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质学说与蛋白质学说
早期的全麻分子机制研究,多是根据全麻药物的某些理化特性与其麻醉效能之间的相关性,来探讨全麻药物作用部位的属性和分子特点,其中最早提出、也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脂质学说。早在1847年,Bibra 和Harless就发现组织的脂肪含量与麻醉敏感性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但最终由Meyer和Overton分别在1899年几乎同时提出“脂溶性学说”(lipid-solubility theory)。其主要依据是基于所有的吸入全麻药物均具有较高的脂溶性,且其麻醉效能与脂溶性大小(油/气分配系数)密切相关(即Meyer-Overton法则)(见图2-9)。
这一法则提示全麻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通过和神经组织中的脂质成分发生松散的物理-化学结合,致使神经细胞中各种成分的正常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产生麻醉效应。与此同时,全麻药物的一些其他理化属性如蒸汽压、水溶性、油/水分配系数及其对水表面张力的抑制作用也被发现与其麻醉效能相关。如1904年Traube基于全麻药物的麻醉效能与其降低水表面张力之间的相关性,提出全麻作用部位应该位于神经细胞表面的观点。而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细胞生理和神经生理研究也为进一步探索全麻药的分子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从理化特性分析推定的细胞表面成分,特别是细胞膜结构自然成了这一时期全麻分子靶位研究的主要目标。鉴于细胞膜结构是神经元兴奋的关键因素,因此容易联想到全麻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作用于神经膜而实现。20世纪20年代,Lillie指出药物可通过改变膜的性能(如降低通透性)而消除神经兴奋性,而全麻药物即可降低不同类型细胞膜的通透性,由此提出全麻药物的“膜通透性降低学说”。期间还发现细胞膜内的类脂多为不饱和脂肪酸,其排列秩序较差、熔点低于正常体温、呈流体性等特性,认为细胞膜是均匀一致的液态,并提出“膜流体化全麻假说”,即当膜结构与全麻药物分子接触后,其黏滞度更低,而流体性及容积进一步增加,从而可影响和干扰膜蛋白的正常功能。以后又提出“相转换假说”,认为温度等因素的改变可使膜脂质的流体性发生改变,即脂质分子由排列较为整齐的胶晶态,变为排列不规则的液晶态,称之为“相转换”。20世纪50年代初期,Mullins对当时积累的有关脂质学说的各种实验资料进行了整理,发现全麻药物的麻醉效能不仅与其脂溶性相关,也取决于作用部位的麻醉药浓度(摩尔分数)与摩尔体积(体积分数)之乘积,而且后者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由此推测,麻醉药在神经膜内达到某种临界容积分数时,可通过填满膜脂质中的孔隙——即自由容积而导致全麻,并将其命名为“自由容积学说”。20世纪70年代初,Mullins理论与全麻的压力逆转现象被联系起来并加以修正,发展出临界容积学说(critical volume theory),认为脂溶性全麻药物进入神经膜疏水区后,可引起膜膨胀,当超过临界容积时,便出现全麻状态。而通过压力和温度变化使疏水区容积得以收缩恢复,则全麻状态随之消失。由于此学说能较为圆满地阐述压力与吸入全麻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有一定实验依据,故于20世纪80年代前曾风靡一时。但以后大量研究证明,该学说所预计的温度降低会抵消全麻药物引起的膜膨胀,以至产生类似于压力逆转的所谓“温度逆转”现象,在动物实验中至今难以证实,且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临界容积学说经过补充和修正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多部位膨胀学说”和“侧向分离假说”,认为吸入全麻药物吸收后可使膜容积增大和膜膨胀,同时脂质单层中的侧(横)向压力增加,其增加程度与全麻药物的麻醉效能密切相关,由此可对冲动传递所依赖的离子通道施加压力,导致通道关闭或阻抑其开放。但实际上,全麻药物引起的膜膨胀程度其实极其微弱,而对于全麻药物引起膜膨胀的同时伴有脂质双层厚度增加和跨膜通道内离子流动改变等的设想和假说,至今也未获得令人信服的依据。
图2-9 Meyer-Overton法则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随着研究的深入,膜脂质学说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一些按脂质学说作出的推论或权威性论断,如压力逆转麻醉及温度对麻醉的影响等,不仅未能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或证实,反而被一些相反的实验结果所质疑。由此也使得全麻分子机制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从膜脂质学说逐渐向蛋白质学说转变。但在强调蛋白质学说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膜脂质学说的终结呢? 考虑到脂质学说对诸多麻醉现象的预测作用(Meyer-Overton法则、麻醉断点现象、压力逆转效应、以及非制动剂的存在等),所以仍然有必要研究膜脂质在影响和调节全麻药物发挥麻醉效应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鉴于凭借单纯的膜脂质改变等理化特性的分析似乎很难对全麻分子机制作出合理的诠释,而只能以此推断全麻分子靶位作用微环境的理化属性,如根据Meyer-Overton法则及早期的研究结果,Franks等推测全麻药物作用的位点可能包括:①脂质双层内部的脂性疏水基质;②蛋白质与脂性基质接壤的疏水界面;③膜内蛋白质表面卷曲折叠形成的疏水间隙;④暴露在水相中蛋白质的疏水间隙等。生物化学研究揭示,生物膜由类固醇磷脂双层构成,在疏水的脂质双层中镶嵌着各种蛋白质,所以生物膜同时具有蛋白质和脂双层的结构复杂性以及更为复杂的脂蛋白交界面。Meyer-Overton法则实际上是描述全麻药物到达其作用靶位的倾向性,而并不反映麻醉药与其靶位的作用效应。由Meyer-Overton法则推测,麻醉药物与其靶位结合的特异性较低,提示其结合靶位应该是相对无序的结构,而脂双层的相对无序性可以较好地解释其对多数麻醉药物缺乏结构上的选择性。但同时发现弱极性溶剂(如辛醇)可提供更好的溶解度与麻醉效能之间的相关性。由于辛醇与胞膜内在蛋白质的极性相似,并且对于正烷烃类和其他麻醉药,采用较高极性的溶剂其相关性会更好,据此推测全麻作用的分子靶位具有一定的极性,麻醉药物更可能是作用于具有极性的蛋白质靶位,而并非是纯疏水性位点。
但细胞膜蛋白质的跨膜结构使其必然要与周围环境的脂质结构发生相互作用,显然其中的脂质-蛋白质界面应该是溶解在膜中的麻醉药物与膜蛋白发生特异性作用的潜在靶位。集中在脂双层-水界面的麻醉药物可对膜蛋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通过改变脂双层的某些尚不清楚特性,间接影响与其相关的蛋白质(间接效应);或在脂双层/水/蛋白质界面发挥直接作用(直接效应)。全麻药物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改变脂质双层结构,其影响作用要依赖于全麻药物的生化特征以及膜的物理结构和特征,比如厚度、表面张力、表面电位、流动性和膜黏性等。应用配体门控通道的点突变技术表明,全麻药物最初的作用点很可能在这些离子通道的跨膜区,全麻药物也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脂质连接面的侧压而对特定的蛋白激酶产生影响作用。麻醉药物对脂双层浅层的偏向性还可进一步解释其对膜双极电位幅度的降低作用。生理情况下,细胞膜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电势,主要是由膜-溶剂界面的水或脂质羰基原子排列成的双极层所组成,其中位于浅层界面的磷脂烃链尾区带有正电。细胞膜即是由两个排列相反的双极层所组成,虽然在整体上细胞膜不存在跨膜的双极净电位,但其间的跨膜蛋白则要经受四极电位的作用。溶解在细胞膜中的麻醉药可明显降低每一层的双极电势,生理浓度的麻醉药物引起的电势变化约为10mV,而这种变化足以引起电压敏感膜蛋白结构均衡的变化。(https://www.daowen.com)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全麻药物分子可动态地分布在整个磷脂双层,药物分子可在膜脂质和膜内外水相中迅速进行交换,也可积聚在双层的中间或附着在磷脂膜头部的极性基团部位,甚至可穿越整个脂质双层进入细胞质内。由于各种全麻药物的自身极性以及极性原子的排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脂双层本身的微环境变化也较大,可以从极性到完全非极性,所以不同全麻药物在脂双层中的位置会有所不同,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磷脂头端部位,如醇类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极性较高区域的羟基相结合,而烷烃类则主要位于中间的烃链区域(见图2-10)。氟烷、异氟烷和安氟烷等卤代烃类全麻药物主要偏向于结合在甘油主链附近的脂双层浅区,而非制动剂主要位于脂双层的深层区域(见图2-10的A3区)。对此的合理解释是,麻醉药物是两性化合物,所以主要结合在作用于双极性区域或位点,而非制动剂由于没有极性,主要集中于非极性的脂双层深层区域,而不需要在麻醉药物作用位点发生极性相互作用。麻醉药物偏向于结合在脂双层的界面,因而能在邻近水界面的蛋白质位点达到足够高的浓度,并且能够与膜蛋白界面部分发生直接作用。而非制动剂主要位于膜脂双层的深层区域,因而不能在邻近水界面的蛋白质位点局部达到适当的浓度,或与蛋白质发生有效的影响。亲和标记研究也进一步显示,全麻药物与膜离子通道的结合是位于通道的内部和脂质-蛋白质界面上。膜结构中的脂质和蛋白质这两种成分应该都与全麻作用机制相关,全麻药物可能是在细胞膜的脂质环境内(可解释疏水性与麻醉效能的相关性)与特异的膜蛋白相作用(可解释断点效应和异构体效应)。近来也有假设认为,全麻药物可通过降低膜的偶极或改变脂双层的外侧压力等参数而影响其中的靶蛋白功能,虽然尚缺乏明确的实验支持,但全麻药物对脂双层的轻微影响及其对蛋白质功能的调节作用值得引起注意。进一步精细阐明全麻分子靶位的结构特性,尚需要借助包括功能性核磁共振、X 射线衍射、同位素标记示踪、受体蛋白亚基和肽链重组以及分子遗传研究等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策略的引入和应用。
图2-10 脂双层中麻醉药物分子的定位示意图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受体蛋白的分离、纯化、分子克隆以及膜片钳技术等在全麻机制研究方面的应用,全麻分子机制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和突破,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如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显示,全麻药物中枢作用的神经基础主要表现在对神经传导(突触传递和缝隙连接)和神经元兴奋性的影响上,显然神经细胞膜是其最直接的分子作用靶区。早期的分子动力学研究发现,吸入全麻药物分子主要在脂双层的蛋白结合部位发生快速的运动,处于不断结合和分离的动态平衡之中,并占据蛋白质上本已存在的大小合适的疏水空隙和袋口。20世纪60年代,随着蛋白纯化结晶和X 线衍射技术的引入及应用,确定磷脂双层内在的膜蛋白可能是全麻药物更为特异的作用靶位。药理和生化技术也证实全麻药物可以作用于多种蛋白质靶分子,如研究显示全麻药物对非脂性酶——虫荧光素酶活性的抑制作用与其在体麻醉效能同样呈正相关,即麻醉药对该酶的作用也完全符合Meyer和Overton法则。虽然虫荧光素酶与麻醉作用没有直接关系,但此研究模型证明了蛋白质学说与Meyer-Overton法则并不矛盾。这一发现也正式拉开了研究全麻药敏感的特异性蛋白靶位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经生理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全麻药物的中枢作用要较既往认为的更具选择性,主要是通过直接结合于中枢蛋白质靶位而发挥麻醉作用。全麻药物可与中枢神经系统的许多蛋白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对中枢系统的神经放电、递质释放或突触传递产生影响;许多蛋白质靶位的功能改变(如使用激动剂或拮抗剂、进行肽链改造或亚基重组)可明显增强或减弱全麻作用;并且脂溶性相似的全麻药物同分或立体异构体可表现出明显的麻醉效能差异,且与其对蛋白质靶位的立体选择性相一致。也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分析,1994年Franks和Lieb提出“蛋白质学说”,明确指出,全麻药物的分子作用靶位是蛋白质而不是脂质,基本否定了传统的“脂质学说”。蛋白质学说认为,全麻药物与其蛋白质靶位的结合,可使其功能发生可逆性改变并显现麻醉效应,其内在的机制源于全麻药物对蛋白质结构、稳定性和动力学的影响。
虽然蛋白质学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证据,但现有的全身麻醉药分子结构和化学活性都差异很大。因而很难想象,仅通过某个单一的特定离子通道和/或受体蛋白质来一元化解释全麻药物的作用机制,包括全麻的镇静、催眠、遗忘和制动等药理学效应。目前已发现许多离子通道和/或受体蛋白质对全麻药物敏感,但它们不可能都是全麻药物的作用靶点,只有那些对于神经元电活动或神经信号的传递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才有可能成为全麻药物的分子作用靶位。其中离子通道蛋白,特别是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如NMDA 受体、GABAA受体、Ach受体等是最为可能的全麻分子作用靶位。其他分子靶位如PKC、G 蛋白、NO、cAMP 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临床相关浓度的全麻药物敏感,并可能参与和涉及了全麻作用机制。但这些“全麻药作用靶位”都需要遵循“临床相关的浓度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筛选原则。一些新的离子通道蛋白,如双孔背景钾通道、超极化激活阳离子通道(HCN)、AMPA 受体等,已被认为是全麻的候选靶位。这些通道蛋白质具有共同的特点:①对神经元的兴奋性起重要作用;②在与麻醉药物作用相关的中枢区域表达丰富;③对临床相关浓度的全麻药物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