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道古桥宿舍记忆
杨芳莘
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道古桥宿舍，我的童年记忆充满了杭大邻居大小朋友有趣的故事。因为我们童年经历的社会大动荡是我们后代无法想象的复杂性和惊险性。也许我们这一代，还有机会再来回忆在道古桥宿舍的童年时光。
我刚有记忆，“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当初住在老门牌16幢三楼。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搞教育学又酷爱文史书法。因为出身问题，加上负责过杭大的学生工作，所以在“文革”中多次被抄家批斗，甚至每一个系的学生都要来一次。记得正和邻居小孩在外面玩得起劲，突然听到杭大广播说要抄家了，就赶紧往回跑。没想到回到家，就看到红卫兵读着语录书，疯狂地开始抄家。因为害怕，我躲在大胆的大姐芳菲后面。父亲喜欢藏书，加上早年留学苏联，所以古今中外历史、教育、文学、政治等相关的书，他都有收藏。这也成了红卫兵重复来抄家的原因，因为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上看电影，一位大学生拿着一本我父亲的藏书，我问父亲：“为什么不问他要回来？”父亲笑笑说：“如果别人有机会读到书也是长知识受教育的。”他对人的豁达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初住在我们墙门里的有中文系孔镜清老师，外语系夫妇顾惠生、冯昭屿老师，地理系俞康宰老师，中文系傅国通老师、雪克老师以及吴洁敏老师。我清晰地记得和这些家的邻居孩子们天天在一起玩耍，有太多的美好的童年记忆。父亲喜欢和这些人文学者每天饭后在我们门前空地上（后面是番薯地）谈古论今。天黑蚊子太多了，他们会回到我家里继续交谈。记得有一次为了诗词的某个字，意犹未尽，回到家再摆开笔墨，尽兴挥毫。当初在杭大宿舍也算一景的是：夏天父亲会光着膀子和他的老同学老同事邵宗杰叔叔（之后去教育厅任厅长）一起散步到黄龙洞。几乎每天都有一大群邻居跟着他们散步、交谈，他们的谈论内容从人文历史到国家大事和小事。有时我也会跟着一起散步，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他们的聊天内容。记得有时候父亲出差在外，邻居会问我：“你爸上哪儿啦？”因为父亲不在，他们会觉得散步很冷场无趣。尽管是在那敏感的年代，父辈们思想上的交流无疑是文人间大脑、灵魂的撞击和相互间的最高信任了，没有听到谁的言论被告发了。这是真正互相欣赏的学者间的默契。
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父亲被调到杭大化学系做副书记。虽然父亲根本不懂化学，但他在化学系工作得不亦乐乎。周末，他需要住在大楼值班。一天晚上他带上二姐芳茵和我去值班。我在黑暗的大楼走廊里看到“太平间”三个大字，直接把我惊吓哭了。父亲听到哭声赶过来哈哈大笑：“这是天平室。”然后轻声细语地安慰我：“不要害怕死亡，鬼是不存在的。”又告诉我这里有很珍贵的实验室可以为人类创造很多奇妙的东西。那时我们家每天的座上客就增加了不少杭大化学系的老师。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和教育管理家，他对有才华的人特别珍惜。记得当初他还用他个人的关系去北京全国科学出版社强烈推荐化学系老师，从而拿到了国家分析化学手册的出版合同。因为“文革”刚结束做学问的人不多，父亲这样一下就把化学系的学术水平推到全国性的平台上。父亲的管理工作并不需要他懂化学，但是他很勤学好问，不断在学习化学基础知识。他常常告诉我们，比如：金松寿教授搞出了新的催化理论，张永敏教授、王宪教授又合成出新的有机分子，张逊玮教授又出版了关于有机试剂的书，戚文彬教授、吕荣山教授又有新成果，刘同宝教授研究出新型的高分子了等等。他基本上能说出每个化学系老师的兴趣和研究领域。父亲不但对化学系老师的研究学问很钦佩，生活上也对他们很关心。记得那时候家里已搬在幼儿园附近的老门牌2幢，邻居有马门浚老师、孔成九先生和倪士毅教授。那里安静做学问的环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住在旁边一层楼的周洵钧老教授和夫人唐愫教授经常来家里，父亲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在美国留学，一位是搞物理有机研究的，另一位是搞生物化学研究的。他还告诉我上海国家科学院生化所是第一个合成胰岛素的，还说生物医学将会有很大的发展与突破。周教授夫妇和我父亲谈论家庭子女生活问题时，父亲常常会给予关心和建议。周教授特别健谈，和父亲交流涉及面很广，有一次听他们聊修自行车津津乐道。还记得当初郑小明校长是化学系物理化学老师，他夫人在外地工作。父亲因为郑老师年轻有为，把他夫人调入了杭大化学系工作。之后我在浙工大生物工程系工作，父亲在市里工作，我希望父亲帮忙把我教研室主任的夫人从外地调回杭州。父亲却郑重其事告诉我他不能不坚持原则，为家人干私事。我当初听了很无地自容，却觉得父亲很不通情理。这可能也是我想要出国的原因之一吧。
夏承焘老教授也是父亲非常欣赏和关心的教授。他们时常以很独特的方式交流。父亲很喜欢他的诗词，有时情绪好也会对上几首。我和夏老的孙女夏哲明是在学军中学读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们每天一起上学，课后我经常在她们家玩。有时父亲写了诗词，就让我带过去给夏老，然后夏老审阅后又让我带回诗词给父亲。调皮的我还时常模仿夏老用温州腔念父亲的诗或词。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夏老的温州腔调把父亲的诗词读给他听，但我并不懂其意，搞得父亲听不懂，让我别卖关子了，赶紧把字条拿出来。如果我现在能记得住那些诗词该有多好！
住在老门牌3幢的是原杭大党委副书记高培明伯伯，也是经常过来和父亲谈学校的事，总有好多事要探讨和处理。印象很深的是，住在前面楼的老干部魏佑功老伯（原中文系总支书记）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后来他去丝绸工学院任书记。每天早上专车来接他前，他一定会到我家和父亲聊半个到一个小时。似乎他每天的计划都要和父亲商量一下。连对面楼后来搬来的杭大电工陈元龙师傅家也因为我们家是黄岩人而经常有橘子吃，他们家孩子生病也就会直接来我家要一些橘子（归功于我母亲的善良）。当年杭大副校长林淡秋伯伯、党委书记焦梦晓伯伯、朱红妈妈（尤新兰）、陈立校长、王承绪老教授都会不时来找父亲交谈。从小就觉得父亲是大家的主心骨。宿舍里不少远近邻居大大小小的事都会来找父亲商谈……之后，父亲调到杭大历史系任书记，又任学校教务处长。这样我们家就更变得门庭若市了，但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教学与科研。经常听到有老师来谈论有些教学优秀的但缺乏论文的教师，职称评定有挑战……有人疑问大学教授做研究的真正职能等等。父亲鼓励这些教授在不断提高教学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升研究学术的水平。他常以教育学的角度去解释如何使教学最优化，掌握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平衡，他总是提醒教授带入课堂的知识应该超越于书本知识，让学生终身受益……父亲不管每天人来人往非常繁忙，晚上睡觉前总要读书看报到深夜。我们家的灯总是宿舍每天最晚关的。(https://www.daowen.com)
母亲严雪宾，以前教过音乐和文学，后在教务处工作。“文革”中也因为外祖父的大地主身份和曾就读过黄埔二期的经历而被下放到物理系实验室工作。我们从小在她的物理实验室捣鼓各种电子器件，帮母亲组装6只三极管收音机。记得二姐芳茵心灵手巧，总比我做得快，我们在那里还学会了踏三轮车帮着拉仪器。“文革”后，母亲被调入科研处工作。母亲是大家闺秀，为人善良，文学、音乐、艺术、女红样样精致。父亲常常坚持原则，有些同事的要求无法满足，较真的态度让人尴尬。这时，母亲让父亲离家去散步，她接待客人，婉转转达父亲的态度。
父亲对他多年工作或支持过的杭州大学、杭州市委、浙江省侨办、绿城、茶文化都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跨洋电话中如数家珍告诉我，我所熟悉的杭州大学老师们的成就，有一年他还特意把一本《杭州大学教授志》寄给我。并坚持在我收到后要和他通话。听他一一解释，好像他对每个教授的研究领域都了如指掌。我经常重复听到姜亮夫、蒋礼鸿、白正国、王承绪、金普森、陈学恂、陈桥驿等老教授的名字，如雷贯耳。因为我在杭大化学系读过书，所以对杭大化学系的老师就更熟悉了。父亲有时忘了，也在我那浙大电机系毕业、美国公司任总裁的弟弟秋漫那里大提特提杭大的老师们，让弟弟听得很茫然。
父亲对各个学科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对我们姊妹的成长都起到很大的影响。父亲去化学系工作，对我以后选择读化学和药学有直接的关系。尽管父亲在“文革”中似乎是因为受惩罚到化学系工作的。父亲不懂化学，但他对化学家所创造的奇迹非常好奇。父亲在化学系努力工作的态度影响了我，这也是我以后选择化学专业的原因。父亲对前沿学科的了解和热爱使我以后步入药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美国东部大学学习和工作30年，两年前北加州医科大学希望我去任职。母亲和家人都担忧我放弃近30年在东部的良好基础，去西部开始新的挑战。但父亲鼓励我，认为如果我觉得新的工作可以更大地发挥自己的学业和工作经验，对医学教育有更大的推进影响作用，那就考虑接受这个挑战。父亲每次来美国看我们，都会到我学习、工作的地方或实验室详细参观，了解学校的各种部门和结构，与杭大相应的系科进行比较。他对教育的关心和兴趣是由衷的。同学有时会取笑我：从哈佛医学院最强的药学研究室毕业，不去大药业赚大钱，却去大学做教书匠。父亲却鼓励我，我们并不用金钱来判断你的成功。2017年11月20日，父亲在微信上给我留下最后的语音内容是“祝贺我女儿被哈佛附属医院录取做实习生”。他激励外甥女要利用难得的名医指导学习的机会，为医疗的进步努力贡献。现在回味起来才觉得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鼓励帮助杭大教授学者达到最大的成就是他真正的乐趣。
杭大宿舍给我童年成长提供了非常独特的环境，因为那里集中了各学科的学者教授。父亲的核心价值观，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才华的欣赏。他们这一代对学问的专注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能与那些有优良基因的小朋友相伴成长，使我感受到我有一个十分幸运的人生。感谢父母让我降生在这个神奇的道古桥杭大宿舍。
作者：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大教务长杨招棣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