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子
知美于二〇〇二年二月去了意大利。刚去的时候，她经常给家里打电话。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她竟然几乎不再和家人联系了。我们在吉祥寺的一家茶馆和那位名叫近藤的小伙子见了面。虽然知美还没和近藤结婚，但秀吉在见面的时候十分紧张，中途有好几次借故上了厕所。近藤告诉他们，他在意大利花三个月结束了意大利语的初级课程，为了学习珠宝设计，他去了热那亚。而知美仍然留在那个名叫佩鲁贾的小城，她似乎想进一步学习，以提高意大利语水平。在咖啡馆里，她认识了一个从事家具设计的意大利女人，经常去拜访那个意大利女人的工作室。最近她还给家里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那个地方的照片。那张照片里有着古老的街道，非常漂亮。
放暑假的时候，我去意大利的佩鲁贾看望女儿。那时，知美已经和一个韩国女孩共同居住在新市区的一个现代化公寓里。知美特意赶到罗马接我，并陪我乘火车来到佩鲁贾。第一次到意大利，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离开城市，马上看到了放牧着成群绵羊的山丘，山顶上还留存着中世纪的古城。我深深陶醉在眼前的美景里。
市内观光结束后，知美又陪我一起去披萨店吃了号称天下第一美味的炉烤披萨。和知美同居一室的韩国女孩是位年仅二十六岁的歌唱家，我亲眼看到女儿能和她用意大利语自由地交谈。除此之外，我还知道知美已经去那家家具工作室打工了。女儿自信满满地对我说：“妈妈，什么时候我要亲手为你做一把椅子。”
秀树二〇〇二年三月也离开了家。他的学校虽然在九段，但为了靠近家庭暴力救援机构，借住在了目黑地区的一幢公寓里。秀树是在四月份考入那家专科学校学习的，但进入初夏的时候差点又受到一次挫折，据说他因为同校的一个女同学而失恋了，一度情绪非常低落，常给家里打电话诉苦，哀叹自己为什么总是没有女人缘。尽管他和那个为之失恋的女同学在同一所学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他丝毫没有放松法律的学习。他暑期去了一家法律事务所打工，充当一名普通的办事员。我曾邀请他一起去意大利看望知美，但秀树还是拒绝了我的好意。他说只要知美还在意大利，到时他一定会用自己挣来的钱去看她。
我平均一个月去看望秀树一次。有时去秀树的公寓，母子俩就在公寓附近的餐馆里用餐，有时也约好在新宿或涉谷的某一个地方见面。仅仅过了半年，秀树就完全变了样。现在大概谁也不会相信秀树有过自闭症的病史。我想也许是秀树患病时间比较短的关系，所以也能在短时间内痊愈。
我原打算外出打工，因而参加了自闭症患者亲友会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没想到这项工作非常繁忙。听到那些患者亲友们的诉说后，我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要弄清患者参加社会活动的范围。如果让患者去家庭餐馆、快餐店或者售报亭去打工，那对于没有社交经验的青年患者来说，无疑是增加了痛苦。必须要组织一个集体，让患者学会融入这个集体的技能。但是，仅仅学会了融入集体的技能，还不能说是有利的生存方法。有时那些患自闭症的青年要融入集体会遭受多次挫折，结果反而延长了患病的时间。
秀树参与社会的方法和那些去家庭餐馆打工的患者有所不同，他现在就读的以参加司法考试为目的的专科学校是一所很正规的学校，那儿的学生很多都是有正当工作的成年社会人，所以完全没有普通学校学生惯有的去酒店或卡拉OK场所聚餐嬉闹的情况，连秀树自己都说这种良好的风气对他很有帮助。我虽然没有和那些家庭暴力救援机构的人员见过面，但对这些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经常想：那些人和过去在公园里见到过的带着幼儿的妈妈群体一定不一样吧？也许他们和患者亲友会的非营利性组织有某种相似之处吧？如果秀树也去那种家庭餐馆打工的话，估计他一定会遭受到严重挫折的。
当秀树继知美之后离开家时，我的内心进入了一种轻度忧郁症的状态。每当走进两个子女的房间，看到人去楼空，只剩下孤零零的睡床的情景，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坐在他们房间里一步也不愿走动。我深深地体会到那种强烈的失落感，就像一只雌鸟看到自己的雏鸟离开后留下的空巢那样，真是百感交集，眼泪潸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再上二楼，以免睹物伤情。现在，我在非营利性组织度过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多次找医学顾问谈心。谈及子女离开后自己产生失落感的问题时，医学顾问告诉我，要克服这种失落感，就必须把那些已经离开的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物的记忆深深埋藏在心底。听了医学顾问的劝告后，我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不再把失落感当作洪水猛兽。我暗自劝慰自己，到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去意大利看望知美，下个星期就能见到秀树。时间一长，终于逐渐克服了那种失落感。
在变卖家宅之前，我一直住在西所泽的那栋房子里。变卖家宅的时间是在二〇〇二年四月。由于不动产价格持续下跌，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买主。成交时是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拿到现金的，亲眼看着那个坐同一张桌子的银行办事员把一叠叠现钞直接塞进一个包里，结果整栋房子只卖了一千八百五十万日元。秀吉把售房金和按揭款扺冲后剩下的余款亲手交给我。我在银行又开了一个新的账户，把这些钱款全部存进去。扣去知美的出国费用和秀树的搬家费，还剩下八百万日元左右。起先我对秀吉说只拿一半就可以了，但秀吉无论如何不同意，坚决拒收另一半钱款。
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和延江去夏威夷旅游。和延江还跟以前一样，继续保持着那种暧昧关系。在夏威夷，两人当然是同床共枕的。我们住在夏威夷可爱岛的海边小屋里。就像延江过去说的那样，小屋旁边就有通透的珊瑚礁海滩。延江是第一次出国旅游，刚开始误以为在飞机上不论餐食还是饮料都是收费的。一路上他都兴趣盎然地欣赏着在檀香山按下的美国邮戳。虽然我此次同意和延江结伴出国旅游，但也对延江明言现在并没有和秀吉离婚后再和他结婚的打算。延江爽快地答应说：“这样也行。”(https://www.daowen.com)
秀吉终于未能再次找到他的本行——销售工作。刚开始，他几乎每天都出去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并和多家公司当面接触。但是在二〇〇二年的日本，失业率已接近百分之六，这对于一个既没像样的履历又无技术的五十岁的老职员来说，想再就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刚把家宅变卖掉的时候，他曾经使用公司给予的教育培训费去过护理培训机构参加培训。但没过几天就再也不想去了。问他理由，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老太太就是不喜欢和我相处。”
那个名叫容子的青年女郎，一开春就被影视公司聘任为一部情景电视剧的女二号，所以她很快就从小手指地区迁至市中心。秀吉只能回到自己家，和我两个人观看她演出的电视剧。容子演的角色是学校的老师。尽管如此，秀吉还是很有兴味地观看着自己的朋友在电视屏幕上的表演。
秀吉的雇佣保险很快到期了。那天他对我说：“有事要和你商量。”于是夫妻俩在新宿的茶馆见了面。秀吉说他想回中之条的故乡去开一家小茶馆。因为到了群马县，就可以向亲戚们借到资金，而且风险也小。最后秀吉颇为凄凉地说道：“我也有点累了。”但他没有问我：“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由于夫妻俩也是一个月见一次面，他对我的工作情况也有所了解。我担任咨询师后，一边在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一边开始到大学去进修听课。秀吉没想叫我和他一起回群马县去，也没有提出离婚的事，我颇觉欣慰地感到和秀吉到现在还是夫妻，我还姓夫家的“内山”这个姓。双方之所以相互都不提出离婚这事，也许是大家都存在某种失落感吧？我在两个孩子离开身边时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第一次认定自己的后半生一定要和自己的丈夫秀吉一起度过。
二〇〇二年年底，知美为更新签证回到日本。我和秀树通了电话后，秀树也表示愿意和自己的母亲、妹妹一起回故乡看望父亲。
那天，我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中之条。秀吉特地赶到涉川的车站迎接我们，还兴致勃勃地陪我们去参观尚未完全竣工的茶馆。茶馆在沿河的温泉街的尽头。茶馆里只放着茶柜，规模确实很小。我们母子三人并排坐在柜台前，给正在研磨咖啡豆的秀吉送上了开店的贺礼：秀树送上一张他自己临摹的画，知美的礼品是她在意大利买的一只精致的古董咖啡杯。而我的则是秀吉喜爱的一套汤匙。
此时，店里还有正在装修的工人，他们操着群马县的口音好奇地问道：“已经有客人来了？”
“不，其实……”秀吉的脸上露出些许羞涩的表情，但又很自豪地对他们介绍道，“他们都是我的家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