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洪泽湖清口的淤积与湖区水域的演变
洪泽湖形成后成为淮河新的侵蚀基准面，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和湖口淤积的向西推移，湖区沿淮河上溯，盱眙附近的水面宽由清康熙时的500m左右至嘉庆、道光时发展到约15km，龟山以上至浮山已经河湖不分，沿淮河出现了池河、田村、韩家、十八里、马过、七里、女山、天井等众多大小不等的湖泊。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道光时，洪泽湖的回水区上游已经达到了安徽阜阳的颍河口，距洪泽湖中心区域远 达200多km。
1.6.3.1 明清清口淤积的演进
受清口淤积扇形发育的影响，洪泽湖区域地形的演变首先表现为洪泽湖湖口后退、湖区水域西移，以及洪泽湖水位的大幅上升。
“清口”原指古淮水与古泗水交汇的地方，泗水又称清水，清口由此而得名。汉代已有“淮泗口”之名[90]，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淮泗口在今安河洼附近入淮。明清清口在今淮阴码头镇对岸。黄河夺淮后，黄河由泗达淮，淮清而黄浊，“清口”的含义发生变化。明隆庆、万历时清口专指淮河入黄河口门，即黄淮交汇口。清康熙十九年以后，淮河后退至盱眙入洪泽湖，清口又特指洪泽湖的出湖口。
万历以前，清口黄淮合流处，水分两道，黄河在左，清河在右，清浊分明。清口以东是运河穿黄的运河口（简称“运口”），这段河道为左转弯。明永乐时建有4座运河闸，平时不许同时启放，黄河涨水时闭坝下闸，拒黄河浑水靠近闸口，被视为“泥沙不停，风浪不及”的内河港口。[91]
嘉靖初年，黄淮合流地点上移，运口也相应上移。在新运口建通济闸，开三里新河，新运口维持近20年。隆庆三年（1569年），清口至通济闸及淮安府城西淤者30余里。隆庆四年（1570年），清口淮河口淤10余里，通济闸淤废，因将运口重新改回新庄闸旧运口，重新使用新庄，并于该处建天妃闸。此后船只从天妃口出运口入黄河。汛期关闸防淤。万历初年，黄河在崔镇决口，桃源至清口只剩一条小沟，淮河也从高堰等处决口改道，清口至淮安淤浅，行人可趟水过往。时里运河经过长期淤积，已形成“运渠高垫，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日漕底”的状况。[92]洪泽湖东北与黄河邻接。自清口向西，淮河口依次有张福口、王家口、马厂口，这些地方汛期则成为洪泽湖湖区。清口北为黄河，时淮河高于黄河的形势已经不再，二者平均水位差不多，淮河大水时大部分出清口与黄河汇合，还有部分从张福口、王家口和马厂口入黄河。黄河泛滥时也从这些口倒灌淮河。潘季驯于万历八年（1580年）将王家等口筑堤堵塞，企图迫使淮河全由清口与黄河汇合。10多年后，黄河南决由清口入洪泽湖，至此清口淤积加快。
明末清初清口处黄河倒灌时有发生，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时清口外有黄河阻遏，内有淤沙横截，淮河出清口处仅剩沙上之浮流，被逼上壅之水长达50多km。[93]清口附近拦门沙的发育已经达到封堵淮河的程度。所幸淮河有时强于黄河，加上常年进行规模宏大的疏浚，淮河出清口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清乾隆时。但是，由于淮旁泄于高家堰，黄河倒灌日多，洪泽湖湖口向西移的趋势，无论实施何种措施都难以逆转。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5年），清口门限沙的范围不过3km多。[94]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的清口淤积的上疏反映出清代清口淤积的状况：“洪泽下流，自高堰西至清口约二十里，原系汪洋巨浸，为全淮会黄之所。自淮东决，黄内灌，一带湖身渐成平陆，止存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之小河。淤沙万顷，挑浚甚难。”[95]靳辅还指出：“清口与烂泥浅（原淮河出清口故道）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96]反映出清口黄淮形势已经出现了质的改变。据估计洪泽湖口的淤积范围南北长5～10km，东西10多km，至少普遍淤高2m，实际上洪泽湖口已至少西移10km。靳辅所指洪泽湖至清口之间那条“止存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之小河”，在康熙、乾隆时曾作为开引河的基础。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三年（1677—1684年）在靳辅的主持下，自洪泽湖向清口陆续开出4条引河，形成导淮入黄的形势。乾隆初再向西南后退，湖口至清口间的距离已达20多km，引河最多时增加到7条。其中右侧引河与运河相通，漕船必须在引河中行驶一段距离才能出清口。
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所开4条引河，自东至西分别是三岔河、烂泥浅、裴家场和帅家庄引河。淮河年均流量约1330m3/s，按其1.5倍估计洪水流量，则为2000m3/s。靳辅曾对引河断面进行过规划：“面宽六丈，底宽三丈，深五尺。”[97]如此，引河断面呈梯形，后来施工时引河的断面应小于这些尺寸。即使按靳辅的规划建设，如果全河自清口入黄，流速可达19.6m/s，这显然不可能。时洪泽湖已普遍淤高，汛期超过50%的流量是从高家堰减水闸坝排走的，或南下入高邮等湖。20年后，总河张鹏翮“导淮以刷清口”，开引河7道：三岔、烂泥浅、裴家场、张家庄、张福、天然、天赐。据称，工程完工后，“十余年断绝之清流，一旦奋涌而出，淮高于黄者尺余。”[98]据此可以推测，靳辅所开引河后来并不通畅，清口淤积和洪泽湖后退仍处于持续发展中。乾隆时，引河口已经建有清口束清坝，黄河泛涨时用以防止倒灌，洪泽湖水位高时则开闸放水。(https://www.daowen.com)
1.6.3.2 高家堰及减水闸运用对洪泽湖的影响
由于洪泽湖清口枢纽、高家堰及减水闸坝的运用，洪泽湖实际上已成为具有平原水库特征的吞吐湖。湖流受控于洪泽湖的水量平衡，而水量平衡则取决于入湖水量、出水口位置和运用方式。来自淮河的入湖水流，出水主要通过位于东北部的清口和东南部减水坝。因此，洪泽湖在19世纪前拥有横贯全湖的强度较大的呈S状的东北方向吞吐流，这时湖流的主流东出清口汇黄河后入海；其中一股折而西南，通过高家堰南端各减水坝出湖，在高家堰堤前湖滨形成边滩。直至乾隆时，洪泽湖中类似的湖流依然显著。随着黄河不断倒灌清口，以清口为原点的淤积使东北向的湖流减弱。湖流的减弱致使湖流动力降低，从而使淤积速度加快。为提高洪泽湖水位，实现“束水攻沙”的目标，加高加长洪泽湖大堤。但是，清口淤积仍不断向湖中部推移，黄河越来越频繁倒灌入湖。清嘉庆以来，湖水出清口越来越困难，高家堰减水坝也不断向南移建。由此，在洪泽湖湖底普遍淤积的情况下，频繁开启减水坝，致使清口出水日渐减少，最终导致洪泽湖的湖流发生根本的变化，演变为东南部季节性吐流，形成了现代淮河入洪泽湖的河口三角洲，以及北高南低的湖区地形。
高堰志桩位置与零点位置的相对变化较小，研究此段大堤的加高过程及堰前滩地的发育，可大致得出高家堰运用对湖区的影响。高家堰志桩的始设年代不详，至迟建于清康熙末年，因为康熙时已有关于洪泽湖水位的记录。乾隆时志桩设在高堰（村庄名）关帝庙，后来高堰淤为平陆。咸丰五年（1855年），移志桩至高良涧禹王庙。1924年“以高良涧临湖地面淤滩渐高，改周桥迤南之黄堽寺，就洪泽湖大堤刻志测水……黄堽寺湖滩亦高，遂专以蒋坝镇志桩为标准。”[99]高家堰志桩的位置沿高家堰自北向南迁移（图1.6-4），反映出洪泽湖洪水调度的重点由清口向周桥至三河口转移的过程，也反映出湖区东部淤积向南推移的过程。
清乾隆至民国年间，高家堰志桩虽几经迁移，但保持了志桩零点高程的一致性。民国时期测得的蒋坝志桩零点高程为9.41m，而零点的位置与禹王庙的旧志桩是一致的。由此，自乾隆元年以来志桩附近有关工程的记录和水位记录对于研究洪泽湖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洪泽湖洪水调度的重要依据，更是洪泽湖淤积的见证。以康熙时减水坝的开坝记载为例，考察明万历七年（1579年）至1949年前洪泽湖淤积深度的变化：“洪泽湖北滚坝一座，长七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七月十八日开放时，量高堰关帝庙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北滚坝外水深六尺九寸，由身过水一寸。每年水大开放验高堰关帝庙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为则。”[100]
图1.6-4 清代至民国时期洪泽湖志桩位置
将高堰关帝庙志桩零点作为相对高度指标，按清营造尺（1尺=0.32m）计算，可知康熙四十五年时高堰处塘堰顶高程为14.75m，较之万历七年已经淤高1.18m。[101]咸丰时高堰高程为17.0m，仍以高堰关帝庙前水深一丈三寸为泄水闸启用的标准，则高堰较康熙四十五年加高2.25m，即淤积增加了2.25m。如此可知万历七年潘季驯修高家堰后直至清代，高家堰共加高9m，洪泽湖东北部淤高约3.43m。
明万历七年（1579年）时所修高家堰减水坝底的高程为10.4m，其后清代也曾修筑高家堰减水坝。康熙十九年（1680年）坝底高程为11.7m。现代发掘资料表明，清中后期（1820年前后）减水坝底高程为12～13m。明末至清前期淤积速率为1.29cm/年，清前期至中后期为0.71cm/年。高家堰减水坝坝底高程的演变反映出洪泽湖湖区中部区域淤积减少的趋势，即清口淤高以后，湖区后退，黄河泥沙对洪泽湖的影响有所减轻，湖底淤积速度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