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云栖志》的整理原是十多年前某大型课题的子项目之一,后因该课题烂尾,结题、出版等均不了了之。本人却因缘际会,一直牵念于心。
《云栖志》是我承担的第一项古籍整理任务,也因此真切地感受到整理工作的不易。《云栖志》以云栖坞和云栖寺为中心,涉及的范围较小,且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按常理,整理难度不大。可是,该书仅有一个版本,缺乏可资校勘的文本;作者项士元又是文献学大家,书中旁征博引,征引的文献量多面广;部分佛教文献专业性极强,不借助参考书,很难准确理解。因此,当时的整理困难重重,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莲池大师的人格魅力,让我非常景仰。我本来对佛教颇有好感,接触过较多的佛教文献,开设过与佛教相关的通识课。《云栖志》载述了莲池大师的诸多事迹,展示了莲池大师严谨而坦诚的个性,加上《莲池大师全集》等文献的介绍,在枯燥而艰苦的整理过程中,我渐渐为莲池大师的人格所感动。我甚至萌发过一个强烈的愿望:以后有时间,一定要撰写一部高质量的《莲池大师传》,全面而真实地呈现莲池大师高洁的人格。
作者项士元的学识,其妻王苏香的豪情,亦令人敬佩。项士元作为一个现代学者,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能在方志、目录、金石、民俗、新闻等诸多方面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让同样从事文献工作的我钦慕不已。王苏香作为一名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能够满怀激情地积极奔走,投身济世救国活动,以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也因此,项士元在《云栖志》中对王苏香寄寓了极深沉的怀念之情。(https://www.daowen.com)
《云栖志》又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一方面,《云栖志》详细记载了五云山、云栖坞及其周边的山川地理、名胜物产,记载了梅家坞、范村、徐村等村落在民国时期的民俗、生活状况,对该地的区域历史、社会生活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另一方面,《云栖志》相对《云栖法汇》而言,以更全面、更系统的方式呈现了盛极一时的云栖寺的繁盛,展示了莲池大师可贵的人格魅力,对认识杭州的佛教文化,对安慰杭州人的“云栖情结”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云栖志》的成书与本人的工作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存在一些缘分。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为1897年成立的杭州蚕学馆。1924年7月,《云栖志》的作者项士元曾担任浙江高级蚕桑学校(蚕学馆的曾用名之一)的国文教师。1934年夏,《云栖志》获得出版经费,该费用的审理人之一史量才曾于1901年就读杭州蚕学馆。项士元和史量才都是浙江理工大学的知名校友。
基于这诸多缘由,本人一直希望出版该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出版社王晴副编审的指导,得到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徐颖云书记的支持,获得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感谢。《云栖志》的整理出版前前后后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因学力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