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劳动者工资获得机制的影响
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和职业地位回报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两大因素，职业地位回报反映的是劳动者对市场资源的再分配权力，人力资本反映的是劳动者个人的市场能力。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者的高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也越大。例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再分配体制中，职业、人力资本与报酬并非对等分类，单位、地区、行业等行政壁垒对劳动者收入产生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不同的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将对收入有不同作用（边燕杰等，2006）。
表6.6报告了贸易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回报的影响。笔者发现，贸易变量、城镇户籍及其交互项的作用均较显著，表明经济开放在整体上对城市工资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劳动者职业回报方面，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显著高于其他职业，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最低；[5]在户籍制度的作用方面，城镇户籍的企业领导者收入显著高于流动人口企业领导者；服务业劳动者的户籍作用也十分显著，而户籍制度对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作用较小。
贸易开放的作用方面，我们发现：贸易开放对企业领导者的职业地位回报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城市贸易水平提高对城镇户籍企业负责人的作用显著低于其对流动人口企业负责人的作用，即在企业领导者中，贸易自由化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高于城镇的户籍企业领导者。可能的原因在于，城镇户籍的企业负责人多位于国有和集体企业（60.2%），其职业地位更多地由再分配体制决定，且国有和集体企业由于行政因素的影响与贸易及外资企业的关联性较小。而流动人口企业负责人绝大多数位于私营或私营控股企业（75.9%），市场化程度较高，与市场开放的关联程度更高，且拥有较强的市场权力，受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影响较小。因此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对其溢出效应较强，加强了职业地位的回报。
表6.6 贸易开放对劳动者职业地位回报的影响
●注：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职业、行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在回归中删去了城镇劳动者中党政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的观测值。(https://www.daowen.com)
表6.7显示了城市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对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笔者发现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劳动者整体工资收入也有显著提升，而不同户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也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城市开放度提高提升了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尤其是大学及以上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其次，城镇户籍对大学及以上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回报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6.7 贸易开放对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
●注：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职业、行业、所有制虚拟变量。
重要的是，就大学及以上劳动者而言，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的作用比城镇人口高约0.08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学及以上劳动力，城镇户籍的人口多集中在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约占60%），而流动人口集中在非公共部门（约占90%）；公共部门中劳动者工资获得的主要机制是再分配机制，而非公共部门工资获得的主要机制为市场作用；而且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在就业机会、议价能力、职业流动等方面有较强优势，受户籍制度的影响较小；城市开放度提高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增加了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回报。因此，贸易开放对人力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流动人口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劳动者的作用高于城镇人口。
总体来看，一方面，城市贸易程度提高增加了企业领导人员的职业地位回报率，对流动人口中企业领导者的作用高于城镇人口；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也提升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率，而对流动人口中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高于城镇劳动者。因此，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中的较高层次劳动者的作用高于城镇人口中的。可能的原因在于城镇企业管理阶层和高等教育劳动者多位于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再分配体制仍占主导地位，而外来人口中的企业管理人员和高等教育劳动者位于非公共部门，且拥有较高的市场权力和人力资本，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较弱，所以城市贸易提升的工资效应更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