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曾于《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和讲话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根本要求和基本方针等，逐渐形成了正确反映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一继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时代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历史上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为了改变建国初期贫穷落后的状况，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号召，确立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成功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1956年底，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起来，我国开始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据绝对优势，公有制经济形式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改变，也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相关原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一个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体现着这个国家执政党的性质，反映着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性质与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之间，应该而且必须保持内在的统一性和相融性，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存，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分别发挥应有的作用，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不过，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首先得以确立起来。从国家层面来看，正确指导思想的首先确立，有利于在精神层面上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实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方向；能够使国家各个行政部门在统一的思想文化的引领下，统一步伐，团结一致，加快节奏，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从社会层面来看，正确指导思想的首先确立，有利于人民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有利于他们更直观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方向，支持和拥护党的重大决策，充分调动起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社会迅速向前发展。从个人层面来看，正确指导思想的首先确立，有利于规范个人行为，引领个人自觉投身于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当中去，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必须首先确立起来的正确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2]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矢志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顺利进行，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最重要的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的指导；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特别强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样，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思想的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因为在他看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3]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
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就决定了她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也就确定了她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曲折性和敏感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坚强的心理意识和开拓创新的探索意识，能够不畏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地坚守在第一线，始终站在人民的前列，发挥好表率作用。而这种领导者的角色，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当和胜任。此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从而彻底“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4]。这种任务，也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很好地完成。
3.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属于外来文化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舶来品”。那么，它在传入中国社会的初期，就必然会同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锋。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锋，可能会实现相互融合、相互联系，形成一种新的、带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思想，去影响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反之，也可能会阻碍中国革命、阻滞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进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选择就成为关键。
文化的选择性，一方面体现在同一时代、同一种类型的文化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模仿和文化学习。这两个方面的选择机制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文化汇总的共同性、普遍性、创新性和进步性的特征。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会表现出某种稳定性和历史继承性，都是世世代代积累的产物，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从本土特色的角度去思考外来文化，会根据具体社会发展状况去接受外来文化。在社会动乱时期，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因为这些文化的接受者希望借外来文化，去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意志；在和平时期，人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理就不会有社会动乱时期那么强烈，接受外来文化的频率和范围可能会有所降低和缩减。(https://www.daowen.com)
外来文化的进入，必须要紧密结合本土特色，根据当时当地具体的发展情况、发展特色与发展趋势，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才能更好地被社会认可、被人民接受。只有通过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一种具有本土特色、代表先进阶级意志的新文化，才能从思想上指引人们正确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和破解新矛盾，从而顺利地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5]这使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对待自己创立起来的理论的科学态度。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因此，只有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才会呈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指引广大人民群众站在应有的理论高度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才能更容易地解决好实际问题。
随着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在建国初期那种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苏联经验可以学习以外，没有其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照抄，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尤其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已经逐步显露出来，苏联经验明显地与我国实际不相符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在这一艰难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通过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这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经验表明：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正是在认识到了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面临极为严峻局面的基础上，毛泽东按照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18]，强调我们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为了完成好自己多次强调提出的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任务，毛泽东在吸收和借鉴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发展程度，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方针，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1.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到1956年底，随着历史遗留任务的完成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内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结构得到了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与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我国的阶级状况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尤其是昔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变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适应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要求，积极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在正确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特点的基础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21]
将“双百”方针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三层文化思想。[22]首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这一文化发展的路线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作为文化领域中的学术问题，不能与政治画等号，不能搞行政干预和政治划线，不能强求唯一，而应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正确思想认识。其次，毛泽东一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尤其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单一化、教条化等保守主义倾向，他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3]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正确思想认识。最后，毛泽东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一定阶级观念形态的反映，是十分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是非，因此，他提出了要在文化领域“正确对待矛盾与是非”的正确思想认识，“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4]。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双百”方针的提出，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宽阔胸襟和开放包容的态度，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党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的信心和决心。这一方针的提出，得到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信赖和支持，使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推动我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快速发展。
2.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发展史，涌现出了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们的核心思想汇入了中国的历史大河之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经历了史前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等发展时期的世界各国，同样沉淀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化一道，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5]文化同样也不例外，也需要继承和超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前人文化的基础上，去开展新的文化创造，但这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历史条件，立足现实，协调文化差异，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按照一定原则和要求来实现的文化创新。
毛泽东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坚持做到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提出了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此方针的提出，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和方法指导，有利于帮助人们避免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抑或崇洋媚外等错误，有利于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曲直、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古为今用”主要指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26]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7]由此可见，毛泽东要求我们正视中国传统文化，既要求我们看到其中那些值得充分肯定的优秀文化成果，决不能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做法去割断中华文化的历史联系，又要求我们能够自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在“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同时，自觉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性东西，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
“洋为中用”主要指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其他人类文明成果。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8]“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29]这是因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国家制度、什么样肤色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都有一定的长处，对待他们的文化，必须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加以看待和分析，不可“一竿子打死”。因此，毛泽东强调：“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30]由此可见，在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坚决反对不加鉴别、全盘照抄、照单全收等全盘西化的错误做法，又坚决反对全盘否定、夜郎自大、盲目排外、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这正如他自己着重强调的那样：“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1]这就要求我们在引进外来文化之前，首先应该确定好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心，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和鉴别，慎重选择那些能够适合我国条件并最终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土壤中生根发芽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