可为东道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最近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价值链分工意味着生产活动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配，而跨国公司通常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活动安排在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就业水平（Antras、Helpman，2004；UNCTAD，2013）。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达4000万人以上，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20%，尤其是对农民工非农就业和进城务工带来了重要机会，增加了其非农就业和收入水平（崔鹏，2012）。其次，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升国内企业和劳动者技术，提升国内劳动者技术能力和工资水平。加工贸易和跨国公司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较大比重，2013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50%左右，而其中垂直型跨国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垂直型跨国公司在技术水平、工资水平等方面高于国内企业，不仅可以增加国内劳动力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溢出、人员培训等提升劳动者技术能力，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提升国内工资水平。唐东波和王洁华（2011）的研究认为，中国贸易开放程度提高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如此，垂直型跨国公司可与相关产业产生前后关联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这种前后关联效应主要包括贸易企业与当地上下游产业在技术、管理、服务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联系，可以扩大相关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提升就业水平和劳动力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积极提升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的关联程度是东道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劳动力迁移：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同时工业化所推动的资本深化以及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促进了劳动力迁移和非农就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兴起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使出口加工型企业带动了大量就业，推动了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0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计为1.21亿人，到2010年达到2.21亿，2014年更达到2.53亿，“十二五”期间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800万人，且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的统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时间超过3年的占到55%，且大部分有长期居住的意愿。
由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制度因素，劳动力迁移不仅包括农村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就业，也包括农村劳动者通过工作、学习等途径获得城镇户籍，成为城市人口。因此，我们将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工作但没有获得城镇户籍称为水平流动，将获得城镇户籍称为垂直流动。一般而言，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部门就业可能会面临制度限制，尤其是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由表5.1可发现，在社会保障的参与率方面，农民工的参与率远低于城镇人口；尤其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城镇人口为50%—60%，而农民工只有20%左右。因此，户籍分层是市场化转型以来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者工作、收入、福利待遇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理解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的关键因素（Meng，2012）。
在个人特征方面，城镇人口、迁移人口和农村人口也有较大差异。首先，劳动者年龄方面，迁移人口年龄均值为40岁，显著小于城镇和农村人口，其中水平迁移的劳动者年龄为39.6岁，这说明年轻劳动力更容易外出务工；而农村劳动者年龄均值为44岁，说明年长劳动者更可能从事农业工作。其次，在教育程度方面，城镇人口绝大部分为中学及以上学历，其中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占42%，而农村劳动者基本为中学及以下学历，其中小学程度的劳动者占40%以上，说明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显著高于农村；在迁移人口中，水平迁移的劳动者中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占85%以上，而垂直迁移劳动者95%以上为中学及以上学历，大学及以上劳动者占53%，说明垂直迁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最高，教育是获得城市户籍和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低端工作，且难以获得城市户籍。个人收入方面，笔者发现垂直迁移和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最高，且垂直迁移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较小；而农村人口收入最低，水平迁移劳动者的工资高于农村人口，但仍低于城镇人口。
表5.1 三类劳动者个人特征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