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情缘与心路历程
父亲20岁、母亲18岁时，两人由亲戚做媒在台州老家订婚，但他们为了各自的学业，一直没有举办正式婚礼。当时父亲在浙大龙泉分校求学、母亲在温岭老家读师范，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两人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母亲用竖写的小楷毛笔字给父亲的情书开头总是称呼他为“泓哥”（父亲的字为“一泓”），而父亲则叫她“雪梅妹”（母亲名叫“徐雪梅”）。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父亲从贵州遵义来到杭州，两人才正式结为夫妻，此后共同生活，养育7个子女，直到母亲辞世，相濡以沫50载。
我是家中第6个女儿，上面有5个姐姐，后来有了弟弟之后，左邻右舍都来祝贺，祝贺父母终于实现有儿子的愿望。大家猜想并说我父母重男轻女，“不生儿子不罢休！”其实不然，儿女双全只是人之常情罢了。当时家里有了6个女儿之后，就盼望能有个儿子，拿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品种多样化，有儿有女，成一个‘好’字，才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事，反之，如先有六个儿子的话，肯定也是想有女儿的。”而且父亲常说：“女儿多多益善，儿子一个就够了。”而母亲考虑到父亲有两兄弟，他又是老大，应该给他家族留下一个“根”。我长大后与父亲开玩笑说起：“你生介许多小孩干啥？本来按照你们原计划生三个孩子的话，可以更幸福些。”父亲笑着回答我说：“如国家早点实行计划生育，那就没有你们后面的四个孩子，你就没得做人喽！我就是要把你这个小女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看看的。”
父亲在世时曾多次与我们提起，1950年我国人口学家马寅初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研究院任校长时，他有幸与老浙大的一些同辈，如历史系黎之耀，中文系刘操南、张仲浦，外语系张君川等老师参加了第一期学习，与马寅初校长有过接触，并一起合影。那时马寅初还没有推出计划生育《新人口论》，他说：“我这是在响应国家号召，多生优生呢。”
父亲15岁时考入杭高，只身来杭读书。当年他就读的中学仅有两人考入杭高，其中另一人是校长的儿子，因此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大化学系，其中数学成绩为年级第三。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父亲先在浙大龙泉分校就读，1940年跟随竺可桢校长西迁贵州遵义。在龙泉到贵州遵义的西迁途中，他们遭到了无数次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次次的险象环生，为此汽车一路开开停停，用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才到了贵州遵义，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曾几次听他说起西迁途中的一场生死经历：有一天他们的三辆车队在行进途中突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前后两辆车一时躲避不及而不幸遭到了轰炸，车上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亡，他因是学生会干部，担负着护送竺可桢校长等教师家属的任务而坐在中间那辆车上，有幸躲过了一劫。父亲说，如果那次他坐在第一或第三辆车上的话，也许就没命了，之后就不会有我们兄弟姐妹的存在了。
1940年11月，父亲从浙大龙泉分校西迁到贵州遵义后，转入浙大本部文学院史地学系二年级就读，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大二理科生可以转文科，反之则不行。父亲转系是受同在学生会一起工作的浙江老乡、文学院史地系学长、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的地理学家、研究员赵松乔的影响。父亲在学生会与他一起工作时，两人交往密切，关系甚好。父亲转系也得到了竺可桢校长的支持与鼓励（见《竺可桢日记》）。
1943年7月，父亲从文学院史地学系毕业，留校当了顾谷宜教授的助教，兼任史地学系办公室教务员，负责管理全系学生注册和批阅学生作业、代拟各个课程考试题目以及负责阅卷评分成绩等教务工作。
前些日子我与姐弟一起去浙江医院看望浙大机械工程学、金属材料学专家王启东教授。他与父亲既是黄岩老乡又是大学同学，那天他与我们讲述自己与我父亲浙大西迁的经历和故事，其中说到他们在遵义求学和生活的艰苦环境：国民党的第二军械库，被老百姓称为“子弹库”的是本部竺可桢校长和教职工的办公行政中心，祠堂与寺庙以及周边的简陋房屋则是学生们上课学习的地方。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和学习条件下，大家仍然坚持了下来，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杭大新村的家，朝南连着阳台的是16平方米左右的客厅兼卧室，里间朝南的房间是父母的卧室。朝北的房间是子女们的卧室。房间都比较大，有16平方米左右，楼层也比较高，有3米多，每个房间都很敞亮，前后通气，包括厨房和卫生间，也都有窗户。听父母说，1957年我家刚从体育场路浙报宿舍搬到杭大新村时，先是住在最东面的老门牌1幢5号二层楼房的一楼，后来才搬到老门牌13幢15号三层楼房的二楼。两幢房子都是青砖木结构的楼房，楼梯和房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父亲在13幢15号二楼的这间住了长达近50年的卧室兼书房里，与同行老师们切磋教学和研究史学，与学生们探讨人生，接待国内外亲朋好友的来访。即便是在母亲生病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8年时间里，父亲仍然在此房间里，给学生个别授课、指导论文写作、搞学术研究。
父亲的书房里除了几大柜书籍和几十本日记是他的心爱物，伴随父亲用来备课做学问、接待访客和学生、度过一个甲子年的书桌，是他这辈子的另一个心爱物。而陪伴他近80载的两只皮箱则是见证他抗战期间跟随竺可桢校长西迁贵州遵义求学时的实证之物。两只皮箱暂时由弟弟保管，我们打算适时捐给有关部门，见证那段难忘的历史。
父亲总喜欢把书桌朝南对着窗口直放，而我小姐姐敏喜是个特别勤劳，爱整洁干净的人，平时她总是要把家里的东西放置得整整齐齐，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不知从哪天起，她在打扫卫生时把父亲的书桌转过来朝南横向放置了，父亲看到后就把它转过来了，理由是：直向放置，太阳从人坐着的左面照射到桌面上的光亮度比较适宜，看书不刺眼；有访客和学生来，他们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谈，更为亲切与平等，转身还可从书架上拿书，极为快速与便利；留出书桌两边的空间，可以走路，利用率高。
父亲经常把要发给学生的复习资料自己用钢板刻好，然后在学校印刷后带回家自己整理和装订。我和姐姐也无数次帮过他的忙，后来次数多了，我们摸索和练就了一套对面对流水线操作的好方法，省时又省力。每当完工后我们的双手都会沾满黑乎乎的油墨，那时还没有铅印，如不小心脸上抓痒痒或抹一下，就成花猫脸了。尽管每次义务当一回“操作工”和“熟练工”时，都要低头反复几个动作也蛮累的，但每当看到厚厚的几叠少则几十份、多则几百份油印资料（因为父亲除了在自己本系上课，还经常被派到外语系、政治系等其他系去上课，所以他的一次课程往往就需要印几百份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儿，供第二天学生们之用，我和姐姐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父亲多次谈起他非常希望我们7个子女中有人能学历史、接他班，只可惜我高考那年，杭大历史系的招生分数特别高，使我们无缘同系作师生，后来父亲对我说，文史不分家，读中文也一样，以此来宽慰自己。事后他曾让我去大教室坐第一排蹭他的课，课前帮他一起发资料。开始我乖乖地坐在第一排，但因他上课嗓门特别响，又不用讲台上固定放置的扩音器，我耳朵实在是受不了，就在帮他发完资料后就悄悄地坐到最后一排去了。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我三姐夫周章森老师有缘成为他的女婿，弥补了父亲心中没有子女继承他所学专业的遗憾，也使他得到了些安慰。只可惜小周老师因长期患病而忘我工作，勇挑重担，没能好好休息，在浙大四校合并之后不久，病情加重。虽经校领导嘱咐浙大一院全力抢救，由浙大一院院长和肾病主任医生强强联合，亲自主刀手术为他救治，但终因病情严重，小周老师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49周岁。噩耗传来，父亲痛心地发出感叹：“白发人送黑发人，小周他怎么能走在我前面呢？多好的中青年骨干人才啊！”
父亲从中年开始，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慎重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组织的考察，如愿成为历史系中老年教师里较少的一名共产党员。到了晚年，他几次嘱咐我们7个兄弟姐妹，希望他百年之后我们做到“两不、一要”：不开追悼会，不穿寿衣，要在他的遗体上覆盖党旗。
父亲一贯平易近人，对人热情，家中无论大小来客，他总是笑脸相迎，没有一点架子。他还融入孩子们中间一起交流学习，给我们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小伙伴们讲述中外历史故事和世界文学名著，给我们背诵唐宋诗词。尤其当他说起自己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专业——中国和世界近代史时，兴致更高。他从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讲到鸦片战争林则徐的抗英斗争；从1640年世界近代史的开始，讲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圈地运动。尤其是当他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说到拿破仑时，大家都会竖起耳朵安静地聆听着，还时不时地提些问题。我们在与父亲共同分享学习历史知识所带来的快乐时，兴高采烈，终身受益。
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个有趣的人，有时像个小孩子，没大没小。与姐姐同学下棋输了时，会顿足捶胸，生气得仰面躺下，嘴里还念叨着：“后悔死了！后悔死了！”但落子无悔，只得认输。
父亲是个直性子，有时也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与母亲争执几句，但过后不久，他就会主动向母亲认错。在我们孩子们面前，丝毫没有家长的架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并以此给我们子女做出示范。我长大后，当他与母亲发生矛盾时，总是站在母亲的一边，以至于有一次父亲问我：“难道我就没有一次是正确的？”我笑着回答说：“在我的思维定式中，你与妈妈发生矛盾后，认错与检讨的都是你，所以错的一方永远是你呀！”
父亲一生正直善良，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前不久从杭大人口中得知，父亲曾经在教授职称评审中把名额谦让给别人。我们深为父亲的这种豁达的胸怀所感动！
父亲对学生学业和生活上的关爱；有时胜过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女。无论是主动关心学生、当学生有求于他时，他会放下自己的事情及时地给予帮助，哪怕刮风下雨，甚至冒着大雪也会步行几公里去尽力解决。而相反对自己的子女却很“吝啬”。
新生入学报到的那些天，父亲常会去学生寝室转转，看到哪位学生生活上有困难，回来告诉母亲把新的被褥、床单、草席等生活用品拿去送给他们，以解燃眉之急。1978年的某一天，我姐夫小周老师与父亲谈起一件事：说他刚来杭州上大学那年，父亲看到他床上空空如也，了解到他因家境贫困连床单和草席也买不起时，就给他送去了床单和草席，事后他一直记在心里。父亲听他说了此事后愣了下，对他说：“这种事情做得多了，过后都记不得给谁送过了，原来我也给你送过？难道还有那么碰巧的事？那我们真是有缘成了一家人了！”随即两人开怀大笑起来。
我上初二年级，因患关节炎，关节红肿发炎，走路不便，还发高烧。有一次，妈妈陪我去浙医二院看病，恰巧这天父亲被邀去浙医二院附近的大塔儿巷杭州教师进修学校给老师们上课。母亲想让他顺道把我们带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公家的车是送他去工作的，家属私人不能占便宜。母亲说偶尔带一次嘛，再说女儿腿脚不便，坐公交要转两趟车，我家不是起点站还不一定挤得上。那时的公交车不像现在那么多，条件那么好，有时要等好久，几班车都挤不上是常事。母亲几次央求都遭到拒绝。第二次，他带了学生乘学校来接他的车一起去听他上课，同样不肯捎带我们，还解释说，学生是去听课的，子女是去看病的，性质不同。
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也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有一天，母亲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了床，也吃不下东西。当天下午父亲正好有课，母亲想让他与其他老师换一次课。父亲从事教学工作（包括下乡参加工作队）的几十年中，无论家中有多大困难，哪怕母亲生女儿时，他也没陪伴在身边。母亲总是默默无闻地承担了家里的一切，从未向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那天她实在是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父亲还是以工作为重，按时去上课了。但他心里也是不放心，向母亲交代，如有紧急情况就让孩子给校医务室和系办公室打电话，或打120，先去医院救治。之后母亲高烧急剧上升，高达40.2摄氏度，几近昏迷说胡话了，但还是没让我们子女给父亲打电话，直到父亲上完课急急忙忙赶回家后，才陪她去医院挂急诊。父亲被医生狠狠数落了一番。事后父亲说起这事，既后怕又内疚，所幸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起，父亲在1958年时的工资已经调到120元，这在当时已经算高工资了。但由于我们家孩子多，所以平时家里的还是比较艰苦的。父亲用了许多年的一只老式怀表坏了，一直没舍得给自己再买一块新的。每当要上课的那天，他就向系主任沈炼之教授暂时借来手表用一下，课后当即归还。当我们要缴学费时，父亲也会去向他借几十块钱，每月还5元，直到一个学期过后还清，但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又接着要借……父母多次提及这事，对沈先生的慷慨大度，总是教育我们要记得感恩。(https://www.daowen.com)
父亲从学生时代起就喜好各项体育运动，他曾谈起一桩趣事，把我们子女都逗乐了。说他在杭高读书时，曾因为踢毽子比赛败给了女生而愤愤不平，说学校只按照年级和班级组织比赛，而没有考虑年龄的差异。因为自己在班上年纪最小，当时还没发育，个头也矮女生一大截，自然踢不过她们咯！说完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我讽刺他说：“自己踢不过人家女孩还找理由托词，甘愿认输吧！”
父亲平时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还经常去条件比工体部大健身房好的体育系健身房找老师和学生练习乒乓球，提高球艺。他直到中老年仍保持着对各项运动的喜爱，退休前，曾连续几次在校运动会“托球跑”和1000米竞赛中，获得冠军，被学生誉为“常胜将军！”夸他是西溪校区中老年教师中的运动健将。退休后，爱好体育的兴趣不减，世乒赛、亚运会、奥运会、全运会等各类体育比赛场场必看。甚至70多岁，还会在凌晨两三点钟起来，身板笔直，盯着电视，目不暇接，全神贯注。每当看到比赛进入高潮或精彩场面时，他就会发出呐喊声和欢呼声，激动啊！痴迷度绝不亚于年轻人。有时妈妈会调侃他说：“看球赛比吃饭和睡觉还要紧，它们能当饭吃啊？”
“文革”时期，某一天晚上9点左右，七八个红卫兵造访我家。他们突然而至，我和刚准备睡觉的弟弟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喊叫声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母亲赶紧抱起弟弟，我则拉着母亲的衣角躲在她的身后。红卫兵进入我家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了查清你的历史问题，现在要对你进行抄家！”然后就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他们带走了父亲大大小小几十本日记本和民国时期的“袁大头”银币等几样物件。母亲对他们的行为非常气愤，因为那些银币是她用来给我们土法治病的，发烧时将它放在额头上，再用冷毛巾敷在上面，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母亲说它的奇特功能是可以帮助降体温的。
万幸的是，事后红卫兵造反派从父亲日记中了解到我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救过新四军伤病员，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过夜躲过了日本人的搜索。抗战时期，爷爷还把在大街上进行抗日游行的几十个学生邀请到自己家的院子（当时叫“老屋里”，现在称“爱吾庐”“五凤楼”，2015年3月被浙江省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里歇脚，并免费给每人一碗面条充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因此，父亲在运动中才没有被打倒。红卫兵从抄家时带走我父亲的几十本日记中也找不到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论，实在找不出给父亲关起来的一丝理由，因而使他逃过了被关押的厄运，幸运成了历史系21个中老年教师中唯一的一个只被抄家而没被关进牛棚的人。
1943年，父亲从浙大史地系毕业之后即留校当老师，直至正式退休。在他一生近5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同时还兼任了部分社会工作。他与历史系元老级教授们一起，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遍布在世界各地大江南北，可谓是习史育人桃李满天下。父亲70岁寿辰那年，历史系为他举办70岁寿宴，并邀请母亲一起参加，会上赠送对联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沈善洪校长原本要亲自到场，但因公务繁忙不能前来，亲笔写了贺词委托系领导代为宣读，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学校和历史系领导对老教授的关爱与尊重，也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由于妈妈患脑溢血瘫痪在床，全家商定由我作为家属代表前往参加。
在学生们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乐观、积极、热情，遇难事不忧不虑，遭灾难不慌不乱的老师。学生评价与他的情感关系是：亦师、亦父、亦友。学生还表示要将这份无价的精神财富终身收藏，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和后代。前年校庆我去历史系，他的学生还念及父亲与他们的师生情，纷纷与我亲切交谈，拍照留念。2015年8月25日，在浙大校友会主办的“浙大校庆学子走访校友行”活动中，我儿子的一个学姐听他说起自己94岁高龄的外公是老杭大人，就带领一个寻访团队上门去采访父亲。问起他是否想去参加校庆时，父亲很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去的！我要与小女儿和康康（我儿子的小名）祖孙三代加校友一起去参加。”可惜父亲最终没有等到这一天，不幸于2016年3月17日凌晨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享年96岁。
浙江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马克思学院潘迎华教授，30多年来一直把我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每年数次带着礼物去看望和孝敬他们，与我们亲如姐妹，就像家庭中的一员。在父亲弥留之际，她始终与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并参加告别会、送父亲去公墓与母亲合葬，陪伴着父亲走完最后的人生路程。她对我母亲也感情至深。23年前的冬季，我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抢救需要家属在医院24小时不间断地照顾和陪伴时，她主动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把当时正在交往的男朋友、现浙江大学博导吴良欢教授也叫上一起到医院值班，如同子女般耐心细致地照顾我母亲！
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首席研究官、学术副校长、历史学和经济史终身教授洪朝辉是父亲的得意门生，本科时他就跟着父亲作毕业论文，毕业时因成绩特别优异而留系工作，父亲与他有幸成了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同事和忘年交，之后他如愿成为父亲所招收的英国史在职研究生。1985年12月，洪朝辉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被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录取为美国史研究生，之后一直就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在美国的30年，他一直保持与父亲的联系，回国时也总不忘来看望他。2014年春天，在父亲耳朵基本失聪的情况下，他俩对话交流就以笔代嘴，他至今还珍藏着与父亲交流三个多小时留下的珍贵手迹。洪朝辉对我母亲也很体贴和孝顺，在母亲瘫痪在床的几年中，数次从美国带回西洋参来看望和安慰她！
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洪朝辉与他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已经昏迷，进入弥留之际，神情痛苦。洪朝辉与太太沈澜老师带着鲜花、慰问金与祝福心愿卡一起来看望他。祝愿卡上写着：“让我们再一起畅谈英国历史。”当他走到病榻前呼唤父亲时，父亲紧闭的双眼竟然睁开并露出了笑容。当洪朝辉告诉父亲自己决定到纽约一所全美排名52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担任首席研究官和学术副校长时，父亲更是连连点头，笑容持续了很久、很久……
母亲自1946年与父亲结婚之后，全力支持父亲的教学科研工作，甘愿牺牲自己，先后辞去了图书馆和幼儿园的工作，放弃了正式工作的机会，全身心地承担起培养和教育7个儿女的重任。同时不拿一分报酬，义务从事居民区的公共事业，承担了最辛苦的卫生委员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这对于一个读过师范，有一定文化和修养的女性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家人口多，开销大，母亲为了节约省钱，把一家大小从里到外的衣、裤、鞋、袜等针线活全部包揽了。一开始都用手工制作，还是自学的。自从1958年她用父亲的书籍稿费买来了一台上海“标准牌”缝纫机，做衣裤就省力、快速多了。
母亲给我们做的衣裤，每年夏冬两次都是步行到湖滨解放路百货公司去买布回来，自己裁剪、缝制、钉纽扣，边学边做。她舍不得坐6分钱的一趟公交车，舍不得买2分钱一杯的茶水。夏天来回一趟走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冬天则被瑟瑟寒风吹得嘴唇开裂、皮肤皱起。有时姐姐的同学来家，母亲会仔细观察，甚至撩起她们的衣裤进行琢磨研究，然后用旧报纸先裁出衣裤样子，再进行正式制作。平时还要打毛衣、织线袜、纳鞋底、做布鞋，一年到头没有空闲，一直忙到年三十的深夜，甚至到大年初一凌晨。每年的年初一早上，当我们睁开双眼，就会欣喜地看到自己床边整整齐齐放着全套的新衣新裤，新鞋新袜，看到孩子们个个穿着新装的喜庆样，母亲的脸上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听二姐敏文说起，小时候我家6姐妹同时出麻疹，她因体质比较好，是最后一个倒下的。麻疹会传染，不能多见强光和吹风，因我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同时去住院，母亲就在家里像开设“小病房”似的护理我们。她去医院配药给我们治疗，还特地买来墨绿色布做成窗帘遮挡阳光，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几乎包揽了买、烧、洗的所有家务，照顾着我们的吃喝拉撒、饮食起居。父亲因工作繁忙，但也抽出时间帮忙做些辅助事情。母亲为了照料我们，治愈疾病，真是太不容易了！
1969年2月底，母亲为三个姐姐要去黑龙江支边赶制三套一年四季的行装，在短短的几天中，她从买布料到打样裁剪，直到缝制，全部工序一人完成，于是日夜赶制，忙得焦头烂额，夜不成寐。难忘1969年3月6日，这天是杭州市第一批支边知青奔赴边疆的日子，也是我家三个姐姐去黑龙江同江乐业插队落户的日子。上午9点，在参加了少年宫广场的誓师仪式和欢送大会之后，知青与家属分别乘坐大卡车去城站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挤满了前去送行的人。没过多久，汽笛响起，列车即将启动，哭喊声响成一片。母亲好不容易找到姐姐，挤到窗口与她们6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直到火车启动还依依不舍，跟着列车走着一段路才慢慢分手……那情景，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连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都在一旁默默地擦拭眼泪。送走姐姐回到家中，母亲强忍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趴在床上痛哭起来，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牵挂和思念的真切流露。
邻居们看到母亲给我们做的衣裤，非常羡慕，常常要求给她们也做几件。母亲尽管很忙，但都能鼎力相助，从不推辞。平时邻居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也会来找她咨询求助，如小孩呛奶，两岁还不会走路说话等等，一直到哪家孩子结婚要缝制新被子，也都要请我母亲。邻居们都说母亲心灵手巧，有育儿经验；说她多子多福，缝的被子会给她们带来好运。
我家楼上有对夫妻，两人都是泰国华侨，“文革”期间双双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当时她俩在国内无一亲戚朋友，身边只有一个尚在咿呀学语的幼儿。冬季的一天晚上约8点多，这对夫妻带着他们幼小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来敲我家的门，他们带着哭腔和一脸的沮丧将家里的处境告诉母亲，边说边要跪下来哀求母亲帮忙收留照看他们唯一的亲人——年幼的儿子。母亲赶快将他们扶起来，又安慰他们说不要着急，尽量想想办法。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收养照顾被批斗者的后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万一被查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责任啊！在这对患难夫妻面前，母亲稍稍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随即将已经熟睡的幼儿接过来抱在怀里，张罗着去收拾床铺了。
在这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以她朴实善良的宽阔胸怀，不仅承担着极大的风险，精心照看着邻居的幼儿，还教会了孩子说话和走路，视他为自己的亲骨肉，直到夫妻俩双双平反昭雪回到家中。事后，夫妻俩逢人便说，是“管妈妈”救了他儿子，救了他们全家，这恩情他们一家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杭大新村环境的清洁干净，有一次母亲爬到高处清除墙角上的蜘蛛网，不幸跌下来造成脚踝骨骨裂。因她没有公费医疗，为了省钱，没去医院医治，自己给自己外表擦破的皮上擦了点红药水，指望让脚踝骨骨裂自愈。就这样每天忍着疼痛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其间还坚持一拐一拐地继续为居民区的卫生工作操劳着，因为没有好好养伤，受伤的脚踝一直无法痊愈，拖成陈旧伤病，经常会在阴天和梅雨季节酸痛。
由于母亲长期日夜操劳，过度疲惫，在身体严重透支的情况下，不幸于1988年10月30日下午4时许在胡玉堂先生家突发脑溢血昏倒了。在众人合力帮助下，由救护车送至医院急诊室，虽经医生全力抢救，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母亲脑部出血严重导致全身瘫痪，处于半昏迷状态，需住院继续治疗。遵医嘱家属必须24小时不间断地陪护照顾。为此我们每天排四个班次，每班6个小时，每班次配备一男一女两个人，护理母亲给她翻身时需要一人抬身、一人擦洗，还要时刻盯住24小时连续在手臂和脚上挂的液体，并协助护士每隔一段时间给母亲注射甘露醇，一瓶甘露醇必须在15分钟内用手推注完毕，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时效。尽管我们兄弟姐妹多，五个已经结婚的姐姐每家一个班次可以轮流值班，我和弟弟机动轮班。当时只有单休，平时大家都要上班，加上几个姐姐的孩子都还小，家里也脱不开身，有时会排不过来。潘迎华知道后就主动把正在交往的男朋友、现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吴良欢教授也一起叫上，两人值一个班次。加上我舅舅的外甥女、浙江医院的护士洪雪文，弟弟的杭大发小同学戚燿东等一些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填补应急陪护人员的空缺，解了燃眉之急，才使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度过了从10月31日至11月30日整整一个月在医院陪护母亲的艰难岁月。尤其是抢着值后半夜12点至6点这个班次的姐姐、姐夫是最辛苦的，他们为了看护好母亲，往往一个晚上不能合上双眼休息，早上又要赶到单位去上班。母亲出院回家时，医生和护士都羡慕母亲多子多福，个个孝顺；夸奖子女陪护细心，从不马虎；惊叹我们接班时间准时，从不迟到；甚至还说比他们医务人员还准时。因为我们换班都是提前到达，从来没有一个班次迟到过，那时晚间没有公交车，也没有的士、只能自己脚踏自行车、在寒冷的冬日后半夜12点钟前骑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赶到医院，确实非常辛苦。
在母亲生病瘫痪在床的7年零一个月的日子里，杭大新村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校系领导、老师同事等纷纷带着各种营养礼品前来探望和安慰她。大家通过多种方式为她寻医治病、陪她聊天。戚飞如（戚志红原名）妈妈陈育敏医生专门来我家，非常虔诚地双腿跪在母亲床边，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为她祈祷，保佑她早日康复。妈妈瘫痪以后，我们四处求医，只要有医疗信息就去联系。母亲先后接受了针灸、推拿、气功、中西药等多种方法的治疗，吃尽了苦头。特别是盲人医生推拿时，她浑身出冷汗，全身衣服湿透。剧烈的疼痛，使妈妈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实在令人揪心。尽管这么痛苦，坚强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挺过去了，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就连盲人医生都为她的坚强毅力感到钦佩。
7年多来，除了我们子女，父亲在一边教学，一边照顾母亲，对母亲无微不至，使我们子女深受感动。但虽经大家积极努力，母亲在与病魔抗争了近8年之后仍无回天之力。那天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赶紧骑车飞奔回杭大新村，顾不得与同时到达的先生说一句话，就直冲二楼。但遗憾的是母亲已经偎依在父亲的怀中，听着父亲为她轻轻地哼唱的小调不知不觉、安详地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时间停留在1995年11月21日上午9时许，母亲享年73岁。
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她一生中只对别人付出和奉献，而从未索取和得到。她的善良贤惠、勤俭持家、乐于助人的传统优良品德在整个杭大新村原住户中，几乎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称赞，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管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