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部挑战
中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礼仪之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崛起无疑给世界发展增加了变数。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给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始终对立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试图歪曲解读、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样就给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在带来了大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外部挑战。
（一）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的误读
中国各方面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羡慕又嫉妒，他们一度怀有打压、摧毁中国的企图。但是，国际上诸多事务和活动又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关注，于是中国的发展变成西方社会常规性议论话题。而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尚包含着明显的文化误读。为了博取眼球，其论点总是不断变化，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态度是恶意中伤。比如，20世纪初的“黄祸论”、20世纪50到80年代的“中国崩溃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21世纪的“中国崛起论”等。尤其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崛起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更是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典型误读。
1.“中国崩溃论”
对于“中国崩溃论”这种唱衰中国的论调，我们中国人早已习惯，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此默认，我们总会用自身的行动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证明中国是个经得起考验的社会主义大国。每当我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要做出巨大调整改革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唱衰中国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出现。
最初出现“中国崩溃论”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到一年，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报纸上鼓吹唱衰中国的论调，主要包括：中国新政权是会失败的，战争会使新中国的经济崩溃；对抗经验丰富、装备先进的联合国军队会使新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弱到零，这种对抗完全属于鸡蛋碰石头；中国新政府的红色政权是不可能存活的，等等。但最后中国却获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国家政权更加巩固，经济更加发展，有力地粉碎了这种唱衰论调。
在中苏决裂、“文化大革命”、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这几段时期，西方主流媒体、经济学家、政客等，也都纷纷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社会崩溃，好像比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一样，总是抢先对世界宣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错误选择，中国的道路是无法走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法引领中国向前发展的。然而，中国却总是以稳健的发展步伐击碎了这种论调，中国每击碎一次这种论调，在国际舞台上，就增加了一分声望。
2.“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中国崩溃论”叫嚣中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成长壮大，经济实力快速增强，让西方发达国家分外眼红。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就发表过一篇《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这可谓“中国威胁论”的最早提出者。[7]接着，美国在传统基金会上又污蔑中国，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商业上奉行重商主义，军事上实行扩张主义，称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安全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的唯一国家。2002年，布鲁克斯离开白宫，进入美国传统基金会并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他在职期间发表过二十多篇评论中国的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从中国的军事到中国与非洲地区国家的合作，但这些评论中国的文章都有一个相同点：提醒美国政府，警惕中国的威胁。随之，一系列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在美国发表，并煽动亚洲地区的国家绝不能对中国这种“不良发展”姑息迁就。这些煽动就如顺风点火，使“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乐此不疲谈论的话题，并伴随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政治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一系列的“威胁论”。2007年是“中国威胁论”叫嚣得最为厉害的一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炒作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产生不利影响。
那到底中国的发展有没有带给西方发达国家威胁呢？纵观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威胁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还促进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数据资料显示，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中国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援助力度。因此，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3.“中国崛起论”
中国的“威胁”不但不是威胁，反而是一种国际的友好交流、互帮互助、共同发展。中国的崛起，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然后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而美国、日本、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却大肆宣扬中国崛起将威胁世界的所谓“中国崛起论”，强调要对中国严加防范，或是采取遏制的策略。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借口中国崛起来忽悠世界，提出了所谓“中国经济责任论”，认为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要求中国承担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同时还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衍生出中国“独秀论”“救市论”，提出让中国履行与我国能力不相符的责任。此外，还有一连串对中国崛起的负面看法，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其有足够的实力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对周边及西方世界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深，中国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将会导致“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会对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阻碍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不利于中国健康快速向前发展的，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塑造。
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的“误读”，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负责任的框架压制中国，强迫我国担负起与其能力不相符的责任。总而言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误读”，绝不是简单的历史性惯性思维，而是对中国真正崛起的一种打压。所以，我们更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促进中国健康快速发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综合国力，获得更多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话语权。
（二）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的侵袭
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国际舞台上从未间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全球推行维护其资本主义大国地位的各种文化社会思潮。这种思想也渗透到我国的文化领域，试图消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导致我国原有的传统价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之充斥人们脑海的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这些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影响了人们正常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和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长期以来，以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思潮为主的西方社会思潮，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构成了对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严峻挑战。
1.新自由主义思潮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肆无忌惮地宣扬其虚伪的自由和民主的主张，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并企图影响和左右我国的舆论导向，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文化领域肆意宣扬新自由主义，并声称具有“普世价值”，企图达到侵蚀我国文化发展根基的目的。他们总是污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他们宣扬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文化。
新自由主义还大力强调以个人私欲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反对一切集体的制度和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集权主义”，这种集权主义表面把理性推到了制高点，由于没有理解理性成长必经过程，实际上最终只会毁灭理性。现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现象，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个人自由”就具有莫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使人们切实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2.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在一些人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简单相加，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带来了先天性的“隐身”作用。然而，从根本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排斥科学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要求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混合所有制”；三是主张在资产阶级国体条件下多党轮流执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方面的建设。然而，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当今世界思潮文化复杂多样，给我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种复杂多样的社会思潮文化环境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升温，持续发酵。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先进性，提倡建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福利等。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建设中所犯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失误是不容原谅的，极力否定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想方设法地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针对中国现在社会多样化的发展状态，要求撤销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竭力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针对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https://www.daowen.com)
3.实用主义思潮
虽说实用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却成为一种主流思潮，成为美国和西欧的“时髦”话题。后来，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也传入中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用主义开始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们现在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容小觑。
实用主义又被称为“实践哲学”，顾名思义，强调实用，推崇效用原则，鼓吹有用即真理，一切以是否有用来衡量，以人的利益为中心，注重实用和效果，是美国社会盛行的一种急功近利的精神文化。实用主义提出了人与现实普遍关系的任务，试图把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十分具有蒙蔽性。有部分人由于知识水平、实践经验、思维能力不足，难以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比较大，夸大实用主义的作用，崇尚实用主义，导致实用主义思潮泛滥。
实用主义思潮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方面，判断一切的标准都是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实用主义在功利作用的强化下，使一些人放弃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的责任，放弃道德原则、真诚原则，人的行为表现是极端自私的。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陷入理论指导上的迷茫和生活竞争压力大的困境，在利益诱惑下，坚持不了自己的原则，理想信念开始动摇，道德观念出现滑坡，追求享乐生活。更有甚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放弃个人尊严，损害国家集体利益。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因此，对于实用主义思潮的入侵，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自觉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三）利用各种手段侵蚀我国文化
全球化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投入到了全球空间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所内含的信息全球化、媒介全球化，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硬实力支撑，在全球化进程中掌控着强大的话语权，总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实现其侵蚀和瓦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目的，从而构成了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严峻挑战。
1.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
“传播媒介绝不是完全中立的，媒介无非是文化的中介或物质载体，离开了文化内容，传媒只不过是一堆机械设备和从业人员，工具性的传媒只有在它和特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时才具有意义。现代文化传播是建立在电子、卫星、网络等技术手段基础之上的，这些技术构建了现代化的传媒系统，缺乏这些技术基础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文化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长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积累，它们形成了现代文化传播方面的技术垄断，文化传播媒介方面的这种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为它们实施文化冲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相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能拥有自己的卫星传播技术，他们在传播各种文化内容的时候往往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的传媒技术。”[8]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传媒上的控制权，西方文化在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话语控制，这种所谓的“媒介帝国主义”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网络技术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核心技术和控制权，可以很轻松地对不发达国家和网络信息技术落后国家进行信息输入操作，来控制他国的信息。尤其是美国，本来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霸权主义是其一心所向往的，因而总是利用网络技术来实施文化霸权行为。有统计数据表明：“现在全球的互联网业务中有百分之九十在美国发起和通过；互联网的全部网页81%是英语，其他语种加起来不到20%；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全球互联网管理中所有的重大决定仍由美国主导做出；负责全球域名管理13个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9]正是这种网络信息技术方面占有的显著优势，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入侵中国提供了有效便捷的手段。
西方国家除了以互联网作为文化殖民扩张的主要手段之外，还利用电台、电视等传媒手段作为载体，来传播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试图动摇和摧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拆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使我国民众信仰缺失甚至陷入信仰危机。最出名的电台有“美国之音”，它是美国官方专门设置的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影响范围非常之广的电台。“目前，美国之音用53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进行广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等为主要播音语言，每周播音达1300多小时，在全世界估计有1.2亿听众之多。”[10]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广度与力度，也足以发现其“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影响的程度。
2.利用文化交流手段侵袭我国文化精英群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外，还总是以“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实现跨国知识共享”为幌子，加紧对我国文化精英群体进行文化渗透，企图侵袭他们的思想认识，通过在我国大量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来实现其从堡垒内部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
我国的文化精英群体是社会群体中最耀眼的群体，既有智慧思想，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便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群体。“精英文化领域中的文化渗透，就是文化强势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学术讲座、国际会议、学术赞助、教育文化交流等精英文化交流的途径，把自己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输入对象国，影响该国的知识分子，使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的文化精神，改变对象国的知识传统，最终实现文化渗透和文化冲击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倡导‘全盘西化’理论，试图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来改变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至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国家通过学术文化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冲击的一个典型体现。”[11]
由于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精英群体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具有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因此，为了切实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就必须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文化精英群体进行的文化渗透，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来挫败他们的阴谋，确保能够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真正而又彻底的胜利。
3.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兜售所谓“普世价值”
就在我国人民高度关注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互联网等先进传播手段，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向我国大肆兜售所谓“普世价值”，从而导致一股竭力鼓吹“普世价值”的思潮在我国社会传播开来，尤其是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总是有一些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的言论见诸报端，有些杂志也不时登载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从而导致了“普世价值”论在我国的泛滥。应该说，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李崇富、侯惠勤、周新城、冯虞章、刘书林等著名学者进行深入揭批之后，这股错误思潮在2010年后呈现出了一定的衰退趋势。不过，自从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一些人又重新开始兜售和贩卖那失去了“昔日荣光”的所谓“普世价值”了。有人说：“中共十八大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诸如此类的言论使我们认识到，“普世价值”思潮在当前我国社会又呈现出了回暖趋势。[12]
根据李崇富教授的概括，在我国鼓吹“普世价值”论的人大肆散布的言论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崇拜和迷信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价值观念，将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历史的终结”。有人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行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的程度。”第二类是借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有人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第三类是将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以人为本”归结和歪曲为确立“普世价值”。有人说：“解放思想应该有个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13]
此外，当前我国鼓吹“普世价值”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论还包括以人类共同本性、共同利益与价值追求为借口，将“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说成是“普世价值”的要求。有人说：“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因此，“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14]
上述言论的散布，使我们认识到了“普世价值”论在当前我国社会泛滥的严重性。那么，为什么“普世价值”论会在当前我国社会泛滥开来呢？在我国学者看来，除了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这一客观原因之外，还包括两大方面的主观因素：“一方面，长久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淡化意识形态，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在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复杂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辨不清方向，看不清本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也卷进去参与对错误观点主张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些人忽视用阶级分析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丢弃了我们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一种科学理论，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思想立场，丧失了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辨别是非真伪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从而看不清‘普世价值’的政治本质，导致了‘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社会的出现甚至一度泛滥。”[15]
对于“普世价值”论的实质，我们可以从其鼓吹者的言论中清醒地认识到“普世价值”论的核心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立论基础的，以当今人类社会确实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追求、面临一些需要采取一致行动来加以解决的共同问题为借口，竭尽所能地想将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强加给当今国人，以期“通过扰乱我国意识形态阵地，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适应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16]。这样一种错误思潮，有着非常明确的思想指向，就是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奉为圭臬，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同时，这种错误思潮还有着非常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不仅在经济领域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企图釜底抽薪，搞垮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在政治领域竭力为实行多党制造势，还公然站在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上，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企图借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来破坏祖国完全统一，从而迎合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要求。这正如侯惠勤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这是‘普世价值’贩卖者坚定而明确的追求。”[17]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有物质基础、政治保证、和谐环境等保障条件。但是，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一方面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借口，竭力抹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属性，企图在经济制度方面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从而使我国在经济上成为西方强国的附庸；另一方面想要借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之机，大肆宣扬“普选”之类的所谓“普世民主”来实现多党轮流执政，其政治企图昭然若揭；同时，这些人还企图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支持民族分裂势力……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还何谈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呢？
因此，在面对“普世价值”论入侵之时，但凡有一点常识的爱国之士，都必须坚定政治立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来始终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绝不为“普世价值”论呐喊助威、推波助澜，而是要勇做反对“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时代急先锋，通过认真揭批“普世价值”论来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