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高国希
1880年，美国《太阳报》通讯员采访了住在伦敦的62岁的马克思。他这样评论：“卡尔·马克思是当代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无疑是强大的作用。他既不追求表面效果，也不追求荣誉；对庸俗的吹吹拍拍丝毫不感兴趣，也丝毫无意追求权力。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和超群的智慧；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马克思的“谈话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那样无拘无束、那样广博、那样富于独创之见、那样尖锐、那样真挚，而且是冷嘲热讽，妙趣横生，奔放爽朗”。最后，他写道[1]：
火车不等人，夜幕已经临近。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辞，后来我用下面这样一个大问题打断了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沉默：
“什么是存在？”
他眼望着我们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像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
“斗争！”
我一直让学生们思考，关于什么是人的生存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为什么说是“斗争”？马克思并不是只讲对立，透过“斗争”这个字眼，背后映射的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深深眷顾。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著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认为马克思“不屈不挠地关注经济问题，那不过是为了削弱经济对人类的控制力”，“他慷慨地赞美中产阶级，并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人权和物质繁荣伟大遗产的继承者”。在他的心目中，未来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发展的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28岁的马克思就信念满满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如何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有着丰富的含义，是思想史上最深刻的；而且马克思所选取的实现人的发展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最科学的。只有消除了物的奴役，消除了人的奴役，在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能体验到全面而丰富的感受性的真正公正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坚定地支持郑宇做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的博士论文。他历经艰辛地进行研究，学位论文深获专家好评。经过一年的修改，由复旦出版社出版。郑宇要我写序。我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曾在十年前写过一文，表达了我的一些体会，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在此基础上，略加完善，作为代序。
解放是从不自由转变为自由的活动。每个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着眼的目标。
一、人的发展
发展，拉丁文的字根是舒展、展开之意[3]。人的发展也就是人在一生中的舒展与展开，展现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存在与生成。国际学术界认为，发展涉及的是扩大人们过上他们所珍视的生活的选择，“为人类造福是发展的最终目的”[4]。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人类发展。它“强调需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关注人的能力、参与、性别平等、公平增长、消除贫困以及长期的可持续性”[5]。发展，是人的能力的提高。为了赋能，就要提供相应的条件与机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发展，是人的选择能力的扩大、是人的自由的扩展，目的是创造一种让人们能够获得富有创造性的、长期的、健康生活的能动的环境，使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因而，发展，在根基上，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在生态、经济、社会和谐协调的情况下，把人的需求、人的抱负、人的能力，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人类的努力方向。联合国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一直主张，发展的目的是通过扩大选择、自由、尊严，改善人民生活。
人如何能够发展？经过国际学术界和联合国的努力，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发展”已不只是经济、技术的指标增长，而是指可持续的人的发展（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最终是为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也有的称为“全人”。发展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a purely economic notion of development），它的实质是“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发展就是增长”的观念，国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盛行。当时认为全面的工业化是解除贫穷的必由之路。曾经点燃启蒙时代激情的“社会进步”在近几十年里已萎缩成了“经济进步”[6]。在60年代，联合国提出，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生活素质，在社会、文化、经济上都有改变，人民生活素质得到改善；至七八十年代，则将发展分解为多个指标：环境、人口、饥饿、性别、就业、住房等[7]。这一理解改变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概念，但缺点是仍以统一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有着具体文化差异的不同国别的发展状况。有学者告诫说，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于被动地、幼稚无知地充当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精心包装的思想产品的消费者。要认清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如何行事的，它是如何机敏地、冷酷无情地谋取自身利益的，要质疑90年代以来的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动力的全球化[8]。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之后，当代有识之士认识到，发展应当是“发掘传统纷纭的生活文化，肯定每个民族有权保存自己的文化、历史、世界观，又探索切合人民需要的、与大自然共存的发展模式，将‘传统’和‘现代’的智慧互相结合”[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欧洲与北美发展的历史是否可以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重演？”[10]西方学者也已认识到，既要注重经济发展，也要考虑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原来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应当变成以人为中心的、提供参与机会的发展。发展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及个人资源条件下各种选择可能的集合”，发展的含义也从经济增长、注重财富的研究方式，开始向探讨生活质量的人的研究方式转变。
这一过程说明，对于“发展”，有一个从单一含义到丰富内涵，从片面到全面，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深化过程。正如经济史家卡尔·波拉尼指出，经济科学中把活生生的人叫作劳动力，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叫作土地；两者都可以买卖；前者所得叫作工资，后者叫作地租。他认为，这些都是假的，这些假造（fictive）的范畴，把人化约仿佛他们是劳动力，把自然化约仿佛它们是资源；人和自然却并不因而真的不见或不存在了。人们和大自然的生活、生产和生长以及再生活、再生产和再生长都还是要不断地进行的；只是那已不再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罢了！[11]
把发展视为人的发展，视为促进人的自由，这一理解，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科学发展观中所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3]，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其他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就在于，它把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的实现，视作一个历史的过程，认为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根据马克思，要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在马克思那里，“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5]。这一历史过程将是一个消除物役、消除人役、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漫长阶段。
二、消除物的奴役
马克思晚年曾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过新的思考探索，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保证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6]。在这里，劳动者将成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17]。劳动的普遍化、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使社会和个人都将有更多的非劳动生产和余暇，这就为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条件。这里当然已经消除了异化劳动，“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
这就说明，人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定。在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性方面，“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9]。这里，既消除了物役，又消除了人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笔者2006年暑期在德国特里尔市参观了马克思的故居，在这所展览馆第一展厅的墙壁上，有Willy Brandt在1977年关于马克思的意义的一段话：“马克思给人们的永远的启示是：人类为争取自由与解放，摆脱奴役和不合适的依赖性而奋斗，这就是他的行为动机。”的确，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谴责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0]。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如何才能实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首先就是要彻底消除物役，摆脱对于物的依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21]这里说明对物的依赖直接导致对人的依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多次提到“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意即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22]。
“经济为好社会之本。”[23]物质繁荣，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他的新著《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提出，一个社会如果经历了经济增长，就很可能比没有经历经济增长的社会更快乐和更成功。生活水平提高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给个人带来的具体改善，而且在于它如何塑造人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24]。
消除贫困之为国家的任务，在20世纪就已经成为共识。在1964年1月，美国总统L．约翰逊，针对有3 000万人口（其中儿童有1 300万）生活在贫困之中，提出“向贫穷无条件宣战”（unconditional war on poverty）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设想，次年颁布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也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法院在判案中，事实上承认了国家确有义务援助贫穷者、年老者或失业者。在国际社会上，社会保障也被看作自由内容的扩展，是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慈善事业或者特权。
发展经济，是消除人类贫困的唯一手段。消除贫困与提高人的尊严密切相关。贫困不仅仅涉及收入缺乏带来的限制，也包括缺乏享受完整的、有创造性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些制约人们选择能力的束缚。亚当·斯密说过：对于必需品，它不仅仅指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哪怕最底层的人，不可缺少之物。例如，严格说来，皮鞋，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英国的风俗确定了它是生活必需品。最穷的体面人，不管是男是女，在公众面前如果没有一双皮鞋可穿都会觉得羞耻[25]。联合国《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类贫困”概念，不仅包括缺乏物质福利的必需品，还意味着不能得到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过上长期、健康、有创造性的生活，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有尊严、满足自尊、受到他人尊重以及得到人们在生活中看重的东西。J．加尔布雷思在《好社会：人道的议程》一书中说，在好社会里，所有公民必须享有个人自由、基本的生活水准、种族和民族平等以及过有价值生活的机会。
经济水平决定了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程度。正如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的贫困调查报告指出的：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的肉体痛苦，还要承受作为社会边缘和缺乏参与机会而带来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作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贫困是一种耻辱，一种当我们寻求帮助时，依赖他人，被迫承受无礼、侮辱和冷漠的感觉[26]。必须看到，对个人自由最彻底的剥夺莫过于一贫如洗，对个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囊中羞涩[27]。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明确提出：“今日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全球性挑战是消除贫穷，这是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28]收入的不平等会影响到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阿马蒂亚·森提出，要认真考虑不平等的含义，只关注收入不平等会掩盖人类生活和能力的不平等以及它们的变化过程。人类发展观珍视人类生命本身。人类发展的基础是生命权利普遍性原则，不加歧视地承认所有人的生命权利。它要求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能吃饱，每个孩子都能受教育，每个人都享有医疗保健，人人都能充分发展其潜能[29]。当今“信息、技术、科学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的获得是发展的关键”。正如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所说，得到信息就是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取舍的自由[30]。但“收入水平决定融入资格”。在信息时代，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它的人民如何进入电脑时代？再加上80%的网站使用英语，但全球每十人中尚不足一人说英语的严酷现实，互联网就悄无声息地、坚决地、无情地把一部分人拒之门外，这部分人就难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造福。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31]。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得人类发展的手段。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也包括关爱、更多的闲暇和照料。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关爱服务，对于培育富有爱心、利他、互惠、信任的人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承认关爱是人类优先的需要，人们有义务提供。所有的社会都需要作出庄严的承诺，为关爱活动保证充分的时间和资源，把培植人类发展作为人类的共同义务。而中国的儒学智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爱的伦理学[32]。
三、消除人的奴役
恩格斯指出，劳动者的悲惨处境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33]。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制度中，其意义是迥然不同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回答“什么是存在”这一问题时，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后，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35]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为了人的真正的解放，为了把人从物役与人役中解放出来，为了赢得真正的自由，而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6]。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37]。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8]但人的本质的实现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阻碍，人的奴役就是一个重要的桎梏。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本性遭到了严重的异化，甚至连人的动物性也给剥夺了。马克思批判道，私有制把人的需要也扭曲了：新鲜空气、光、居室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在完全违反自然的情况下，对工人来说都已经是奢望，都不再是工人的需要了。“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39]这种异化完全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压迫人的阶级关系造成的。
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不仅是要实现政治的解放，而且更进一步，还要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进行阶级分析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丰富的感性实践。马克思说：“人，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因为政治的解放把人抽象为公民，过滤掉了感性的东西，不再是直接存在的人、丰富的人，而是干瘪的、呆板的，所以马克思说：“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40]
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社会为实现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而创造条件。社会主义为充分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促使人实现其充实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1]。“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42]“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3]
四、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44]。那么，这种人的本质、个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实现？《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5]这就说明，每一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马克思所设想的新的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以前的社会形态，新社会之所以新，人们之所以要凝聚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其根本点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未来的社会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6]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个人与社会，与共同体，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得到确立，很明显，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集体、国家，其目的是为了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后者是为了促进前者的，后者是保证个人全面发展、实现自由的“条件”。
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两个属性不可偏废。马克思认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7]马克思着眼于感性的、客观的、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既是环境的改变，也是主体自身的变革，活动的目的性的实现，使得“大我”与“小我”一致，这充分地体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学说中，而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
市民社会的立场，在当代西方哲学家麦金太尔看来，是有很大的局限的。人们进入这种社会、经济、法律的关系，是基于个体利益关切的需要，这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社会关系，它不同于自主选择而进入的社会关系。它是“契约性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每个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加入这个系统，可使每一个体都变成其他个体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样的个体，“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作为手段而受役使，就变成了阻碍而非实现他人的目的”。“在市民社会中，表征人际关系思想的中心概念，就是功利、契约、个人权利之类。”[48]的确，这种作为个人之间道德基础的契约理论，所设定的个人，彼此间是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语来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49]。
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上，马克思高瞻远瞩，跳出就理论解决理论的窠臼，超越了理论理性的局限樊篱，把目光投向实践。“给马克思增光的是他认识到，市民社会的立场是不会仅借助理论就能超越的。”[50]马克思认为，像“公正”“平等权利”等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地位不同，对于特定的利益格局是否公正就会有不同判断。不同的立场，对于公正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即使是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51]。当执行这一原则时，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这里形式上存在的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就成了不平等的权利了。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克思主张，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在“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52]。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在这种实现了真正公正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论，科学地指明了，只有在消除了物役、人役的基础上，在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能体验到全面而丰富的感受性的真正公正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这一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也就是充分实现了人的发展的、个体实现了自由和解放的社会。
郑宇的这本著作，详细地梳理、分析和论证了马克思的自由和解放学说，相信读后会觉得受益匪浅。
2016年6月11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3]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
[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9页。
[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6]《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11月，18-4，第27页。
[7]这一概念的演变，见W．Sachs（ed．），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1997。转引自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https://www.daowen.com)
[8]《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11月，18-4，第23页。
[9]W．Sachs（ed．），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1997．转引自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
[10]［美］彼得·L．伯杰：《资本主义革命》，吴支深、柳青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87、88页。
[11]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eacon Press，1944．转引自丘延亮：《从认识论的高度再思考发展经济学》，见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1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3月11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145页。
[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1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
[19]《马克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208页。
[21]同上书，第30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23]［美］加尔布雷思：《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24]《参考消息》，2005年11月30日，第14版。
[2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章“论消费税”。
[26]参见［印］迪帕·纳拉扬等：《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付岩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27]［美］加尔布雷思：《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8]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联合国约翰内斯堡高峰会议，2002年。
[2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30]《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11月，18-4，第1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32]Julia TAO，“Confucianism”，in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Academic Press，1988．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
[34]《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2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3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42]同上书，第306页。
[43]同上书，第303页。
[44]同上书，第33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46]同上书，第29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48]Alasdair MacIntyre，“The Theses on Feuerbach：A Road Not Taken”，in：Knight，K．（ed．），The MacIntyre Reader，Cambridge，1998，p．223．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
[50]Paul Blackledge，“Alasdair MacIntyre：Social Practices，Marxism and Ethical Anti-Capitalism”，Political Studies，2009，Vol．57，p．874．
[5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学术界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最新研究成果是：马克思在这里是用了德文bürgerliche Recht市民权利，而非Bourgeoisie Recht资产阶级权利。见魏小萍：《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词汇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5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