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锦光与杭大新村的情缘
王岳洛
1958年，六和塔以西秦望山麓的浙江师范学院陆续搬迁到松木场道古桥，11月26日组建了杭州大学，距离今年已经有整整60个年头了。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的岁月过去了，当年的大搬迁的壮观情景还历历在目：慎思堂、红钟楼、图书馆、教学楼以及头龙头、十间头、上下红房子、白房子、绿房子......都成了大搬场。人声鼎沸，老师、工人、学生、老人、小孩齐上阵。在1958年那个炎热的暑假里，我也跟随父母亲，头顶烈日、提心吊胆、摇摇晃晃地把家具从山顶的头龙头教工宿舍搬到山脚下之江路边，再搬上等在公路旁的卡车。为保证搬迁的速度，每户教职员工都安排了四位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帮助搬家，他们抬大的家具，我们小孩就肩扛手拎着小东西，向坎坷不平的山下走去。那时的家具真不多：棕绷床、椅子、桌子、书架、铺盖、碗瓢锅勺，半天工夫就装完车。不久卡车开到了浙师院道古桥宿舍，等候在那里也是四位大学生，人高马大，转眼工夫就把家具全都搬进新房。那时几乎没有先进的通信工具，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令人感佩。我家住在老门牌13幢中门二楼。中饭到陈铎明老师家吃饭。陈老师与我家是老朋友了，在浙师院头龙头宿舍是隔壁邻居，我亲切地叫他外公。记得再早些年，他家搬到头龙头宿舍时，也是在我家吃的中饭，那时的同事关系真好。在去陈老师2幢家的路上，我好奇地看着路边的新房：十来幢两三层楼的砖瓦结构房屋建筑依次纵横有序地坐落在西溪河畔，建筑既有苏式陡斜格窗的设计，也有中式民居青砖黛瓦的容貌。当时，它还是西溪湿地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千年流淌的西溪河水向东通向松木场，与古老的大运河分支交汇，形成一个天然水泽。
我与胡大寅（其父胡挹刚）是左右邻居，阳台的中间只隔着一道护栏，可以轻易翻越过去。楼下是张适宜（其父张启宙）和魏老师家。楼上住王川玲（其父王惠熹）。左边邻居有管敏新（其父管佩韦）、黄百铭（其父黄祥楙）、郑普宁、王刚苗（其母王惠春）。右边邻居有王瑜（其父王绍艮）、徐煌、张念祖、王未娜、闫晓昭（其母林琼）、丰宁馨（丰子恺侄女），还有张慕骞教授、严群教授。后边的14幢住着王念生（其父王琦）、任平（其父任铭善）、金观源（其父金松寿）、周慈伟（其父周志瑞）、郁昭陵（其父郁永先）、戚缦如（其父戚文彬）、吕甘棠（其父吕荣山）、何赛文、李寅（其母梁仙翠）、董毅青、李杭、辛布尔（其父辛航）。10幢有沈乐乐（其父沈炼之）、白婉宜（其父白正国）、王亦新（其父王曰玮）、胡大萌（其父胡玉堂）、叶婺滨（其父叶作舟）、黎体凡（其父黎子耀）、陈烙痕、刘活源。11幢有叶望（其父叶克）、林崇明（其父林淡秋）、江希明、段铮、孙席珍、于小文（其父于光）、朱晚霞（其父朱子英）。4、5、6幢有焦梦晓、夏承焘、姜亮夫、盛逊（其父蒋礼鸿）、王琎、陈慧萱（其伯父陈士怡）、陈干（其父陈学恂）、周立（其父周洵钧）、王重鸣（其父王承绪）、陈可吟（其父陈桥驿）、蒋祖怡、王驾吾、翟墨新。后来有了8幢，朱福欣、张君川、吕漠野、陈嗣虞就住在此。1、2、3幢有左达、张家谦、李德余、陈企霞、易树青、李林岗、倪士毅、孔成九。16幢有杨芳菲（其父杨招棣）、周复来。17幢有沈朝森、周又曙（其姐夫梁璜辉）。杭大的副校长陈建功、陈立住在杭大新村以外的居所。年轻的干部还有沈桂芳、薛艳庄、狄洪元、蒋雄飞等。
大批教授、专家、懂教育的干部，造就了杭州大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灿烂辉煌成就。当年杭州大学还是一所年轻的综合性大学，办事效率却很高。夜晚，皓月升空、星星闪耀，各家各户柔和的白炽灯灯光依然通明，老师们有的正紧张地为明天的教学内容而筹备着，有的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努力奋斗着。
杭大的文科类是1957年搬过来的，理科类1958年才搬到道古桥宿舍。教职员工大部分住在此，小部分住在文三街“党校”“速中”宿舍（后名杭大河东宿舍，现名文三新村）。娄彦飞（其父娄志渊）、任平（其父任铭善）、吴游（其父吴向）也曾住过。
当年的道古桥、松木场洋溢着江南水乡的味道。西溪河从余杭苕溪一直流淌到松木场。来自安徽、浙西的商船经过芦苇、水草茂盛的西溪河汇聚松木场，京杭大运河的商船，钱塘运河的商船，络绎不绝。有卖蔬菜、水果、水产、山货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商贸区。夜晚，河面上波光粼粼，船上油灯闪闪，街上灯火阑珊，颇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韵味。
松木场河的西岸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大道，沿河的商船在此卸货，货物装上大板车、三轮车后，沿着保俶路就能直达龙翔桥菜场。在松木场的南面有一条清清小河流过一座拱形小桥流水桥，河水直通弥陀寺，形成了一个清澈的池塘，对面悬崖峭壁上的弥勒佛慈祥可亲，佛像前面的烛台、香炉总是烟火缭绕，香客烧香拜佛，祈福风调雨顺，世间太平。沿街商铺林立，有制酱店、制面店、卖肉店、豆腐店，每天清晨，热气腾腾、香气飘飘的白豆腐一出炉，顾客蜂拥而至，一抢而空。还有糕团店，松木场的油炸麻糕、桂花年糕很有名，也特别好吃。
1958年，连接杭城西郊的大通道天目山路还没有建设。从安徽、临安、老余杭过来的汽车都得走杭徽路（现称西溪路）。公路是细砂石铺成的，经不住雨水的冲刷，经常有班道工在修路补沙石。那时只有一条公交16路连接浙大、杭大、湖滨。由于杭大地处中间位置，到湖滨6分钱公交车费，到浙大也是6分钱。小时候，我特别会跑，偶尔也跑到了老和山下的浙大，煞有兴趣地详细地观察、对比两校的教育楼、学生宿舍、大操场、教工宿舍等。那时候杭州大学的规模真可以与浙江大学相互比拼。杭大教职员工上下班，通过学校围墙中间一扇门，杭大新村的教职员工可以从一座临时搭建的竹桥上穿行而过，桥下是清澈的西溪河。
出杭大新村的东大门，沿着西溪路往东走几十米，就可以看见高耸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牌坊后面的石牌上刻着1000多位阵亡将士的名字。
那时整个宿舍区采用竹篱笆围栏，大门也是竹制的。宿舍西边是一片果实累累的水蜜桃园，没有围栏。七八月份正是水蜜桃成熟的季节，鲜嫩硕大的桃子都用纸包裹着，小孩子都很诚实，夜不闭门、道不拾遗。记得有一次，早晨我排队买菜时，意外捡到了一张掉落的5元人民币。当时大人都教导我们，财富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别人的东西再好，也属于别人的，捡来的东西要及时归还失主。我问遍排队的所有人，终于把钱及时归还了。当年5元钱，也算一笔较大的生活费用了，谁遗失了都着急呢！
杭大新村西面有一片坟地，有一块大牌坊，那里是抗击太平军的法侨义勇军公墓，里面坟茔林立，野草丛生，野鼠无数，偶尔也有蛇出没。再过是杭州奶牛场，堆放着大量的草饲料，有上百头奶牛。每天生产牛奶，供应市场。看着工人挤牛奶，也是一件兴奋的事。当时鲜牛奶价格是一瓶半磅0.12元。宿舍里的教授老师都喜欢喝。出了奶牛场，是黄龙大队的地界。抗战时期，日本想打通浙西线，造成大批难民逃难。等他们再返回家园时，房屋已经面目全非，只得搭建临时草棚栖息。1959年，国内开始搞经济建设。杭州着手建造天目山路，道路经过杭大正南门。西溪河改道，在杭大新村的北面开凿了一条新河。建造新河的任务由留下的解放军部队完成。没有先进的挖掘设备，全凭解放军的双手、铁锹、洋镐。天目山路建成后，那座贯通杭大与杭大新村的竹桥拆除了，中门随之关闭，往西建成新大门，替代竹桥建造了水泥马灯桥。60多年过去了，那河水仍旧缓缓流淌着，不免使人回忆起当年建造天目山路的艰辛。
1958年组建杭州大学时，我父亲王锦光还不到40岁。在老知识分子中还算年轻教师，他也在为老杭大的文化传承而不断努力着。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他除了完成繁重的物理教学任务外，开始研究中国物理学史，当时在此领域还是中国科技史上的空白点。从1954年他在《物理通报》发表第一篇论文《古代中国物理学的成就〈梦溪笔谈〉读后记》起，到“文革”前夕，发表的《中国石油史话》《水压机史话》《机车史话》《中国古代色散史话》等文章共计25篇（不包括“文革”中遗失的论文）。1962年1月，他成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兼职研究员，指导首届中科院两名中国科技史和物理学史研究生，从此京杭两地来回奔波。他一生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论文也引起英国皇家科学院李约瑟博士的高度关注，1965年，李博士专程来杭州，在杭州饭店与我父亲探讨中国科技史的现状与发展。
我父亲经常与杭大的教授、专家讨论中国物理学史上的疑难问题。他拜访夏承焘教授。因为古代宋朝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大量出现。父亲经常为书中的古文，找到夏先生解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忘记吃饭时间。一天傍晚，他没有按时回家吃饭，母亲叫我去夏家找他。刚进书房，我就被夏先生家的藏书震撼了，书架顶部接近房顶，书房四周全是书，特别是一些珍贵的线装书，可能有不少孤本、善本。
父亲还时常请教刘操南老师。刘老师对历史文化科学有独特见解，刘操南老师还写过《武松演义》，成为文化历史市场上一本畅销读物。有一天，刘老师特地拿出他的《武松演义》借给我看。我真是兴奋不已，一个劲地说：“谢谢刘伯伯！”
父亲虽然脑子里知识不少，但是，对子女的教育惜字如金，从来不解答我们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总是一句话：“看一下参考书不行吗？”由于了解父亲的脾气，我们不找他提问，而是自己找书看解决问题。但他对我们的一些奇思妙想，非常支持。1959年的夏天暑期，天气炎热，老天又多时不下透雨，附近的花园大队田里的黄金瓜、雪梨瓜长势良好，个个香甜清脆。我和王矩刚、汪忠尧商量着卖瓜赚钱交学费。当我把打算告诉我父亲时，他却毫不犹豫掏出袋里的钱作为卖瓜的本钱。我们三人一起蹦跶起来，迅速地挑上两只箩筐去找农民买瓜。农民也奇怪了，这些12岁左右的小孩也能够卖瓜？我们三人挑起扁担朗朗唱着：“一呀一、二、三！”把瓜挑到杭州大学门口，吆喝着：“卖瓜了，卖瓜了，又香又甜的黄金瓜、雪梨瓜！”路人一下子就把瓜买光了。下午我们依然“外甥打灯笼——照舅”，又卖了两筐瓜。周洵钧老师路过大门口，见此场景与我们三人开起了玩笑：“小孩子不在家做暑假作业呀？跑到校门口使劲吆喝，叫附小班主任知道了，不批评你们呀！”我们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学习大学生勤工俭学呢！”之后周老师对我父亲讲起此事，他才明白了缘由，说：“真难为这些小孩子了。”
我弟弟王维洛从小就有打乒乓球的天赋，父亲给予大力支持，买乒乓板、乒乓球、运动鞋，之后进了少体校。少体校在青春路老浙大那边，怕弟弟年幼迷路，父亲还专门送了第一趟。由于“文革”开始，他的运动员生涯戛然而止。每当提到此事，父亲总是唏嘘不已。20世纪80年代维洛定居德国多塞尔多夫，每到中国乒乓球队出场，他总是担任志愿者，为中国队当好翻译和参谋。
我到了高中一年级，母校杭大附中开始试种油菜，由杭大生物系借调过来的陈樟福老师指导。我们信心十足，父亲也大力支持。他借来几本关于种植油菜和蔬菜的科普读物，供我参考。我们采用书上的技术给油菜松土施肥。那时氮肥挺多的，从大操场旁边的厕所里抬来粪便就可以浇在油菜周围。书中又说，油菜还需要磷钾肥，我们又想方设法到上宁河中去挖河泥。正值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冰水刺骨，我们高一甲班十几位男同学勇敢地脱掉御寒的外裤，赤着双脚，毫不犹豫地下到深水中，用洋锹挖出数百桶河泥，撒在油菜地里，既增加了油菜的肥料，也起到冬季保暖作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到第二年的春季，油菜枝枝长得枝茂叶盛，有一人多高，主干直径有一寸粗，油菜地一片绿油油的。油菜籽果实外壳也有豌豆壳大小。见到如此丰收景象，陈老师开怀大笑，说这是他从事植物研究十多年以来见过的最好的油菜田了。等到油菜全部收割完毕，打下了油菜籽，过磅一称，亩产超过了省农业厅公布的油菜亩产记录。
由于父亲有如此特别的教育方法，我们家的孩子个个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体育扎实，每年都是三好学生。父亲在我们卧室的墙壁上开辟了奖状栏，10多平方米的墙壁上挂满了各色奖状。“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父亲的教子方法在杭大新村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66年“文革”开始，使得一切都变得“无厘头”的疯狂。取消了高考制度，宣告我们高中毕业生12年学习成果都付之东流。高校批判反动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杭州大学的“文革”从批判林淡秋、夏承焘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如燎原烈火遍地开花。把书当作万恶之源，杭大教授家、老师家都变成了大劫场。夏承焘，姜亮夫、任铭善、胡士莹、蒋祖怡、王承绪、蒋礼鸿等的书接二连三地被抄走，更有甚者，还在路上焚烧书籍。轮到我家是一个月以后了，因为我家都是科技书、古籍书、外语书，红卫兵看不懂，就煞有其事地命令：封存起来上交！这阵势把王维洛吓得不轻，当晚就登上火车，到南京姨母家躲避了，为此他一直心存内疚。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被封存的书籍却意外流失在杭州旧书市场，几年后，我弟弟王维洛、王洛夫，竟然在羊坝头杭州旧书店发现十多本有我父亲亲笔签字的古书籍，他们二话不说，掏钱买下了失而复得的珍品，续写了书的传奇。
“文革”让我父亲的研究成果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作品均被定义为宣传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典型。因为古代研究科技的人必须是有文化、有学识、有社会地位的学者。当时有人荒唐地提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名扬四海的地动仪、天浑仪都是封建士大夫发明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孙云求、方以智、张震都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宣传他们就是为才子佳人歌功颂德。父亲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即使如此，他依然相信科技的力量、人民的觉悟、正义的道路。他转变方向，开始钻研半导体技术。半导体技术属于尖端军工任务，“文革”中教学和其他科学研究项目可以停止，但是物理系担负的半导体尖端军工技术研究任务一天也不能停止，由周总理、聂荣臻元帅总负责，这里有尚方宝剑头顶悬着。我父亲有幸成为技术攻关组的中间一员。他刻苦钻研，不久就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去离子水试制任务，开始研制半导体工作。杭大为此专门举行了庆功大会。父亲成为制造去离子水的专家，为半导体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8年，“文革”仍旧持续，两派“革命群众”的斗争此起彼伏，互不相让。军宣队、工宣队相继进入杭大附中（我的母校），但也陷入派系争论中，对学校管理束手无策，只是管理着老师们每天不断地反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部分学生要么在局外观察形势，或者在校外游荡，乐哉、悠哉。已经两年时间不读书了，我找到负责我班的工宣队周师傅，要求回校复课闹革命。周师傅听完我的建议，也表示支持，但她无奈地告诉我，虽然复课闹革命非常正确，但是具体做起来很困难。老师们正在集中学习，对过去的教育反思也没有结论，他们无心来上课。况且，现在教科书在教育书店都找不到。最后，她给我出了一个时髦的建议，叫“自己解放自己”：“我知道你过去学习成绩不错，就带头做个老师，办个什么自修大学之类的。”因为那时出现了一个“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广播、报纸上也曾经热闹宣传过一阵子。我本想方设法与同学们一起，在复课闹革命的大旗下重回神圣的课堂，现在反过来把自己给圈进去了。回家后，我无奈地把过程讲给父亲听，他倒感兴趣起来，说：“你今年都已经21岁了，老大不小了。这个年龄，我已经当老师了，还在多个学校兼课，来回奔波，开始养家糊口了。”接着，他建议说：“就试试讲授党史吧，不会有错误的，也符合复课闹革命精神。”说着就从书架上找出几本党史资料，还指导我编写授课大纲。在他的帮助下，我照葫芦画瓢，有模有样地写起来。以后张适宜借我三本党史资料，参考范围更广泛了。一星期后，我郑重其事地把讲课大纲交到了军宣队、工宣队办公室。几天后，周师傅找到我，说：“校领导批准了你的讲课提纲，可以准备上课了。”并且带领全班同学用自来水、抹布把积满灰尘的桌椅板凳全部擦洗干净，整整齐齐地搬进了教室。一场复课闹革命的喜剧热热闹闹地开场了，结果却以虎头蛇尾地收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种“抛砖引玉”、大家靠自觉，自学文化，自学知识的游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复课闹革命结束后，同学们又开始游荡了，再也没有第二场复课闹革命了。我非常懊恼地回到家里，父亲听完我的讲述，却哈哈大笑起来，“乌托邦、乌托邦，一个新式乌托邦的故事！”
1968年下半年，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热潮，校园里全都是大幅红色标语和表示决心的大字报。随后，又出现了去黑龙江插队的大标语。我奇怪了，景秀江南的浙江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还得跨越三千公里去北大荒战天斗地？我想不如到附近农村调查调查，想想办法，来个名正言顺的插队落户。回家后，就和父亲商量着，他也很支持，马上给了我20元钱，说去碰碰运气吧。几天以后，我约了林博、胡大寅，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登上了去兰溪的长途班车。半天后到达兰溪县城，找到兰溪县革委会。他们表示，非常欢迎杭大附中的知青到兰溪县插队落户，并且建议我们去兰溪林场。那里林木苍劲，山清水秀，植被覆盖良好，是一个发展林业的好地方。而且他们立刻开出了欢迎杭大附中学生到兰溪插队落户的书面文件。我们满怀希望地怀着感激之情告别了兰溪县革委会的好心人，绕道金华，去浙江师范学院看望了林博的父亲林国珽。在光线昏暗的教工宿舍走廊过道遇到了他。看着5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走路慢吞吞的，真是感慨不已！
回到杭州，我们赶往杭大附中把兰溪县革委会的文件交上去。当时的领导告诉我们：“感谢你们对上山下乡工作的支持，不过上山下乡的指标已经下来了，你们中间的大部分要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也希望你们积极配合支持。”我们拿回来的文件成为一张废纸。回到家里，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了父亲，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立刻做好去北大荒插队的准备。”
1969年3月9日清晨，钱塘江边白塔岭的铁道旁，停着杭州市从此铁路道口发往北大荒的首列知青火车。早春二月，寒风凛冽，1000多名杭州知青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杭大附中的知青有近120位，坐满整整一列车厢。有四五十位杭大子女，不少还是兄弟姐妹，如盛逊、蒋遂姐弟，王岳洛、王维洛兄弟，娄彦飞、娄健兄弟，王心田、金曼玲舅甥，张辉与表姐李琳。送行的人员达到三四千人，刹那间把整列火车包围得水泄不通。交谈声、道别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传来阵阵悲伤的啼哭声。汽笛长鸣，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一再劝告送者下车，列车马上启动了，可是大家都紧紧地拥抱着，没人肯轻易离开。
在人声鼎沸的车厢内，在拥挤的人群中，老父亲从穿了十几年，颜色已经泛黄的中山装衣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折叠平整的书，我一眼看见，那是一本刊载他写作的《中国石油史话》的科学画报。1962年，我国在东北大庆打出了第一口油田，老父亲翻遍有关资料，写出了珍贵的史料。他对着我兄弟俩动情地说：“今天你们就要走上新的道路，可能是一辈子种地耕耘，也要开辟一条新路，只要不断探索，总会有新发现。过去讲东北有三宝，现在又多了石油一宝。你们在农村种地之余也可以关心一下石油。总之要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做自己能够办的事。”
到了东北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弟弟一直牢记父亲的话，走好自己的路。无论是种地垦荒，还是以后进厂务工，一直努力着。不过我俩都没有机会碰见过石油……
1977年9月，邓小平发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指示，同年10月全国各省市进行初试，12月又进行了复试，五百多万历届考生和知青进入了高考的考场。1978年又进行第二届考试，数千万知识青年科学的春天回来了。杭大附中的张梦新、陈武强、金观源、汪祥辉、石永利、任平、尹俊骅、应晶扬、陶士和、潘克非……都相继进入大学的校门，重新开始了失学12年后的学习生涯。1977年，我也有幸进入浙江大学光仪系，同年王维洛进入南京大学地理系。
1978年，全国各地的大学开始筹备招收硕士研究生，杭大把我父亲的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研究专业提上了首次招生的名单，这使他激动不已。他废寝忘食地准备，全力以赴地出考试题，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经验和题例，考题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删选，招收了杭州大学物理系首届物理学史两位研究生闻人军、薄忠信。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根据2018年5月下旬，浙大物理系对全国各大学的物理系相关专业研究生招生先后次序排列情况的调查统计，当年杭州大学开办的第一届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研究专业是全国最早的两个专业。
在以后的时间里，师生三人开始对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有《宋代科学家燕肃》《关于中国古代用凸透镜向日取火的问题》《我国古代的衡器》《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机的研制》《中国历史上的冰透镜》等。以后又有了第二届、第三届物理学史研究生……
1981年，第16届世界科技史研究论文发布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我父亲共发表了三篇论文：《抱朴子中的物理知识》《十辉辩证》《〈考工计〉的成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的解释》。我父亲用有力的证据和科学的方法说明中国古代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对世界科技发展起到巨大的进步作用，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这三篇论文全部编入大会文献和论文集，在全世界出版发行。(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与洪震寰合作编写《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话》。洪老师是我父亲在浙师院时的学生，是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1955届毕业生，分配到温州一中任教。由于教学出色，先后担任温州一中教导主任、校长、温州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省政协委员。他热衷研究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几十年来与我父亲长期密切合作研究，1980年开始编写《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话》。此书涉及中国古代物理学的方方面面，从物质开始，到物理学的光、机、热、电等，内容丰富。他俩经过努力，终于在1981年1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中国第一本物理学史著作，也是物理学史研究生的必读教材。以后他与洪老师继续努力合作，在1986年完成了《中国光学史》的编写，并在当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详细叙述了祖国古代在光学上的成就，从古代中国人用冰透镜向日取火开始，到凸透镜向日取火的过程，说明中国人利用太阳能的水平。对虹色散本质研究、对晕的研究、对小孔成像的研究，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在光学研究上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著作都得到了世界科技史学界的承认。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早期来中国，通过中国出版界有识之士的推荐书籍，逐渐了解中国的科技，并且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史》。1965年，李约瑟到杭州饭店约见了我父亲与胡道静先生两人。1982年4月，他俩合作发表了《墨海书馆》，详细介绍中国古代出版界对中国科技研究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1984年北京举办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我父亲发表《郑复光〈费隐与知录〉》，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光学知识对世界光学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
我父亲坚持对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的研究长达30多年，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不但推动了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也影响了世界科技史界对中国物理学史的认知程度。1984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讨论会上，我父亲被选举为第一届中国物理学史研究会会长。在会议上，他与学生李磊、何卫国合作发表了论文《赵友钦和郑复光对小孔成像的研究》。
杭大新村住着多位科技史的专家、教授。王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史专家，他曾经写下多篇中国化学史论文，研究过古代青铜器的铸炼，铁的铸炼，炼金、炼丹技术，火药的成分，炼铅、制陶、制瓷技术……为世界科技史提供了中国人在古代化学研究中的翔实资料。因为王琎教授年龄几乎大我父亲一辈，所以我父亲多次到他家，与老教授一起，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科技史。不幸，王琎教授因歹徒入室抢劫而遇害，使他俩的密切合作戛然而止。1988年，浙江集会纪念王琎教授100周年诞辰，父亲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称赞王琎教授在中国化学史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该讲稿登载在《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上。
沈康身教授是中国数学史研究专家，由于他俩年龄几乎相仿，因此两人的交往就显得平静流畅。有时沈老师到我家来，有时我父亲到他家去，在斗室里畅谈几小时。在路上相遇也会交谈。偶尔，我也听见他们交谈，知道中国古代数学辉煌的故事。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它的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著名的著作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算经十书》《授时历》《算经十书》等。父亲与杭大历史系徐规教授合作撰写《张荫麟先生的科技史著作述略》。
1987年，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物理学部分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孙云球、黄履庄、赵友钦、邹伯奇、沈括的词条都是由我父亲编写。
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能够忘记先人和前辈的不懈努力，他总是忘记不了朱自清先生对他的谆谆教导。1982年10月在温州一中80周年校庆上，他发表了《忆朱自清先生》一文。我父亲家祖籍温州，世代居住在温州百里坊四营堂巷55号王家老宅，那是一座晚清民国初年的典型民居建筑，1929年，著名文学家朱自清租住在我家。那时，朱自清在温州一中从教，写下的“月朦胧，鸟朦胧，卷帘海棠红”成为千古佳句，他的名言“英奇匡国，作圣启蒙”成为温一中的校训，他的散文《荷塘月色》《背影》世界闻名。在他的影响下，温州出现了谷超豪、沈练之、白正国、徐规等数学家、历史学家。现在是温州市的文保遗存朱自清故居仍旧保留完好如初，供游人观赏。到了父亲耄耋之年，他依然能够熟练地背诵出《荷塘月色》和《背影》。
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指示继续发掘中国古代先人和外国友人对中国早期科学技术方面发展做出的贡献，使得《中国大百科全书》里记载的历史人物更充实、完整，并布置我父亲继续在中国物理科技史上提供更多的人物资料。为此，我父亲再次查阅文献资料，先后完成了对丁拱辰、帕斯卡、德布罗伊的传记的编写，文章全部登载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或[机械学]）上。他写出了《中国古代对海市蜃楼的认识》《中国古代颜色科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在光学研究方面对世界科技的影响。在考证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的基础上，他还积极宣传国外科技史对中国科技史的推动力，他总是说：“科技无国界，大家都是相互影响、共同进步发展的。”1988年，他完成了《世界经典物理学简史·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省科技界加强了对本省、市的历史、文化、科技史的发掘工作，我父亲不顾教育、科研工作繁重，写作任务紧张，投入该有重大意义的发掘工作中，他先后编写了《沈括的科学成就与贡献》《沈括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古代计时考》。
由于我父亲30多年来在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研究上的成绩，引起国际科技史同仁们的关注、重视。1987年6月，父亲出席了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召开的国际科技史会议，发表了《谈〈墨经〉》《梦溪笔谈》《革像新书》三本中国古书中的光学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仍旧雄心壮志、宝刀不老，先后又完成了《郑复光〈费隐与知录〉中的光学知识》《中国古代光学》《中国古代科学史纲》。
父亲自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最着重研究的科学家就是沈括，他一生查阅了成千上万的资料，历时60多年使得沈括的科学研究和历史贡献不断完善。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族，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皇祐三年（1051），父亲沈周去世，至和元年（1054），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主簿，遂治理沭水，开发农田，颇有政绩。嘉祐六年（1061），沈披主持芜湖万春圩工程。
父亲告诉我，他一生中有一个英国的好导师李约瑟博士。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撰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有一位美国的好同事席文。
席文（Nathan Sivin，1931—）是著名的科学史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我父亲曾经于1982年发表过《席文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1987年6月，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召开的国际科学史会议上，他俩首次相遇，对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研究进行了探讨。之后父亲再次访美，他俩又对中国科技史物理学史进行了长时间研究。2018年年底即将出版的《王锦光存论著》，由席文教授执笔写下了序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我弟弟王洛夫、王维洛相继到美国、德国留学。由于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良好的业绩。他俩继承了父亲的艰苦奋斗精神，不做出些成绩誓不罢休。出国数十年，几乎难得回国探望父母亲。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就承担了孝敬父母亲的主要责任。每个星期，我必定抽出一天时间回到杭大新村看望他们。因此对于父母亲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他俩每天清晨去登保俶山、眺望西湖。山清水秀的杭州美丽风光，仿佛是他俩的魂，杭大新村是他俩一辈子的家。
提起对杭大新村的回忆，不得不讲到我的母亲林秀英。母亲自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的宿舍搬来，已经6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旧住在杭大新村，是杭大新村目前少数几位依旧健在的杭大老教职员工。母亲曾经是温州市高等商校初中理化老师。1952年随我的父亲到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担任实验老师。当时物理实验的条件很差，仪器奇缺，只有静电计、闪烁镜、音叉、交直流电表等。为了配合课堂教学，她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改变现状。那时全国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经验，她也抓紧时间学习俄语，购买苏联的物理实验课本和译本，翻译并编写演示实验教材。就地取材，和物理工厂的师傅一起设计制造了力学、电学、光学等30多台演示仪器。来访的苏联教学代表团到物理系参观，对物理系的演示实验仪器大加赞扬，特别对部分自制的实验仪器更是刮目相看，认为可以与苏联的大学实验仪器相媲美了。1953年冬天，天降大雪，整个秦望山浙师院校园成为冰雪世界，山道结冰行路难。清晨，正身怀着未降生的王洛夫的母亲急着去给同学们上物理实验课。父亲赶紧给她穿上草鞋，递上竹棍，叫我带领着她下山，才及时赶到物理大楼。在十多年间，她共设计制造了100多项演示实验仪器，提高了物理系的教育质量。
20世纪60年代，杭大物理系开始研究放射性物质，引进了放射性物质同位素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系领导交给我母亲保管。1963年9月，发生了两只存放铯的铅罐失窃的事件，区公安局、校保卫科经过多次排查，都没有破案。那时杭大的校园基本是敞开式的，除了南边有围墙，东、西、北三面都没有围墙。教学大楼的四周还都是农田，蔬菜长势茂盛。母亲因长时间接触放射性同位素铯，体内白细胞数量极低，正在家养病。听到此消息后，她非常着急，每天一大早就跑到物理楼四周查看，寻找疑点。有一天，她发现大楼储藏室窗外有四个人，正鬼鬼祟祟地装着抓蟋蟀，她试探着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贼人心虚，见势不妙，撒腿向校园的西北方向逃窜。出了校园，就是花园大队的农田和农舍、树林。母亲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尽全力追上去，边跑边喊“抓小偷，抓小偷！”一直追到了花园大队。正巧有几个农民在田头收拾玉米，听到喊叫声过来把四个人给逮住了。送到派出所后，经过审讯查实，原来这四个人确实是惯偷，不久前刚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就是他们偷窃了物理系的两只铅制铯容器。另外他们还偷窃了体育系的几十只铅球。这几个惯偷经常在杭大校园里活动，伺机偷窃。那天还想行窃，却被我母亲逮住了。他们应该感谢母亲，要是他们把这两只铅容器打开，那可是要了他们的性命的。杭大物理系放射性同位素连同铅制容器被窃案就这样破获了，还带出了体育系铅球被窃案，母亲这种奋不顾身勇抓窃贼的事迹也成为一段佳话。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进入困难时期，我家算得上杭大新村里的吃粮大户：有九口人，父母亲，五兄弟姐妹，外公外婆。母亲开始精打细算，她把在浙师院头龙头宿舍购买的大铝锅又重新启用了。以前每天清晨，她就把铝锅用绳子套在我肩上，我带上维洛、洛夫，下山道，过劳动桥，再爬斜坡到大食堂买稀饭、馒头、油条、烧饼。1960年以后，母亲就用这口铝锅煮大锅饭。饭煮熟了，用木杆秤称重，按照各人的粮食定量分饭。记得那时有居民、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几个等级差别，分别是每月24、25、29、32斤。按照粮食定量，我可以分到1.4斤左右的熟米饭。因为正在长个子，几口下去，就把米饭扒拉光了。她和外婆总是再把熟米饭分点给我，而自己则再煮南瓜、胡萝卜等，填肚子。近60年过去了，母亲家至今还保留这那只直径50厘米的大铝锅。只要一见到换过几次锅底的大铝锅，我总会记起那个不平常的艰苦的年代。
“文革”时期，她依然分管实验室工作，只是不再上课了。由于杭大物理系依然承担着国防科研——半导体研制工作，实验室的工作就没有理由停止下来。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和贵重物品，包括稀有元素、无线电材料、半导体原材料等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她公私分明，作风过硬，管理精细。工宣队成立的资产清查办公室，通过严格的清查核对，给予她结论为“账目清楚，分毫不差”。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我母亲到近代物理实验室工作。由于学校已经十年没有实验课了，一些贵重精密的仪器由于搁置太久而失灵，维修仪器的工作十分繁重。她以娴熟的技术进行维修，逐台调试，使仪器正常运行，保证教学进展。可是有一台黑度仪问题特别严重，还是德国进口设备，而且是做光谱定量实验所必需的。她对照仪器的说明书，逐条检查，终于解决了疑难问题，使仪器能够重新正常使用。平时，她十分爱惜设备物资，做到能修则修，能回收则回收。即使对倒翻在地的水银，她也千方百计地收拾起来，用蒸馏法提纯后备用。对淌到墙角无法回收的水银，用硫黄粉撒在上面处理，以减少实验室受汞蒸汽污染。受母亲的言传身教，我本公司的设备、机器及检验仪器基本也都是我自己动手修理，既可以开拓思路，也可以节约成本。
母亲从事物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工作近40年，她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全部汇编成教材，传授给学生（含实验员班学生）。她为大四学生开设了“物理实验与科学发展”选修课，在物理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
2010年临近春节的一天，街道领导突然到我家拜访，说要给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届老劳模拜年，不忘记当年老劳模对祖国建设的做出的巨大贡献。原来母亲在1955年被评为杭州市首届先进生产（工作）者，于1956年3月29日出席了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浙江省级还没有开展评选，浙江师范学院等省级单位均参加杭州市评选）。
2008年12月19日清晨，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急促地告诉我，“父亲身体不适，你赶快送他到医院看病”。我立刻驱车赶到杭大新村，奔上二楼，父亲刚吃过早饭，正坐在藤椅上看书。我急切地说：“你身体不适，我送你到浙江医院看病去吧。”他缓缓地说：“没有呀，我一切正常，别听你妈妈瞎说。”妈妈则赶紧说：“是的，他真的不太好。你就赶快送他上浙江医院检查吧。”我又劝说父亲去医院。十多个来回的劝说，父亲执意不从，坚决不去医院看病，我只得干坐着。我的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都赶来了，大家一起劝说，他仍旧坐着不动，坚决不去医院。两个小时僵持下来，父亲就说：“没事的，你还是回公司工作吧，有事再叫你。”我说：“这样行不？你站起来走三圈，如果没事，我先走。如果走不了，你得立刻上医院。”“好，就这样。”父亲果然从藤椅上站了起来，挺直腰板，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三圈，说：“没事吧，你得走了。”我没办法，向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做了交代，看着父亲，心里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公司。中饭时分，我打电话回家，姐姐告诉我，父亲已吃了中饭，上床休息了。我的心稍稍安定些，期盼父亲一切平安。下午1点半，我突然接到姐姐电话，午休后父亲起床时，突然不行了，正用救护车送到市中医院抢救。我立刻赶到中医院，父亲正躺在急诊室病床上抢救。嘴里插着人工呼吸机的输氧管，左手臂上插着输液针管，右手臂上套着监护套。心率、血压显示还很正常，就是呼吸弱了。父亲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微笑，仿佛在说，“这次，我又赢了！”我对着他耳边大声喊：“你就想证明自己那句话，活要活得顽，死要死得快，乐观笑对人生。这时你想过做儿女的感受吗？”但此时此刻他什么也听不见了。说完以后，我就大步赶去找急救大夫，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代价、全力以赴抢救父亲。”大夫说：“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第二天清晨，父亲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医生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一直坚强地活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了。”我呜咽了，人若能够像他那样活着，也算生命的最高境界了吧！他安详地走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永远离开了一生热爱的中国物理学史，他也离开了一生钟爱的杭大新村。看着他的遗容，我们小辈一起向他深深三鞠躬，缓缓地推起担架车上的父亲……
学校领导曾经想让他住到花园新村、华侨新村，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一辈子都与杭大新村结缘了！”21世纪初，杭大新村要搬迁，他与白正国、周洵钧、唐愫、倪士毅、娄志渊等教授联名上书，建议把杭大新村作为杭州市历史文化单位加以改造。2008年8月，杭大新村建筑群定名为“杭州市历史建筑”。非常遗憾，十年又过去了，父亲与这批教授大多相继离世，生前竟没能看到建议的实施。
2018年3月6日下午，杭州市有关领导视察杭大新村，指示要把杭大新村改建为历史文化街区。父亲，您的魂牵梦想终于将要实现！
2018年仲夏
作者：杭州大学物理系王锦光教授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