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任铭善
任珠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6年了，他走时才54岁。今年是父亲100周年冥寿。母亲在父亲走后孤独地苦撑苦熬了41年，97岁时弃养仙去，与父亲团聚。而我与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敬重、最最怀念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
我3岁时，由于日本鬼子侵占了我国的半壁江山，江浙沪相继沦陷，父亲把母亲和我送到苏北老家。为了做学问，更为了讨生活，他跟浙大流亡到浙南山区，在苏北根据地的母亲随即参加革命在新四军队伍里做宣传和文教工作。我作为母亲的包袱，跟着打游击、睡牛棚。我们没有父亲的照片，在我的心中，父亲十分高大。若有人问我：“你父亲是什么样的？”我立刻爬到大桌子上站着，告诉人家：我父亲比我现在还高一个头。
父亲排行老三，但一直是他照顾任家这个大家族，尤其是他的继母（我的亲奶奶在父亲6岁时就去世了）、两位哥哥、妹妹，以及堂兄妹的子侄们。在我和妈妈去杭州之前，就有十二三位亲戚住在杭州，依靠他生活。单凭在浙大教书的薪水是不够维持的，父亲就日夜挤时间写文章、做家教来贴补。父亲不但供子侄们上学，还鼓励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姑姑任何、堂姐任韵华都是父亲送他们参加革命的。
父亲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绝不是当时被诬蔑的“反党”，而是因为他希望他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完美，没有瑕疵。
1950年年初，父亲把我从当时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苏北农村接到杭州来，我除了能辨别麦苗、稻秧与韭菜的同异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也听不懂杭州话，却还非犟着要读五年级，甚至六年级。母亲要安排工作的交接，没有和我们同行。父亲独自带着一个十岁的傻乎乎的小姑娘。每天放学回家，父亲要把一天的功课全部用苏北话给我讲解一遍。父亲不愧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从当时外西湖16号的哈同花园到白堤的锦带桥畔，一边散步，一边讲课。大约半小时左右，我不但能把一天学的多种课程基本捋明白，而且还能记住。父亲在接我来杭之前，就托人捎了《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等书给我，但我对这些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那个在上海大马路上流浪，斡旋在阔太太、大流氓与小叫花子之间的三毛；那个长鼻子古灵精怪的匹诺曹；温文尔雅的爱弥尔离我的生活太远了。来杭后，父亲在夏承焘先生家看到一本叙事长诗《秧歌扭到上海去》，我在苏北解放区，天天扭秧歌，跟着新四军文工团学唱《白毛女》《兄妹开荒》。这本书里的小姑娘不正是我吗？后来梅志先生送了本她写的《小红帽历险记》，那小红帽也像我。于是，我对课外书开始产生兴趣。慢慢地，父亲给我讲苏东坡、白居易、雨果、狄更斯、莎士比亚，把我写的小散文寄到《当代日报》发表，想把我引导走上文学的道路。到195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中文系，正赶上父亲被打成右派，遂把我退回来。母亲深切了解我是个心直口快，说话、写文章都不过脑子，又任性的傻帽，怕我步父亲的后尘，安慰我不能学文未必不是好事，以后有机会还是学工好。
从我出生到父亲去世，父亲心中一直有我。在为数不多见的几张我婴儿时的照片上，都有父亲的题字，后来父亲独自在浙大龙泉分校，写的诗词中也屡屡提到我。他关注我少年时的每一点进步，每一寸成长。我到南京进工厂当学徒工时，每月发12元生活费，而父亲由于被打成了大右派，工资由当时的230元降为每月15元。母亲住在城里的学校里，每月工资59元，小弟刚上小学，大伯家也要供养，父亲只好靠变卖宝贝藏书度日。当时，我们连小弟想学游泳的小泳裤都买不起。我拆掉一件嫌小了的夹袄替他缝了两条。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父亲仍每月寄2元钱的邮票给我，要我时时给家里写信，他也每信必回。当时一些曾经很熟悉的亲友都不敢跟我家的人往来。更有个别恶邻命令父亲通公厕、扫走廊，不论遭遇怎样的白眼欺凌，父亲始终怀着一颗爱心，爱家人，爱学校，爱师友，爱学生，始终以德报怨，还教育我也要如此。
1962年，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了，从“右派分子”转为“摘帽右派”。那年寒假，妈妈带爸爸和小弟去苏北外婆家过年，我也从南京去苏北如东。在外婆家与他们团聚，但我只有年假和几天调休，早早就得返回工厂上班。那时交通不便，我要从丰利镇走15公里路到马塘，才能搭上去南通转南京的船。父亲一路护送，在乡间小路上走了十多里，语重心长地教导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自己都不要放弃，一方面向老工人学习技术，一方面要自己刻苦钻研理论知识。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函授进修，我牢记父亲的教导，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在“文革”年代，当我遭遇更大挫折磨难时，也没有想到过放弃。(https://www.daowen.com)
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营养不良等种种折磨，父亲患了肝癌。1967年9月，我利用婚假，回杭看望父亲。我们都知道肝癌是非常疼痛的，但父亲丝毫不提自己的病情，只叮嘱我们：妈妈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不能劳累，不能受刺激。他拖着只剩70多斤的瘦弱身子，从道古桥走到文二路派出所去给我报临时户口。
1967年11月9日，父亲在写给徐声越先生的信上依然充满了乐观的精神，请有高血压的徐先生多吃香蕉、海带，再次提到我在南京去拜望了钟中山先生。没想到只过了三天，到11月12日，爸爸就与世长辞了。
我想，他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一定还惦记着我吧。据说，他大吐血后，已昏迷两天多了。等我从南京赶回来，跑到医院，在他床头叫“爸爸”时，父亲忽然从昏迷中醒来，眼睛睁得雪亮，看着我，已不能说话。我对父亲说：“爸爸，您放心养病，我会好好生活，会尽力照顾妈妈和弟弟的。”父亲这才合上了眼睛。那时小弟才15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是妈妈和弟弟照顾和帮助我多，帮我带孩子，帮我调工作，我却没有怎样照顾妈妈和弟弟，想想真是愧对父亲。
父亲走得太匆忙了，他要能多活些年，就可以看到如今的太平盛世、儿孙的成长。愿父亲在天上安息和感到慰藉，他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都会秉承他的教诲，努力做学问，正直做人。
2013年10月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任铭善教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