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篇文章约作于至和元年（1054年），当时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徐无党年少时曾师从欧阳修学习古文，并于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及第，后来曾参与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并为之作过注释，此次南归故里，欧阳修提笔作序赠别。

文章前段提出，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因为圣贤是“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的。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首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突出“圣贤”，表述了他们独异于万物生命意义所在的原因。接下来列举颜回、班固之所以被后人推崇尊重的事例，以及下文提到的自己曾读过《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等著作所见到的现实现象，都是在围绕文章主旨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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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常言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也就是将“立德”放在最高地位，将“见之于言”排在第三位，似乎有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与道之间的轻重，而另有其深意所在。因此，文章结尾用“亦因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深意，同时也表明了自古以来“文辞者”所面临的共同悲哀所在，因此发自肺腑地以此警示徐无党，也是在自我警醒。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前呼后应，回环往复之中呈现出一股情感的旋流，使这篇文章更加逆折有力，理据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