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任铭善先生

王元化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从北平逃难到上海，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老朋友之江教务长胡鲁声教授请任铭善先生来教我中文，以准备报考大学。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那时任先生住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是战后匆忙建起来的一排排两层的简易楼房。当时租界因不断有逃难来的人涌入，人口骤增，房商新建了不少这种所谓新式里弄的简便楼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楼房的底层。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看见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但两眼有光，神情肃然。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决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是很讲原则的，上课时，从不跟我讲闲话，尽管任先生肃若秋霜，对人对己都有严格的要求，但他从未让人望而生畏，感到凛然不可亲近。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他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说文解字》是依序按照部首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他讲授了《内篇》和《外篇》，《杂篇》则没有时间教；《世说新语》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我除了每周三次到忆定盘路他家里去上课外，有时他还要我到慈淑大楼去旁听他在之江大学讲课。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课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作为休息用的扶手藤椅，此外别无长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他端坐在书桌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他经常读的是三礼之类，都是线装本。任先生后来在礼学上造诣甚深，恐怕与他早年下过苦功夫有关。书桌上还有一方小砚台和一锭小朱砂墨。我去时，他不是在埋头攻读，就是用朱笔在书上圈点或在书眉上批注。他写的一手蝇头小楷，清丽端正。任先生教我读《庄子》，每遇到艰深难懂的句子，他总是把重要的诸家注释逐条地解说，最后再加以分析和评断，向我阐明哪家之说不可通，哪家之说费解，哪家之说才最为恰当。倘若所有注释全都不妥，而他也不能以己意解通，就取存疑态度。例如他对《养生主》中的“指穷于为薪”一句，就是如此。

就记忆所及，任先生曾对我有过几次批评，却从来没有对我表扬过。这不能怪他严厉，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对知识学问的价值和意义还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缺席。任先生极为生气，责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从忆定盘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并将此事向我母亲诉说。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条，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后，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https://www.daowen.com)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的书，社会阅历浅，却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也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出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了，只是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气势这样急促，这样是不好的。”我听了不禁感到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对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这些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但他们写得确实好，使人从中感到一股清新不迫的风味。我还记得一份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加上了圈点以示褒奖。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当时我还拿自己正在阅读的金圣叹批杜诗请教他。他叫我不要读，说：“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气势，这是不好的。”“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有范畴。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撰文谈到，在西方很难找到和“气”相对应的字，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气”这个概念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之前，王充《率性篇》所举“齐舒缓、秦慢易、楚急促、燕戆投”就已接触“气”这一概念了。20世纪90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一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二是因龙泉窑遗址遭到破坏，他曾提出过呼吁和批评。从此以后，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得生活费15元，被令到资料室劳动。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以上这些事在夏承焘佚闻和任先生哲嗣任平兄等所撰写的文章中均有较详的记述。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感情笃深。反右后，任先生身处逆境，又患重病，却仍勤奋治学。他写出的学术论文除1961年短暂宽松时期得以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所撰《经传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则由夏承焘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刊载，稿费再交给任先生去补贴家用。“文革”爆发，夏承焘先生为此多次被批斗，两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郁郁以殁，终年54岁。任先生临终前，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条罪名了。”我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去杭州时，才认识任平贤伉俪的。一次专程请任平兄带我去他家拜见师母，并与师母合影留念，作为我对任先生的教泽师恩的一点表示。那时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师母并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让了半天，我还是站在师母的身后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收入了我的画传《跨过的岁月》中。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