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6.4报告了贸易开放与劳动者工资提升的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2）—（4）列逐次加入劳动者个人特征变量、城市特征变量和职业、行业和所有制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对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第（4）列结果可知，城市外资进入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则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可提高0.18个百分点，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可提高0.28个百分点。这也表明贸易开放的溢出效应对城镇劳动者的影响高于流动人口。第（5）列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以城市的国外市场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贸易的作用水平略有提升，贸易开放对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作用分别达到0.18和0.31个百分点，结果仍然较为稳健。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贸易变量和贸易与户籍交互项的partial R 2分别为0.23和0.5，F检验的p值在0.01水平上显著；且最小特征值为1863.8（大于临界值10），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因此，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异质性，流动人口在工作获得、议价能力、职业匹配等方面的市场成本高于城镇人口；同时城镇人口在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也更具优势，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表6.2）；而贸易自由化对城市劳动力工资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即通过直接需求效应和间接的前后关联效应增加劳动力需求，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等方式，所以城镇劳动者比流动人口具有更多市场机会，总体而言贸易开放对城镇劳动者工资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6.4　贸易开放与工资提升的基本回归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在个人变量方面，男性工资高于女性，且工资随年龄增长呈“倒U”形变化；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对劳动者工资均有显著作用；已婚、较高教育程度且富于工作经验的劳动者工资较高。这均与笔者的预期相一致。由部门变量可知，公共部门劳动者工资仍明显高于非公共部门，说明部门差异仍然是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变量方面，城市人均GDP提升1个百分点，则劳动者工资可提升0.18个百分点，表明城市整体生活水平对劳动者工资的提升效应。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劳动者工资的增加效应最大，第三产业占比提升1个百分点，劳动者工资可提升0.54个百分点，体现了第三产业对就业和工资的重要作用。而私营经济占比和城市人力资本对工资的提升作用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