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的父子

锻炼的父子

一

走进农药厂家属院一幢半新不旧的居民楼，爬上六层，按下门钮。没有想到会发出一阵异乎寻常大声的电铃，完全不是平常的叮咚，让我想起了中学的起床铃。

老人把我让到靠南的居室，屋里摆着两张床，一张桌子。我在桌边坐下来，看到我对面的床上蚊帐下躺着一个年轻人，穿着短裤。他若无其事地躺着，一时没有起身的意思。我想，这就是老人的神经出了问题的儿子了。

过一会儿他盘腿坐起来，望着我，我也望着他。他的眼睛里没有智障人士的那种呆滞，但似乎又和正常人不一样，让人不知道是否该开口打招呼。再过一会儿他就下床了，穿上了外面的短裤，我想到先前或许是他很少见到屋里有人来，无从反应。下床之后，他先去了厕所，我见他很熟练地开灯和关门，看不出和正常人有什么两样，除了异乎寻常的沉默。

老人在桌边讲了过去的事。他在解放前夕是东北的流亡学生，躲避国共内战来到北京，解放后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划为右派，送到地处洋桥的农药厂劳动改造。1964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次年生下了这个大儿子。“文革”开始，他作为牛鬼被撵出红海洋北京城，落户到老家辽宁海城的农村。当时家里已经没有人。老人带着妻子、两个孩子住下来搞农业，但不甘心。

第二年冬天鸭绿江结了冰，他像那时候许多做走私生意的小贩一样偷越过了冰面，摸进朝鲜的一个村庄。他的意图是找机会去南朝鲜。结果他被交割了回来，坐牢十年，又在劳改队呆了一年多。

坐牢期间，无法维生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了别人，身为北京人的她，把后半生留在了海城。时处“文革”期间，大儿子没有上小学。等到老人坐牢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回答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说话了。老人说，儿子不是不会说话，他听到过儿子唱歌，《东方红》，唱得很完整。但是他不说话了。

老人说，不知道这近十二年里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去问。

老人落实了政策，把两个儿子带到了北京。他带儿子去看医生，做脑部透视，医生说你孩子大脑没问题，就是没人教。他不是聋人，也不是哑巴，你说话他听得懂。“他就是不说。”老人说。

以后老人找关系把大儿子安排进了农药厂，分到行政科，做扫地提水的杂活。儿子干得很好，一干十年。后来又负责扫马路，看院子。儿子的院子看得很负责，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个人走了，他才下班回家，一般是早上六点多去，有时晚上九十点才回来。

后来农药厂破产了，老人此时已退休，儿子被厂里辞退，补发两千元钱。为此老人打了一场官司。幸亏有昔日同学帮忙，办成了病退。从此儿子一直呆在家里。老人落实政策后成过一次家，爱人也在90年代去世了，小儿子长大后另成了家，开出租。这幢二居室里剩下了老人和大儿子。

二

贴墙的小书架上有一张照片，是老人和一个少女的合影，起初以为是女儿。老人说是偶然在北大副校长、哲学家张岱年家里遇到的一个北大女学生，“长得特别美，又特别聪明”，高考是贵州文科状元。见面时女孩送老人一本《我要让我上北大》，是她在高二时写的。老人随后去了西单图书城，把架子上剩余的十来本书全部买了下来送人，又打电话去出版社买了几本。

老人经常去学校看她，照顾些她在北京的生活，两人在学生宿舍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女孩之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毕业后又回到北大工作，老人给她打过两个电话，都是简单聊两句，两人再没见面，“没什么事，她也忙”。

老人的名片上印着三行头衔：北大校友会校友；国际友好联盟会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他解释说，这个国际友好联盟是“世界上一个挺重要的组织”，一战后法国和英国大学生成立的联谊组织，宗旨是倡导世界和平、各国人民友好。他二十多年前加入，是中国第一个会员。每年需要交会费十五欧元或者十个英镑，他交的是欧元，是由同学出国带回来的。这个协会的主席到北京来，都由老人带着游逛故宫长城，一住半月。前年新任主席来，老人索性带他住到这附近的一家锦江之星，“那儿也能接待外宾”。

从窗台望出去，隔着一排红砖楼房，隐约看见一家快捷酒店的招牌。

开始我以为这套居室没有别的房间，后来却知道有一间卧室是空着的，摆着电脑和一些杂物。老人的床和儿子的呈T形摆设，枕头放在靠儿子的一边，床上和儿子的一样铺着竹席。两张床后面的窗玻璃上，贴着几张荷花和绿色莲叶图案的玻璃纸，是这个屋里唯一的带色彩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屋子里有一股药味。被辞退的时候，儿子心情焦虑，得了高血压，老人又有老人的病，靠墙的柜子上摆满了父子的药品。老人解释说：“人老了忘性大，放在这里，随时看到能记起来。”我看到儿子起床之后，先拿了两片药放进嘴里。

儿子从卫生间出来了，他拿起柜脚下并排放着的两只暖壶中的一只，拔开壶塞喝水。我注意到桌上和其他地方没有水杯，看来父子俩的杯子就是这并排的两只热水瓶。比通常的热水瓶要小，不知是否经过改装。听老人说，在劳改队里只有吃饭后能喝水，平时从不用杯子。现在他去朋友同学家里，也从来不拿矿泉水之类，只在饭后喝一碗水。

老人后来意识到了杯子的问题，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冷藏的康师傅矿泉水，说这很便宜，又找出一袋子一次性纸杯，塑料袋上黏了一层尘灰，说明很久没有来客了。

老人和我谈话的期间，儿子盘腿坐在床上。看起来他不习惯离开父亲所在的房间。老人说，老是呆在这屋子里不行，过十天半月，他就要带着儿子出去走走，爬爬西山什么的。也带儿子出远门，但他似乎还挺恋家的。前两天在泰山上他很高兴，到了曲阜去看孔庙，他就不行了，吃不下睡不好，只好带他回来。“不知道这么个破家他觉得有啥好的。”老人说。

我很快发现了儿子的另一个习惯，他吐痰的频率超出正常。过上一分钟甚至半分钟，他就会走到开着门的卫生间前，搜着喉咙，对着里面大声地吐痰。这和他先前规规矩矩冲水的感觉有些相反，我想象卫生间地上被他吐满了痰，无处下脚。除了吐痰，他就是安静地坐在父亲背后的床上，但外人来访仍旧使他不适，他找了一把大剪刀，坐在床上剪脚趾甲。过了一会，他又剪了一次。我想这是他日常的一件消遣，他的手脚指甲一定剪得非常整齐，一直贴到肉，以致让人有些担心。

中间儿子去了一次厨房，隐约听见那边有动静，后来知道，他把中饭的碗洗好了，老人去检查后表扬了他的勤快。碗洗好之后，放在一个敞开的碗柜里，碗筷零散地搁了几排，有些像一个矿井的饭盒存放处。

因为谈话进行得漫长，老人又吩咐了儿子什么，一会儿子拿出一把四季豆，蹲在地上开始掐筋，大约是准备晚饭的菜。掐完这一把之后，他又拿出更多的，掐好了装入一只塑料袋。我和老人的谈话也到这时差不多结束。老人说，每到下午四点钟，他会带儿子去小区健身场地锻炼。

三

出门之前儿子上了个厕所，老人让我也上一个。开始我犹豫，后来还是决定上一个，才发现地上并没有痰的痕迹。看来儿子站在门口吐痰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很准确地吐进了便槽。老人让我不要管冲水，回头他会用污水来冲，每周他都会储存一大桶污水，我看到了卫生间里的那只大桶，这会桶里的水用完了。儿子刚才的也没有冲。

我们到了健身场地，附近有一个托儿所。这一片小区，由原来农药厂、劳改局和别的单位的家属院混合而成。我想起这个小区前一段被曝光过，当初建房时打地基，农药车间的残留土壤没有清除干净，引起一些老人和孩子发病。老人说当初开挖地基时，气味很大。这些一律微红色砖墙的六层楼房，相比起它们的年龄来说，外貌衰褪得有些太快了。

老人记得初到这里时的风景：家属院的地带以前是大片上好稻田，产的稻叫南苑稻。水源好，附近有家水产研究所，有年发大水，养殖的虹鳟鱼冲出来顺着马路游，众人争抢亮光闪闪的鱼。

场地上已经有一些孩子在玩，老人说今天晚了些，托儿所的孩子们出来了。儿子看着这情形，似乎有点无措，老人让他先在一处练仰卧起坐的器材上锻炼。这种器材的用法，我是费力才搞清楚的，我看儿子很熟练地把脚伸进固定的杠子下面，一起一坐练了起来。

我和老人走向另外一处健身器材，地上有几个活动的小圆盘，中心是一个轮船方向盘之类的东西。我想到老人早年是在东北的大连商船学校轮机系上学。我一直以为这是个锻炼腰部的东西，没想到老人袖手直立在小盘子上，脚跟一着力旋转了起来，很悠然地旋了几个圈子，这是我做不到的。老人说，这是练平衡的，你不锻炼当然不行。

老人的右肩看上去比左肩低一截，是在劳改营挑担子压的。他解开衣服让我摸，肩胛骨有一块平塌了下去，被担子磨平了。

儿子从仰卧起坐的器材上坐了起来，他旁边的器材上也坐着人，但并没有练。他往这边看着，老人招手叫他过来。他站上了器材，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放手，像父亲那样悠然地旋转了起来，只是每转一圈会轻触一下中间的方向盘，动作很轻，都说不上他是在扶，也许只是好玩吧。

他的身体挺壮实，也不算肥胖，和很多智障人士一样，五十来岁了，神情看上去是个少年的样子，在时光中停了下来。脸上也没有严重的因为痴呆显得粗俗的感觉。

我离开的时候，父子仍在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