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证思路

1.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费伯雄崇尚经典，“究心于《灵》《素》诸书，自张长沙下迄时彦，所有著述并皆参观”，对仲景的学术地位颇为推崇，指出“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自仲景以后，费氏认为“其他各有专长，亦各有偏执，求其纯粹以精，不失和缓之意者，千余年来不过数人”。故费氏对于其他名家的态度，往往是批判地吸收，既不盲从，也不盲批，而是择善而从。如对金元四大家的态度，当时许多人常常执此攻彼，走向极端，“宗东垣者，虽遇阴虚发热亦治以甘温，参芪不已甚而附桂。宗丹溪者，虽遇阳虚发热亦治以苦寒，地冬不已甚而知柏”。而费氏是一分为二地看待，他认为“刘、张二家，善攻善散，即邪去自安之意，但用药大峻，虽有独到处，亦未免有偏胜处”，他认为李杲、朱丹溪“一补阳，一补阴，实开二大法门”“既正胜则邪退之意，各有灼见，卓然成家”，医者若能“用其长化其偏”“于各家之异处以求其同处”，则可“悉化成心、要归一是”，达到“醇正归一”的境界。

2.醇正纠偏,治以和缓

费伯雄针对当时医疗环境中用方偏颇，追求奇方眩人耳目的情况不以为然，并做出了深刻的批评。许多医家之所以猎奇，是因为他们“学医而不读《灵》《素》，则不明经络，无以知致病之由；不读《伤寒》《金匿》，则无以知立方之法，而无从施治；不读金元四大家，则无以通补泻温凉之用，而不知变化”。费氏认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崇尚“醇正”“和法”“缓治”，他进一步指出“醇正”不是避重就轻，处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逃避责任，若如此，“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何足以言醇正”，所谓醇正，是处方合于道理，“在义理之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只要合乎医理，即使药物峻猛，也为醇正，如“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对于“和法缓治”，费氏指出“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缓治也。”所以费氏之“醇正”，正是针对当时部分医生不深入研究医术，而总想“标新立异”而言，他认为这样只会“欲求近效，反速危亡”，这对当今的中医师仍然有警示作用。

3.医学理论,多有创见(https://www.daowen.com)

费氏理虚劳，重视脾肾，认为“虚劳内伤，不出气血两途。治气血者，莫重于脾肾”，强调“气之根在肾”“血之统在脾”“他脏纵有不足，气血足供挹注，全体相生，诸病自已”。他继承唐代孙思邈“补脾不如补肾”，以及宋代许叔微“补肾不如补脾”之说，认为“两先哲深知两脏为人身之根本，有相资之功能。其说似相反，其旨实相成也”。费氏本于“阴阳生长，互相为根”的思想，进一步论述补脾与补肾的关系，认为补肾“必本于阴血。血主濡之，主下降，虚则上升，当敛而降之”；补脾“必本于阳气。气主煦之，主上升，虚则下陷，当举而升之”。

费氏论中风，认为属合邪为患。对于中风的认识，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痰，费氏认为“火”“气”“痰”为主要病因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曰中风一病“反以火、气、痰为主，而风往从之，标本倒置”。他吸收先贤各家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出中风一证“风为主，而火与气与痰，乃与风合并交作，方为标本分明”。并强调卫气的重要性，曰“卫能捍外，营能固内，腠理秘密，毛窍不开，斯贼风外邪无能侵犯……卫气不能卫外，则风入于肌肉，故手指麻木，而肌肉不仁，若是者名曰中络。营血不能固内，则风入于经脉，故身体重着，步履艰难，若是者名曰中经。由此而深入则为中腑……若痰随火升，阻塞灵窍，故昏不知人也。由此而深入则为中脏”。

费氏治消渴提出要注意痰浊为患。在一般阴虚火旺的认识之外，费氏认为上中消还夹有痰浊，曰“火盛痰燥，其销铄之力，皆痰为之助虐也”“痰入胃中，与火相乘，为力更猛”。

费氏治疗内伤杂病，多注意调肝。五脏之中，费氏尤长于调肝治法。他认为“五脏惟肝为最刚，而又于令为春，于行为木，具发生长养之机，一有怫郁，则其性怒张，不可复制。且为火旺则克金，木旺则克土，波及他脏，理固宜然”。名医秦伯未评曰：“《医醇賸义》里有不少肝病处方，配伍严密，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