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办妓院到禁娼
——古人如何对待色情业
管仲开历史先河之后，到秦汉时期，国营妓院渐渐制度化，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到了唐代，性服务业兴旺发达，机构完善、制度健全，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都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2014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风暴从被人们称为“性都”的东莞开始，席卷全国。在关注扫黄的同时，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当政者对于“黄”的态度以及如何扫黄，应该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卖淫嫖娼是违法行为，组织卖淫的还构成犯罪。不过，当我们回顾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历史，梳理卷帙浩繁的史籍，却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人对于今天所谓的“黄”竟然是泰然处之，甚至是积极提倡的态度，完全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谈“黄”色变，必欲灭之而后快。
所谓“食色，性也”，是人类根深蒂固的需求。早在2000多年前，东西方的政治家就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人类强大的“力比多”以及由此带来的麻烦或者机遇。公元前645年，齐国的上卿管仲在王宫里建立了一个机构——“内闾”或“女闾”，实际上就是国营的妓院。管仲以他政治家的气魄，追求规模效益，一次就征召了七百名妓女，一时间舆论哗然。用《战国策》里的话说：“内闾七百，国人非之。”
管仲建立了最早的官办妓院
比管仲的惊人之举稍晚个几十年，在公元前594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领袖梭伦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不过，这两位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出发点不同，梭伦的目的是规制雅典人私下里的淫乱行为，私生活混乱必然影响家庭和谐、扰乱社会秩序，但对于人类的动物本能宜疏不宜堵，所以建立了国营妓院，将大家的性生活纳入规范化、有序化的轨道，引导雅典人集中到一个地方，释放他们过剩的精力。
晚管仲半个世纪，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也开起了官办妓院
管仲就不同了。作为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的名相，他的着眼点是通过这个新兴的第三产业来拉动GDP，刺激经济增长，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事情大概只有管仲、齐桓公这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干得出来，加之当时的人类迈进文明的门槛没多久，社会风气开放，还没有那么多道德上的条条框框。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据说，齐国官办妓院的妓女后来还充当了美女间谍，她们被后来的齐景公送到了鲁国，进献给鲁定公，让鲁定公沉湎女色，荒废政务，疏远了跟当时的代理总理孔子的关系，迫使孔子辞职，周游列国去了。
唐代教坊艺妓盛极一时
管仲开历史先河之后，到秦汉时期，国营妓院渐渐制度化，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到了唐代，性服务业兴旺发达，机构完善、制度健全，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都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当时，有专门管理妓女的机构——教坊，所有的妓女都必须在这里登记并接受岗前培训，然后根据个人的能力、特长量才使用——能歌善舞的做艺妓，能喝酒的做陪酒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盛唐气象，非同凡响，作为世界的中心，当时的长安俨然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一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人间天堂。在当时的长安城北门平康里，形成了妓院的聚集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灯区。后来，人们竟然以“平康”“北里”来代指妓院，由此可见当时景况之胜。一旦夜幕降临，这里必然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歌喉婉转、乐声悠扬、衣香鬓影、浅斟低唱、觥筹交错、醉倒在石榴裙下的温柔乡。路边沟渠里流的是酒，空气中飘的是满满的脂粉香。
不过，当时的妓女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一样，其中有很多是多才多艺、才貌双全的才女，懂文学、通音律，能歌善舞，博闻广记，卖艺不卖身。站在这个产业金字塔塔尖上的就是这样的艺妓，她们的身价、地位、社会知名度也是最高的。一代名妓薛涛，就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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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唐代成都的一位才女。她不仅有闭月羞花之貌，而且才华横溢，与当时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交往密切。在薛涛八九岁的时候，就表现出天才儿童的潜质。有一天，她的父亲在自家的庭院里坐着，看到井边有一株根深叶茂、郁郁苍苍的梧桐树，忽然灵机一动，想考考自己的宝贝女儿。
他把薛涛唤到近前，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让女儿接下句。才思敏捷的薛涛想都没想，就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涛的父亲大为惊讶。只可惜，红颜薄命，薛涛的父亲去世之后，为生活所迫，她加入乐籍，成为一名艺妓。
薛涛像
由于薛涛的才名，当时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王建、元稹等人，都曾是她的座上宾。薛涛与元稹还曾有一段缠绵的感情纠葛，只可惜无疾而终。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对薛涛的才华尤为欣赏，他曾经让薛涛帮助处理公文，还奏请朝廷，授予薛涛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不过，碍于薛涛的身份，未获批准。不过，从此之后，薛涛便有了一个“女校书”的雅号，“校书”也成为歌妓的一种别称。
后来，薛涛脱离了乐籍，定居浣花溪，但终身未嫁。晚年的时候，她喜欢穿一身道士服，吟诗作对，聊以度日。薛涛活到六十五岁，于公元832年去世。她的诗作流传于世，如下面这首《送友人》：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https://www.daowen.com)
和她的诗作一起传世的还有一种别致的小笺，被人们称为“薛涛笺”，也就是后来常用的红色小八行纸。据说是薛涛定居浣花溪时，觉得当地人造的纸篇幅太大，写诗不方便，就用芙蓉树皮做原料，融入芙蓉花汁，制成了精美的红色小笺并流传下来。
唐代以后，妓女的地位下降，性服务业乱象丛生。不仅有宫妓、官妓、营妓，还有家妓、私娼、暗娼。到了宋代，为了整顿官场风气，开始禁止官员嫖娼，宋仁宗时就禁止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官员——提点刑狱嫖娼。后来，宋神宗扩大了禁令的适用范围，所有承担监察职责的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给其他官员作出表率，全部禁止嫖娼。不过，一年当中可以破一次例，就是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借给皇帝祝寿的机会放纵一下，找点儿乐子。
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位崇安知县，花天酒地，通宵达旦地喝花酒、嫖妓，结果受到了降职处分，从知县变成了县主簿。当时对于公款吃喝找三陪，是严格禁止的。即便是私人宴会，如果找了三陪，也要杖八十，打得你屁股开花。不过，这些禁令针对的是官员，对于平民来说，逛妓院、喝花酒并不算犯法。
从宋仁宗开始，禁止官员嫖娼
朱元璋大力兴办国家妓院
到了明朝，那位当过和尚的太祖皇帝虽然严刑峻法、铁腕治吏，但对于性服务业倒非常宽容。或许是以前当和尚的时候欲望压抑得厉害，深知其中的滋味不好受，所以，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力支持性产业的发展，甚至把官妓的主管机关升级为教坊司，由礼部管辖，属于厅局级单位了。这也算是皇帝体恤官民“疾苦”了。
当时，朱元璋在秦淮河畔一口气兴建了十几座国营妓院，分别取名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统称为“大院”。时间一长，不断有后起之秀迎头赶上，又改称“旧院”，从名字的变迁中，也可以揣摩出这些妓院中的前辈曾经的辉煌。
据说，这位大老粗开国皇帝还曾为国营妓院写过颇有文采的对联：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即便确有其事，估计也是哪位皇帝身边的笔杆子捉刀的。不过，由于政府的积极提倡，逛妓院蔚然成风，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平民百姓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游走在秦淮河畔烟花巷。
性服务业欣欣向荣，并实现了进一步的行业细分，如艺妓，就分为歌妓、乐妓、酒妓等。由于娼妓业的兴盛，当时流行一种“花榜”，相当于今天的选美，不过候选人都是妓女。每年选出的花魁让人们不惜一掷千金、趋之若鹜，只要能一亲芳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社会上还出现了介绍嫖妓经验的《嫖经》，也就是嫖妓指南，供嫖客们交流心得，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繁华依旧的秦淮河畔，曾经是一片烟花之地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发现他太爷爷鼓励性产业发展的政策问题很严重，特别是对官员的腐蚀，造成官场享乐之风盛行，腐化堕落、生活糜烂，长此以往，将瓦解政权的根基。于是，明宣宗断然决定，以雷霆手段“扫黄”。
公元1429年，明宣宗下旨查封了全国各地的国营妓院，严格禁止官员嫖娼，一旦发现，撤职查办；学生嫖娼的，禁止参加高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扫黄，曾经繁荣昌盛的性服务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过去灯火辉煌、通宵达旦的妓院，变得门可罗雀、荒草萋萋。不过，明宣宗死后，扫黄力度大为减弱，娼妓业又重新兴盛起来，秦淮河畔又成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红灯区。
尽管朝廷严令禁止官员嫖娼，可是还是有人禁不住诱惑，以身试法，顶风作案。在明英宗的时候，有一位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出差。这个人大概久居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所谓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因此习惯了为所欲为，放浪形骸。结果，到了天子脚下，还是这个德性，在妓院留宿，被人检举，结果被贬官流放，送到威远卫当兵去了。
明宣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
民国初年，八大胡同的名妓凤仙、小桂
明亡清兴，到了清代，扫黄力度空前强大。在顺治的时候，就解散了教坊司，遣散歌姬舞女。康熙的时候规定：伙同他人开设妓院，诱骗妇女卖淫的，为首的砍头，从犯发配到黑龙江做奴隶。清代的法典甚至规定：租房子给别人开妓院的，房主要拘留1个月，杖八十。不过，朝廷的扫黄力度再大，禁令再严，处罚再重，由于“刚需”的存在，所以各种私娼、暗娼仍然存在。区别仅是风声紧的时候，大家就躲起来避避风头，风头一过，又重新活跃起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到了清朝末年，扫黄力度减弱，禁令松弛，娼妓业又兴盛起来，形成了著名的红灯区，如北京的“八大胡同”。地方政府甚至默认了妓院的存在，还从中抽取“花捐”，开辟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