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起
伴随着人类的进化,技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跟随的脚步。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从学术界对技术概念定义的复杂性可以看出,技术可以说是人类最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之一。无论技术的定义如何解释,其多样性和广泛性决定了技术既是具体实在的东西,同时也有其抽象的一面。概念统一的困难,是因为在某个层面上静态地描述技术,由不同角度、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和认识会得出不同结论,以至于人们把技术看作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最简明扼要的理解是把技术看作“造物”和“用物”的活动,这是个狭义的界定,即把技术界定在生产和产业技术领域。技术所衍生的产品——人工物随处可见,技术只有处于实在的“用物”状态,才能实现其功能和价值,技术的实在性也就体现在直接和人们相关的那些为人服务和使用的产品及其结果。从现实意义看,“用物”就是技术发挥其功能、效用的过程,这是技术外在的功能体现[1]。要理解人工物的技术功效所反映出的各种现象,需要深入了解技术的内在结构和发生过程,分析其对应的存在方式,涉及考察“造物”的过程。从“造物”的活动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中,更存在于生产和产业活动过程之中”[2]。同时,在讨论技术的存在方式时,“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有关实体的知识,是不能够充分说明科学(技术)的自然认识的”[3]。
本研究基于“造物”和“用物”过程的实践所反映的现象,即从技术领域所反映的某些缺失现象和技术问题的存在切入,融合相关理论及思想方法,进而确定基本研究框架。下面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有关技术的“小” 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企业家舒马赫于1973年写就《小的是美好的》[4]经济学著述,40多年前的观点至今让人回味,现在看来正中时弊。该书论述教育、土地、资源、技术和发展的关系,提出“人性化科技”和“中间技术” 的观点。西方世界的经济结构,不外乎个人追求利润和进步,从而使人日益专业化,使机构成为庞然大物,带来经济的无效率、环境的污染、非人性的工作环境等问题。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作者提倡中间技术,以小巧的工作单元和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区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为经济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针对无限制地规模化生产,作者认为贫困地区要想有所成就,需要使用“中间技术”,即“劳动密集型”和适合小企业的工作场所,即介于发达国家的“千镑技术”和落后地区原始的“一镑技术”之间的“百镑技术”,而不是在引进“千镑技术”后无情地吃掉“一镑技术”。这使我们联想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资源过分利用,环境遭到破坏,高科技的引进和日益规模化的技术经济结构,是不是缺少那些原来必须经历的基础——中间技术的铺垫。规模化的经营最终导致劳动力跳跃式地适应新的设备和技术环境,“中间技术”或者称微观领域的“小”技术的过程有可能被忽视,这些技术也许是“合适的”。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详细讲述了DDT等杀虫剂在美国的广泛使用导致巨大的环境危害。土壤、江河、海洋、植物和动物,乃至人类都将面临恶劣环境的挑战。在很多地区的清晨,鸟儿没了动人的歌声,鱼儿没了欢快的嬉戏,春天是那么寂静。不仅如此,卡逊还尖锐地指出了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傲慢和无知。因此,她呼吁人们要重新端正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那么,人类利用科技达到一定目的的同时,反过来又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卡逊在“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章节中,说明了人体细胞是如何在受到污染后产生变异,并导致人体各种器官、组织结构的变化乃至影响后代的基因的。[5](https://www.daowen.com)
这两个技术的“小”问题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前者指出了跳跃式的技术发展的弊端,提出了可供借鉴和选择的不同技术发展路径。在现代技术观念下,人们追求利益和规模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介于中间层次的那些人性化的科技和不容忽视的小的技术领域,即需要合理地发展和利用技术。第二,后者反映了技术给人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现了新的问题。正如学者们认为的“技术异化”现象,究竟是技术自身“异化”的还是人类不经意造成的。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通过现象,需要在微观的层面才能真正揭示事物发生的根源,即从现象到本质。
从现实状况看,科技和经济发展带来实惠的同时,引发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及产品品质和安全等问题,人们对现实环境及未来生活空间感到困惑,质疑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很多现象与我们所研究的技术哲学或者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中的技术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对面向国家的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意义。经济学对外资在中国的结构分析表明,目前进入了“第三个转折点”,即大量与外资合作的中小型企业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先锋力量,这是一个更高层次和更深层次的变革,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成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是民资和国资的结合时期,被称为“第一个转折点”,主要集中在大量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我国的近30年时间是“外资包围国资”的时期,被称为“第二个转折点”,中国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这一时期直到现在依然态势不减,各地区都以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为荣,国内企业也实行大分化、大改组,秉承了做大、做强这一终极目标。[6]
就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而言,上述“转折点”揭示了两个问题。第一,规模化引发很多技术问题。从国家产业政策层面,提出重点扶持七个新兴领域,许多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等,刚开始就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甚至产生新的环境污染问题。从投资目的看,跨国公司是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主要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产业链的生产加工部分。而外资中小型企业看重的是知识型人才和配套的加工环境,往往更有可能引入核心技术。第二,产业政策偏激容易导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技术融合和衔接的问题。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外资中小企业,许多不归属于我国鼓励的七大新兴产业领域,大部分是传统产业中派生的高科技产品,可以和我国传统产业和技术对接,其高科技含量也有广泛的产业渗透性,可以通过技术的不断转换形成新的产品领域,弥补我国的很多“中间技术”。
本研究的动机最初产生于技术实践活动,从中日两国的技术型(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技术管理实践经验中得到启发,基于工程师的立场,结合案例和科技哲学的相关理论,尝试分析技术的建构性问题。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高速增长期所经历的环境问题及之后的有效解决途径和策略,从技术发展的轨迹和结果看,与主流产业中的技术体系的完善过程及大量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创新)的出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这些技术最初并不是为了寻求规模化和利益化的。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缺乏资源和市场的“小国”,在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凭借技术立国,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一跃成为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大量基础型新兴技术由美国“提出”并被日本革新和实现,给技术这样一个人类的生存工具赋予了新的含义。本书采用的案例研究大多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相关领域的技术演变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