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于同年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文于延安出版的《解放》创刊号上，这标志着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成熟。抗战以来，全国人民都以为中国有了出路，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妥协思想，导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声浪再一次甚嚣尘上，从而给中国大地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沉闷雾气，使中国的发展再一次陷入迷茫，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此时，毛泽东及时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坚守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埋下了伏笔，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历程
1.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阶段
毛泽东出生于新旧世纪交替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期和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目标而喋血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众多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等。
小名为石三伢子的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在旧中国，尤其是在浓厚封建思想的“愚民”政策的影响下，众多农民“甘愿”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也有一些依靠自身努力而逐渐摆脱贫困的农民，开始用赚取来的钱财购买土地，并向封建地主阶级靠拢。这些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而毛泽东就从小受父亲这种性格的影响，加之父亲对长子的期望和刻意塑造，使毛泽东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劳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深有体会。
私塾是旧中国儿童求学的唯一选择，也是旧中国儿童的家长们的唯一选择。儿时的毛泽东，出于父亲希望他识字、便于记账或打官司的目的，被送到私塾读书，开始接触和学习《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接触和感受旧中国儿童从小就注定要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又开始接受注定要学习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在“之乎者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如同天下学子一样，十分推崇孔孟之道。在私塾读书期间，由于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经书里面那些枯燥难懂的拗口的知识，在毛泽东面前就显得十分的浅显易懂，在私塾中接受的六年“孔夫子”教育，为毛泽东打下了深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使他潜意识里和血液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而后，他通过将书中的人物或事件同现实比较和分析，逐渐形成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思想。
外界社会的动乱，直接或间接地打破了韶山的宁静，为闭塞的韶山，甚至是为毛泽东闭塞的思想撕开了一道微小的口子。随着口子的扩大和一些凌乱、复杂的信息的涌入，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毛泽东通过这些信息了解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闲书”和“杂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在现实中得到了复演，而此类信息的获取，真正为毛泽东开启了一扇永远无法关闭的窗口。在忐忑和害怕心理的作用下，毛泽东在韶山这个地方安静地等待着一些“开明之士”携带的有用而陌生的外界信息。在维新派教师李漱清的影响下，毛泽东通过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开始接触外界，开始感受外界文人的思想，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时中国的大事，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自己也不能继续守着老样子不变。于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和亲戚长辈们的极力劝说下，父亲毛顺生觉得儿子进洋学堂读书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家的生意，就同意毛泽东去表哥文咏昌推荐的湘乡东山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学习新学思想。此次事件，使十七岁的毛泽东走出了闭塞的韶山冲，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临行前，他给父亲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就已许下了豪迈的人生誓言。而这次离乡求学，也成为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正是由于有了孩提时代和学生时期的特殊经历，毛泽东才能在后来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正确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萌芽阶段
当毛泽东正在受各种思想影响而踌躇不前的时候，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获得了广泛传播。在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出现了明确的转折，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主动开始研究“虽派系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主动承认自己“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明确说出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来解救人民和改造中国的话语。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确定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整体性思维特点和毛泽东的早期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耦合性，这非常符合毛泽东探寻世界宇宙的本源和人类发展历史的公理和公例的性格，为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统而坚实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直深受毛泽东的钟爱。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革命策略不偏离正确轨道的清醒剂和航标灯。在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使其零碎的文化思想能够得以有效衔接，而后通过“大量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术语和基本范畴的使用，也逐渐改变了他的话语体系”[2]，从而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的语言表述方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矢志不渝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从而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各项革命实践，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具体化表现。这些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建设经验，对其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例如：主张通过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包括体育、晚会和墙报等）等一系列接地气的文化建设措施，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帮助他们汲取马克思主义的营养、剔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腐肉，在精神层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和熏陶。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根据地开展文化建设的手段也是必须着重抓好的环节。他在《时事简报》中提出，宣传材料既要有鼓动性又要有真实性，同时也要注意语言文字的大众化问题，使各项思想政策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文化宣传的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宣传的主旨不能偏离重心。这种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开展的文化实践，促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形成。
3.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成熟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众多爱国勇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用坚强的身躯和坚韧不拔的思想灵魂来誓死捍卫军人的信念、国家山河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在血与泪的抗日斗争中，广大中华儿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幸的是在经过七年奋战后，最终抵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于1938年10月以武汉失守为代价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给毛泽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研究马列著作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成熟。毛泽东在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内容后，分析和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体系，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https://www.daowen.com)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在中国，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民族资产阶级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等多种文化交相融合，相互交错，相互碰撞。毛泽东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文化之林中，通过辨别和思想斗争，逐渐摸索并探寻出独具风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文化领域，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内容，而且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开端。
毛泽东指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为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这里提倡的新文化同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文化又有所不同，它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新文化，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熏陶下的生力军，以新的武器、新的装备和新的组织，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同盟者，做好统一战线的进攻和防御，拉开架势，摆开阵势，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生死之战，在强大的文化反动同盟面前，将战役扩展到政治、文学、历史和军事等各个可交战的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激战，它以浩大的声势、猛烈的威力和严格的纪律，以所向无敌的力量迅速“冲撞”各个领域，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洒向神州大地。在新文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掌握文化建设的领导权，领导人民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紧密结合，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实证明：这种新文化建设的成效十分明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这段话为我们全面把握、准确理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
1.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5]提出文化的民族性，首先就是凸显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在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离不开中国，而中国更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不应独立于世界，而是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文化命运共同体，使之相互吸收、相互发展，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联合关系的建立，不是说同一切国家的文化联合，而是有选择性地建立文化融合关系，主要是同具有相同文化特色的国家加强文化联系，以保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性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领域内，始终存在着“全盘西化”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这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给后世带来了严重影响，尤其是全盘吸收外来文化思想的盛行，导致西方唯心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扎根于华夏大地，犹如杂草一样，除之不尽。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生吞活剥外来文化的做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教条式地主观运用；中国文化应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气质，强调“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干之上，辅之以西方文化作为枝叶，从而建设好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2.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
科学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所在，“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际一致的”[6]文化。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中沉淀着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众多优秀的并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传统文化思想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然而，在这些光辉灿烂的、令世界其他文明都叹为观止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科学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7]。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等唯心主义思想，提倡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独占鳌头，墨家、法家、道家等紧随其后，使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相互碰撞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外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各种教派的宗教教义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竞争态势。中国当时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是在古时的旧经济、旧政治、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一些落后腐朽的东西，这就需要文化建设者运用专业的眼光，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辩证地看待新文化，去探寻和剔除不应该存在的、封建的和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文化内容，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是探寻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始终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前后相继、依次更迭的特征，现时的新文化必然是在以前的旧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谨防“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这样的科学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完全正确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
将文化归为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归宿。毛泽东曾经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8]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始于人民大众，也应该归之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时期，革命因素始终伴随左右，革命的理论、革命的人群和革命的思想，都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不得不慎重对待的东西。毛泽东认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9]由于人民大众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思想的境界不同和所处的环境也有所不同，所以革命的文化，尤其是大众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就是革命最好的武器，同时也是建成不同阶层之间的统一战线的最好推动因素。为了加强文化的提炼和宣传，做好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是首要环节。作为文化战线上指战员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依靠人民大众这个最坚实的力量，筹建自己的文化军队，而这个军队的成员就是人民大众。没有人民大众支持的革命军队，就只是“光头司令”，即使有了再好的作战策略却没有人来实施，也就不能打击到真正的敌人。所以文化工作者，必须首先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然后才能更好地施展文化作战策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这充分说明，一个正确而成熟的理论，对于革命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在理论中扮演着凝结点的角色，它可以将各种不同性质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加强整体观念，发挥单个部分所不能发挥的整体力量，凸显文化的最大合力。而文字又是所属文化中最好的表达方式，为了达到整合的目的，在不同时期，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方式必须加以创造，必须更加接近人民大众，将神圣殿堂上的经典，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传入人民大众的精神之中，融入人民大众的血脉之中。只有这样，革命理论才能充分发挥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