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药特点

1.权变古方,创制新方

费氏对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深有研究，但又不执泥于古人思想。他虽曰“执古方而治今病，往往有冰炭不入者”，但在《医醇賸义》中他转录了大量古代名方，并说明“非敢僭越古人，后先倒置”。他强调“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即“巧不离乎规矩”，“全不在拘执成法，而亦不离成法，乃为能自得师”。

费氏自拟处方颇多，据统计达190余首，这其中不乏传世名方。在具体拟方方面，费氏善于借鉴古人创方之意，亦善于化裁古方。如师许叔微“珍珠母丸”之意，创立了驯龙汤、驯龙驭虎汤、甲乙归藏汤；从“加味逍遥散”化裁，创制解郁合欢汤；治脾有伏火之加味泻黄散由泻黄散、白虎汤化裁而成。

费氏还善于根据医理自拟处方，例如治疗“心劳”之“宅中汤”，云“气合劳者，营血日亏，心烦神倦，口燥咽干，宜调其营卫，安养心神，宅中汤主之”。朱祖怡评曰“先生此方根据《难经》，损其心者，调其营卫”。

对于当时医生守成方治病的陋习，费氏予以批判。如鼻衄一证，当时医生多以犀角地黄汤治疗。费氏认为鼻衄病多属肝肺，曰“鼻衄之症，其平日肺气未伤，只因一时肝火蕴结，骤犯肺穴，火性炎上，逼血上行，故血从鼻出，而不从口出”。而犀角地黄汤多心肾之药，“其弊在拘执古方，不明经络”，与病情格格不入，“究竟百无一效”。根据自己的见解，费氏创制了豢龙汤用以“专治鼻衄，无不应手而效”。(https://www.daowen.com)

对于一些疑难重病，先贤多有论无方，费氏根据医理进行了拟方尝试。如关格病，费氏认为此病“心肝两经之火煎熬太过，营血消耗，郁蒸为痰；饮食入胃，以类相从，谷海变为痰薮，而又孤阳独发，气火升痰，宜其格而不入也”“格与关皆为逆象”“本难施治”，主张“治之以至和，导之以大顺，使在上者能顺流而下，则在下者亦迎刃而解矣”。费氏根据医理立三法，分别为“于调养营卫之中，平肝理气，此一法也。于调养营卫之中，和胃化痰，亦一法也。于调养营卫之中，兼清君相之火，又一法也”；拟四方，分别为归桂化逆汤、人参半夏汤、和中大顺汤、二气双调饮。

费氏对古代名方多有思考，从临床实际出发，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如认为逍遥散可“加丹参、香附二味，以调经更妙，盖妇人多郁故也”；妙香散一方“颇有作意，但参、芪之固，终不敌麝香之开，诚恐耗散心气，神不能藏，君火不安，相火亦动。以之开解惊悸郁结则有余，以治梦遗失精则不足。不如减去，加沉香、琥珀等为佳”。

2.朴实无华,药以轻灵

费氏倡“醇正”“和法”“缓治”的学术思想，体现具体处方用药上强调“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临证主张病重时药亦重，病轻时药当轻，不要过度用药，反伤正气。例如费氏学习李东垣的“温补脾胃”之法，但认为“升、柴”不可常用，自制“和中养胃汤”中以薄荷代升麻；学习朱丹溪的“滋阴”之法，但认为“知、柏”非可常用，而常以“滋阴”“引火归元”等方法替代。并明确指出“方中凡有此四味（升、柴、知、柏）者，概不多录，后人但师其温补脾胃及壮水养阴之法可也”。故费氏之处方，较之李东垣和朱丹溪更为平和。在治疗虚损疾病，运用补药时，费氏认为要注意避免使用“阴寒腥浊”之品，以防加重脾胃运化负担，损伤中气。费氏以此创立新定拯阴理劳汤、新定拯阳理劳汤治疗虚劳，药用甘寒、甘温之品，一者生脉，一者保元，不燥不腻，于脾胃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