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危机与战争理论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著名的文学与文化理论家，是后现代理论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都致力于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们在文化的批判方式上却各有特色。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采取折中态度，试图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调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批判主义走向建构主义；而伊格尔顿则不同，他把对文化层面的研究上升到政治研究的高度。在他那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处于紧张对立、彼此不相容的状态。因此，伊格尔顿在始终保持与后现代主义适当距离的基础上，以文化本身为线索，从中总结出了文化的特质，并揭示了后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战争理论，最终试图构建一种与后现代文化截然不同的“共同文化”。
（一）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与詹姆逊的文化批判不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本身的定义开始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哲学家对文化进行了不同的阐述，这些观点也都各有千秋，但是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的特质又是什么？伊格尔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伊格尔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深受他的老师威廉斯文化观的影响。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平常”。在后来，威廉斯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众文化，并对文化进行了关系层面的梳理与分类，他把文化分为社会的文化、理想的文化、文献的文化。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过于宽泛，他在威廉斯文化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从文化的物质关系层面、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层面来探讨文化。
首先是文化与物质关系的层面。伊格尔顿强调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摆脱唯心主义对文化的偏见，把文化置于全部的物质实践中进行界定。他对“文化”一词的词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文化最初代表的“耕作”；到了弗兰西斯·培根那里，文化特指一种活动；马修·阿诺德进一步挖掘了文化，认为它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代表着抽象的精神世界，它是源于物质并且与自然有着莫大的联系。而只有当“我们称之为劳动的那种与自然的不停交往”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时，自然反过来也会对人产生影响并无形中改变着人类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面貌，直至人类把它上升到文化的境界，至此，文化才得以产生。因此，物质是文化产生的基础。
其次是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存在于社会之中，它在某些领域表现出对社会的抗议，但同时也在其他领域表现出与社会的妥协。在后现代社会，通过文化来塑造并统治人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心照不宣的做法，而此时文化便“成为一种内在的批评或者解构，从内部占领一个守旧的社会，解除它对精神之运动的对抗”[63]。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或者某个阶段，“仍然有可能将文化看作既是理想的批评，又是真实的社会力量”[64]。
最后是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层面。在他看来，文明可以从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进行理解。文明代表着个人有礼貌，但是这种精神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完成的，因此，文明便实现了由个人向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文明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明是与政治紧密连在一起的。在18世纪，文明与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文明常常用作一个褒义词，表示对民族文化的肯定与赞赏。如此，它就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学习，因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文明可以缓和民族差异。而文化则不同，它具有区分性，通常代表某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但是，到了19世纪，文明倾向于帝国主义立场，一些西方国家借用传播西方文明的名义进行侵略与掠夺，此时，曾经带有褒义色彩的文明便令人深恶痛绝，文化却被赋予了相反的积极意义。
在对文化进行这三个层面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后，伊格尔顿总结了文化的三层含义：首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文化表示物质性的过程逐步演变为比喻性地指代精神生活的东西，即得到大众广泛认可的相关艺术作品与文学作品。其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之中所形成的习俗、风俗、信念、规定等。最后，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指的是制度上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这时文化的任务便是从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等。从伊格尔顿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文化界定是对艾略特、威廉斯等学者文化定义的超越，他的超越之处就在于他重新捡起了已经被人遗忘但又滋养文化生长的物质基础层面，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化本身的精神价值层面。从伊格尔顿对文化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它所倡导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大众的、和谐的文化，这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下文会涉及的伊格尔顿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共同文化了。
（二）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
伊格尔顿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理论成为最具诱惑力的商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是关于价值与道德的，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并几乎与资本主义浑然一体，后现代的文化危机也越发凸显出来。因此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就成为伊格尔顿眼中最具有诱惑力的商品。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危机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文化与危机始终相伴而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使文化违背了用以解决问题的初衷，成为一种对国家、民族、种族、地域的肯定，这就导致了文化本身成为一种问题与危机。此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化趋于多元化，政治的文化与美学的文化在界限区分上逐渐模糊，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难以实现和谐共处。文化的多元化（即使这种多元化是表象的伪多元化）使人们在空洞的普遍性与盲目的排他性之间徘徊不定、左右为难。因此，伴随着文化一体化的消解，人们的信仰开始崩溃，精神世界变得无家可归。而此时，多元文化中的强势角色越发强势，弱势文化则逐渐脱离了其原本的民族风格而被同化，但这种同化却不至于此，它披着一种“多元化”的外衣而冠冕堂皇地进行着同化并意图同化到底。因此，文化便出现了认同的危机，继而直接导致文化统治之下的社会规范秩序出现混乱。此时，文化的危机最终会导致政治危机与相应的社会危机，伊格尔顿指出这也正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的整体文化与政治状态。
伊格尔顿认为，比起以往时代的文化危机，当代的文化危机具有强烈的自反性，它突出地表现在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的冲突中。在这种文化冲突中，隐藏于其背后的权利关系逐渐浮出水面。
一般文化关注并极力弘扬人的普遍主体性，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能在一般文化中享受人作为主体的优越感与尊严。在一般文化中，艺术与高雅文化则汲取了这些价值观并通过书籍、电影等形式散播给大众，构成一般文化的重要形式。具体文化则肯定特殊性的存在，它代言的是国家的、民族的、种族的、阶级阶层的、性别的文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体文化风靡全球，构成了全球文化的主流，然而与此同时，为国家、种族、民族等代言的文化也就成了冲突地带，也正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文化的危机。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文化变得越具体，便越难以完成文化的教化使命；而当文化变得越一般，就越远离实际，最终走向自身的反面。
伊格尔顿认为，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不和并不是一种文化的不和，它们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一种物质的历史——一个在空洞的普遍性与狭窄的排他性、全球市场力量的无政府状态与反抗这些力量的地方差异的时尚之间挣扎的世界”[65]。换句话说，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却有着共同的基础——权利，而权利的支配作用正是使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产生冲突的隐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文化与权利的同伴同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无论是作为一般文化的艺术，还是作为具体文化的通俗文化，它们终究不过是权利固执地塑造其身份的一种手法而已。
（三）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战争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领域不断出现文化的分化与整合的迹象。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便通过文化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战争不单是一个定义性与学术性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现实性的、全球性的斗争，是新的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格尔顿认为由于文化危机导致的文化战争至少有三种形式：“即作为文明的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和作为商业的或后现代的文化之间的，还可以将这些类型更为简洁地界定为美德、民族精神和经济学。”[66]
在他看来，文明的文化不仅涉及美学问题，它还具有一种坚持总体性生活方式的价值，它追求的是自由与解放；同一性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具体文化，它追求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注重的是民族、国家、种族、阶级等具体的因素，比如民族主义、女权主义、本土主义等都属于同一性文化。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形形色色的同一性文化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战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这个词一直在它的轴上旋转，表达几乎完全相反的意义。它现在的意思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而不是超越。鉴于这些身份都自认为受到了抑制，曾经一度被构想为一致性的领域已经被转变成了一个冲突的地带。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一个我们纯粹地作为人类同伴在其中彼此遭遇的更高级或更深层的维度，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67]在当代，革命的民族主义、种族斗争、女权主义等三种作为激进政治的主要形式，其实质就是把同一性文化作为政治斗争的符号与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意义、价值、身份以及群体的团结。
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生产俨然成为商品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伊格尔顿认为：“一旦文化生产变成了总体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就尤其难以讲出必然性的范畴在哪里结束，自由的王国又在哪里开始。”[68]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自由王国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最终归宿，如果人类按照文化规范的理想化来发展，那么，文化理想必将成为现实，人类也将过渡到自由王国。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商品，理想在文化那里已经成为空谈。然而，文化的商品化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文化便会陷入这种永无尽头的必然性之中，那么此时，人类就丧失了追求自由王国的初衷，而满足于当下的必然现实。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战争还存在第四种形式，即激进文化与社会的冲突对抗。伊格尔顿认为，它在形式上不一定是独立的，可能表现为高雅文化、同一性文化、后现代文化，也可能表现为这三种文化的置换生产。但是，不论如何，“激进文化的成败最终只决定于一个事实：一场更广阔的政治运动的命运”[69]。
总之，文化危机与文化战争表明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被文化所重新构建，文化已经超越了其他一切手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构建的最重要手段。但是，这种文化形态表现为“政治的壮观化、商品的美学化、消费的色情化和商业的符号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腐朽性手段顺利实现着对民众的统治。而当资本主义社会把文化推到统治极致的时候，也注定了文化要失去它原来的位置。因此，伊格尔顿认为：“面对这种文化的繁荣局面，需要重申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在新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饿、贫穷、疾病、债务、吸毒、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问题。它们首先不是价值、象征、语言、传统、归属或同一性的问题，而最不可能是艺术的问题。”[70]伊格尔顿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文化战争看作是政治战争，但是人类所面临的重要政治问题，它首先不是文化与艺术问题，而在于政治问题本身。因此，伊格尔顿强力呼吁文化的回归，反对那种把文化扩张到一切领域的做法，主张在文化自身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进行研究，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仍然是有深刻启示的。
（四）共同文化观的核心理念
面对盘根错杂的复杂关系，如何解决文化危机？伊格尔顿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的发展必须走向一种共同的文化，如此才能摆脱文化危机。那么，问题出来了，什么是共同文化？共同文化何以能解决文化危机呢？
在伊格尔顿看来，真正的共同文化应该是植根于大众之中，并且在这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统一。伊格尔顿共同文化思想的提出，来源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种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站在美德的高度关注个体发展的品质。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提出了“共同文化”。
对于共同文化，艾略特与威廉斯也曾阐述了各自的见解。艾略特的共同文化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它是少数艺术、美学作品的文化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统一结合体，因此，它也可以是少数精英的文化。而威廉斯则认为，只有通过集体创造出来的文化才能成为共同文化，而这种共同文化通过共同的生活资料就能实现。
伊格尔顿在把艾略特的共同文化与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思想进行对比后，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文化与政治成为敌人的原因正在于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对文化理解的差异性。因而，他试图通过构建共同文化来使文化具有“共同”的意蕴，从而有效黏合不同阶级的矛盾缝隙。这样一来，文化、政治、社会就会成为一体。在他看来，一种真正的共同文化必须牢牢地扎根于大众生活，在这里所有的文化的具体形式，如具体文化与一般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都能融洽地相处，也就是说，不论何种形式的文化存在，它只有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前提下才具有价值，进而才能对其加以利用并发挥效能。因此，伊格尔顿的共同文化其实是威廉斯共同文化的翻版，不同的是，他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赋予了文化高雅与通俗之别，使得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褪去了原有的傲慢，恢复了文化的一般性与原始位置，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得到了统一。然而，伊格尔顿期望在共同文化中精英分子与普通大众都能享受同一种模式的文化，这显然在实践中是立不住脚的。
此外，共同文化之所以能化解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共同文化可以将身份、信仰与文化拉开相当的距离。不得不承认，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与身份、信仰之间的联系尤为明显，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在转化为商品的同时被意识形态所扭曲，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的特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身份与信仰，文化也就不可能产生矛盾，而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其固有身份的执着才导致了文化的冲突甚至文化的战争。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可以承载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关注与沉溺于它的政治性，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将持续存在，必将造就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因此，伊格尔顿曾在《文化的观念》一书中写道：“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让文化回归其原有的位置，现在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71]这样，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共同文化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一方面认为共同文化与大众毫无距离感，是大众可以接受的文化；另一方面，共同文化也并不是好的现象，这会使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得以无限膨胀，因而在强调文化的重要地位时，还要把握好文化夹层中政治因素的“度”。
伊格尔顿倡导的共同文化观，既看重高雅文化，又不排斥通俗文化；既主张一般文化，又不排斥具体文化，从而使原本相互矛盾的双方能够实现和谐共存，共同服务于个体发展的需要。因此，可以说，伊格尔顿的共同文化中无时无刻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注释】
[1]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2.
[2]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8.
[3]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0.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0.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4.
[6]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3.
[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4.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3.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0.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3.
[13]宁德业.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启迪意义[J].云梦学刊，2016（1）：88－89.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5]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9.
[16]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7.
[17]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2.
[18]麦克劳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3.
[19]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
[20]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5.
[21]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8.
[22]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0.(https://www.daowen.com)
[23]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
[24]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
[25]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
[26]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2.
[27]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6.
[28]阿多尔诺.再论文化工业[J].王凤才，译.云南大学学报，2012（4）：5.
[29]阿多尔诺.再论文化工业[J].王凤才，译.云南大学学报，2012（4）：5.
[30]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6.
[3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3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8－129.
[33]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8.
[34]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2－123.
[3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8.
[36]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9.
[37]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0.
[3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7.
[39]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8.
[40]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8.
[4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
[4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6.
[4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7.
[4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0.
[4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8.
[4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47]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4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6.
[49]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5－156.
[50]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27.
[51]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6.
[5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99.
[5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10.
[54]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40.
[55]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89.
[56]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47.
[57]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87.
[58]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05.
[59]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219.
[60]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14.
[61]王逢振.詹姆逊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2.
[62]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
[63]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64]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65]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1.
[66]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3－74.
[67]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4.
[68]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2.
[69]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9.
[70]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1.
[71]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