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概述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是指由麻醉和(或)手术引起的学习和记忆能力、人格和社会行为能力下降,包括言语记忆、视觉记忆、语言理解、视觉空间等认知域的功能障碍。表现为术前精神、认知功能正常的患者手术麻醉后出现精神错乱、焦虑、人格的改变以及记忆受损,包括人格、社交能力及认知能力和技巧的变化等。POCD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其康复时间,并延迟器官功能恢复,甚至增加患者的病死率。POCD 的发病机制尚未十分明确,至今也无有效的防治手段。目前较多的研究表明,老年患者较年轻患者有更高的POCD 发病风险,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POCD 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POCD 的发病机制复杂,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神经可塑性下降、突触缺陷、中枢炎症、tau蛋白磷酸化、神经元凋亡。尽管对于POCD 的发病机制还未明确,但研究者普遍认为患者的文化程度、年龄、糖尿病、脑卒中史、手术类型、二次手术等均可构成POCD 的危险因素。尤其是高龄、缺氧与POCD 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诊断POCD 的方法包括面谈、问卷调查、精神状态检查和神经心理学测试(neuropsychological test,NPT)。临床主要应用行为学量表如简易智能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作为术前筛查工具。神经心理学测试可以进一步对特定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进行更加精确的评估,如记忆力、注意力、信息处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NPT 包括循迹连线测验(trail making test)、数字符号测验(digit symbol test)、词语学习测验(verbal learning test)等。将各项测试合并成一个特定的测试组合用于认知功能的评估可扩大认知领域的覆盖范围,从而增加诊断POCD 的敏感性。以往研究多通过观察POCD动物及患者血浆及脑脊液中炎性因子,如IL-6、IL-1β、TNF-α及神经损伤标志物S100β、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等生物标志物对POCD 进行评估及预测。
(一)POCD 的发病情况
POCD 的发生广泛存在于各种外科手术之后,年龄是唯一确定与POCD 发病密切相关的致病因素,老年患者的发生率普遍较高。POCD 可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增加医疗相关费用、延长平均住院日等,长时间的POCD 增加个人和社会负担,甚至增加术后一年病死率等。老年患者发生远期POCD 的概率高,极大影响其手术后生活质量。另外手术方式也是其相关因素,各种外科手术中以心脏手术发生率偏高。
POCD 广泛发生于各种手术麻醉后,大部分为术后短期的可逆的认知功能改变,但同时仍有部分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尤其是老年人其发生率更高。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老龄化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接受手术的老年人也日益增多,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也相应上升,导致的医疗问题及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
(二)POCD 发生的危险因素
POCD 的发生与多因素相关。手术方式及围术期处理是POCD 的相关危险因素。多项研究指出心脏手术较非心脏手术发生POCD 的概率偏高。围术期缺氧、高血压、二氧化碳蓄积等都可造成POCD 发生率增加。一般来说,施行较大的侵入性操作,如接受腹部、胸部和血管手术患者的POCD 发病率明显高于小手术患者,心脏手术和较大的骨科手术POCD 的发病率相对较高。施行心脏手术患者POCD 的发病率较高与使用中外循环泵后产生的微栓子有关。动物研究显示,心脏手术中产生的这些微栓子可能引起局灶性脑梗死,并导致POCD 的发生。脂肪栓子也是引发POCD 的重要因素。
但无论行什么类型的外科手术,高龄是引发POCD 的主要危险因素。高龄患者耐受麻醉和手术的能力低,而且随着肝肾功能的减退,药物在其体内消除的半衰期也延长。此外,高龄患者常合并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和心血管疾病等均会增加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麻醉方法的选择一般不会影响POCD 的发病率,一项有关60 岁以上非心脏手术患者的研究显示,区域麻醉与全身麻醉患者术后3个月POCD 的发病率无显著差异。但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容易引发POCD。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可待因和哌替啶也有抗胆碱能的特性,可引发短期的POCD。嗜酒也是引发POCD 的危险因素。
引发POCD 的其他危险因素还包括脑血管意外病史、既往的认知能力减退、术后谵妄、呼吸系统并发症、感染并发症、再次手术、教育程度等。另外,环境变化、睡眠不足,术后疼痛等都可能引发高龄患者的POCD。
值得注意的是,POCD 不仅见于老年人,也可见于儿童。动物研究发现,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新生期全麻暴露与后期认知功能损伤相关。Shen等提取发育期小鼠的海马组织,发现麻醉药七氟烷可提高炎性因子IL-6的水平;较早的临床研究也发现,4岁之前经历过多次而非单次手术麻醉的儿童,其远期的教育成就降低,2岁之前接受过多次麻醉的幼儿学习障碍风险以及语言能力受损增加。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麻醉对手术幼儿大脑和远期认知功能的不良影响,美国FDA 于2016年12月发出关于全麻药物和镇静剂应用于手术幼儿和孕妇中的风险特别警示。
(三)麻醉深度与POCD 的关系
既往多根据患者的循环情况及神经反射等来判断患者麻醉深度,但多具有主观性并易受患者自身情况等干扰。现判断麻醉深度的方法有脑电图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rain 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BAEP)、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EP)、双频脑电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等方法。由于BIS指数的可操作性以及其客观性等特点,现临床中多采用BIS指数来判断患者麻醉深度。BIS指数范围为0~100,数值越大,镇静麻醉效果越浅。100 为清醒状态,80~100为嗜睡状态,60~80为浅麻醉状态,40~60是满足外科手术的适宜麻醉深度。Punjasawadwong等研究指出,使用BIS可以有效减少术中知晓及麻醉药物的用量,可以有效帮助术后恢复,如清醒、拔管等。Short等的研究指出,相对高的麻醉深度可以减少麻醉药的用量,减少患者术后一年内的死亡率等。Muravchick等也指出,对老年患者进行麻醉深度监测有助于提高麻醉恢复速度及减少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可见麻醉深度与术后的恢复有密切的关系。对于术后并发症之中的POCD与麻醉深度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共识。Chan等观察了921例非心脏手术全麻的老年人,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后3个月的POCD 发生率分别为10.2%和14.7%,由此认为使用BIS控制麻醉深度在40~60可以有效减少术后3个月的POCD 发生率。该项研究中BIS监测组BIS平均指数为53,而常规组的BIS平均指数仅为36,患者出现深麻醉的情况更多,相对应的麻醉药物的使用量更大,这可能是其POCD 发生率较高的原因。Shu等对192例患者按照麻醉深度随机分组为30<BIS≤40、40<BIS≤50、50<BIS≤60等3个分组,统计结果显示麻醉深度与POCD存在联系,并且指出BIS指数在40~50对术后认知功能影响最小。Farag等、An等的观察结果也证实,运用BIS监测麻醉深度时,深麻醉组患者的术后认知功能有相对较好结局,这可能与患者无浅麻醉的各种神经炎症因子释放及神经递质相对影响较小有关。国内边步荣等也在试验中的研究指出,麻醉深度与POCD的发生存在关联,并且将BIS值维持在40~49可以有效减少POCD 的发生。张辉等的研究也证实麻醉深度与术后POCD 发生有一定关系,并且指出BIS值维持在30~39要较50~59有助于降低POCD 发生率。最近一项荟萃分析也显示术中进行BIS的检测具有认知功能保护作用。可见目前多数学者都同意麻醉深度与POCD 存在关联,但对于最佳最适宜的麻醉深度仍有不同意见。
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麻醉深度与POCD 的发生并没有太大联系。Radtke等观察了1155例年龄大于60岁的手术患者,指出麻醉深度与POCD 的发生并无太大关系。研究显示常规组与BIS组的BIS平均数为39和38.7,并无显著差别,这可能与其麻醉医师在试验过程中是否按照试验要求进行操作有显著关系,另外该实验过程中并未做到全程随机双盲,上述因素可能是造成患者POCD 与麻醉深度监测无明显关联的重要原因,不过该实验也指出过深的BIS值与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联系。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麻醉深度与术后POCD 发生率的关系还无明确的结论,由于可操作性有限,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属较早期POCD,而缺少大样本、长时间的研究结果来作为临床证据。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麻醉深度监测正变得十分简便,利用大数据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探究麻醉深度与POCD 发生率的关系。
(四)术后认知障碍检测方法(https://www.daowen.com)
1.认知相关的蛋白变化在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高龄及受教育水平较低会增加患者罹患POCD 的风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是预测非手术人群认知功能减退的指标。这就表明POCD 与并存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减退有相似之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AD)。以往的研究也表明,AD 会大大增加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患者并发POCD 的风险,而且脑脊液中Aβ1-42浓度降低、总tau蛋白(T-tau)和磷酸化的tau蛋白(P-tau)浓度升高等变化可以作为确诊AD 的生物学指标,通过检测脑脊液中这些生物标志物浓度也可以用来预测老年患者术后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Lisbeth Evered等观察了300名60岁以上接受择期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其中有59位患者接受了全身麻醉联合脊髓麻醉,并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脑脊液样本中Aβ1-42、T-tau、P-tau 及NFL的浓度,同时分别于术前、术后7天、3个月及12个月为所有患者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结果发现脑脊液中低Aβ1-42浓度与术后3个月并发的POCD 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作为其主要的预测指标。即便是毫无临床症状的AD 患者,只要确定其脑脊液中Aβ含量处于较低水平,就提示患者术后并发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也就是说麻醉手术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或引起其认知功能减退,然而目前的研究并不能明确是哪些具体因素。该研究最大的局限在于样本量太小,但对比之前的研究,所有纳入的患者均接受了全面的神经心理学评估,因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该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最近还流行采用以脑脊液中Aβ与tau的比值作为POCD 发生的预测指标,多个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脑脊液Aβ/tau可准确地预测老年患者POCD 的发生。
2.神经元损伤标志物检测在POCD 中的应用进展
当前尚无一种神经元损伤标志物可以作为预测POCD 的金标准。近些年来研究最多的神经元损伤生物标志物包括:淀粉样蛋白β1-42(Aβ1-42)、脑脂肪酸结合蛋白(brain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BFABP)、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enolase,NSE)、S100钙结合蛋白B(S100 calcium-binding protein B,S 10013)、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d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等。Aβ1-42作为脑脊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可预测AD 从临床早期的正常认知到完全性痴呆的进展,但其对潜在的将要发展为POCD 的老年患者来说是否具有预测价值,仍需进一步的研究确定。Evered等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探讨了AD 脑脊液生物标记物水平变化是否也能够预测POCD 的发生。结果显示,术后3个月,脑脊液Aβ1-42>550 ng/L 的46例患者仅2例发生POCD,而脑脊液Aβ1-42<550 ng/L的11例患者有3例发生POCD。单因素分析显示,POCD在术后3个月时与基线时低Aβ1-42显著相关,提示术前脑脊液低Aβ1-42可能是术后3个月POCD 的独立预测因素。
BFABP、NSE和S100β常与术后认知功能衰退相关,其对术后认知功能损伤的预测作用仍然争议不断。BFABP,是脑组织特异性蛋白质,由星形胶质细胞在机械损伤、缺血/缺氧性脑损伤后释放,可快速通过血脑屏障进而导致脑组织产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NSE 是催化2-磷酸甘油酸转化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的糖酵解酶,主要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组织中,其血清浓度的升高被认为是神经元破坏的识别标志。S100β是由中枢神经系统中成熟的胶质细胞及外周神经系统中的神经膜细胞分泌,在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中,S100β充当神经营养因子,其主要功能与神经元存活、轴突延伸、轴突增殖和Ca增膜流动有关。Kok等的一项研究表明,术后15个月认知下降的患者术前BFABP水平,显著高于没有认知下降的患者,所有发生POCD 患者的BFABP水平要高于对照组;而NSE、S100B在术前、胸骨闭合时、术后6 h和24 h,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神经损伤生物标志物对长期POCD 没有确切的预测价值。而Goettel等的一项研究却表明,术后NSE 最高值与POCD 的发生相关,而S100β最高浓度与POCD 的发生无关。然而,最近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在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中,NSE 的峰值浓度以及s100β的峰值浓度均与早期POCD 的发生有关,可以帮助预测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下降。GDNF可以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发育、分化和保护,在多种神经精神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AD 患者的血清GDNF水平降低,而低水平GDNF可能与脑功能改变有关,因此,GDNF可能是老年患者POCD 的预测因子。Duan等的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表明,接受瓣膜置换手术的患者POCD 发生率是47.5%,POCD 组围手术期血清GDNF水平显著低于非POCD 组,提示GDNF 可能是POCD 的有效预测因子,提高GDNF水平可能是治疗POCD 的潜在靶点。
3.神经心理学测试
当前检测POCD 的方法包括访谈、问卷调查、心理状态检查、神经心理学测试,而神经心理学测试是诊断患者POCD 的主要方法,其中常见的是MMSE,包含7个方面30个题目,耗时5~15 min。鉴于其所测试的认知领域主要集中在时间空间定向力、短时记忆力、言语能力方面,而对视觉空间记忆、执行功能、精神运动速度等方面有所欠缺,因而用于痴呆初筛或者试验排除标准较为合适。Mini-Cog是一种新型智力评估量表,涉及3项词语记忆测试和时钟绘图测试,包括测试视觉空间呈现、记忆、执行功能,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由于其对教育程度、语言、种族偏见等要求较低,对认知功能检测(尤其是痴呆)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同时具有良好的评价信度,因此美国医师和老年协会认为可以作为指南纳入认知功能检测当中,尤其适合存在认知功能异常的老年高危患者。Culley等研究表明,术前认知功能评分低(Mini-Cog评分≤2分)与术后谵妄、住院时间和出院后非住家安置情况相关。尽管这项研究结果中术前认知功能评分低与30天急诊就诊率和病死率并不相关,但是住院时间延长和术后需转至专业医疗场所或需其他人员陪护的场所,意味着认知功能评分低的患者术后转归更差,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医疗资源,这也是一项值得重视的评估内容。认知评估量表虽然实施简单,耗时较短,适合作为入组人群的认知筛查,但它并不太适合作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方法。目前,神经心理学测试组合(neuropsychological tests,NPT)仍是POCD 诊断的主要手段,神经心理学测试有数百种,而其之间进行组合则更加千变万化,常用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有循迹连线测验、数字符号测验、词语学习测验、字色干扰实验和凹槽钉板测验。目前尚无公认的统一的神经心理学测试组合。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也开始应用于认知功能的评估,并表现出良好的效度。
4.脑电图在POCD 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脑电监测技术已经从需要特殊屏蔽的实验室走向了临床。普及化的脑电采集与应用提出的要求是对于信号采集环境和条件的逐步降低,对患者也不需刻意地准备和处理,通过直接佩戴电极片即可获得电生理要求的脑电信号。EEG 作为一种无创、安全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辅助检测(如昏迷、脑肿瘤、癫痫、脑震荡、脑血栓及脑炎等),其基本原理是将大脑自身微弱的生物电放大记录成一种曲线图,从脑电功率变化来反映一些脑部器质性病变。有研究发现,认知功能的变化也能够引起脑电图的显著改变,脑电图有可能成为反映镇静、麻醉深度水平、疼痛程度、认知、情绪状态的指标。最近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显示,术中额叶的α波的绝对波幅与术前经神经心理学测试判定为认知功能下降有明显的相关性,但额叶α波基线值却无此相关性,术前认知功能的降低与POCD 有关,即术中额叶脑电图α波也许可以作为POCD 的预测因素,但其相关性仍需相关实验进一步认证。围手术期基于脑电提取的相关脑功能状态指标(如脑混沌、脑疲劳、脑耗能、反应速度、记忆加工等)与POCD 是否有关、能否进一步预测POCD,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5.影像学在POCD 中的应用
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特别是磁共振技术(MRI)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无创测量神经元活动和捕捉人脑详细图像的有用工具。MRI不仅可用于研究与生理和疾病变化相关的大脑微小的神经可塑性改变,还可进一步阐明POCD 的神经病理学进展过程。MRI与POCD 的相关发现可能有助于临床医师识别高风险患者,降低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Chen等的一项横断面研究中,对接受开腹手术的患者分别于术前1 d、术后4 d进行认知功能测试,同时使用1.5T MRI测量患者海马体积。39例患者中,13例(36%)发生POCD,POCD 组与非POCD 组比较,海马体积减小6%(P<0.05);海马体积与神经心理学测试评分呈负相关。Price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共包括31例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和12例与其年龄、教育相匹配的骨关节炎患者,分别在术前2周,术后3周、3个月和1年进行认知功能检查。研究结果表明,在记忆力下降方面,术后3周、3个月和1年的发生率分别为17%、25%、9%;在执行功能下降方面,术后3周、3个月和1年的发生率分别为21%、22%、9%。术后2周内进行3.0 T MRI扫描,结果显示,手术组3周时执行功能和记忆功能下降与海马体积无关;然而,在3周和术后1年,脑白质疏松症和腔隙(>2 mm)的体积与记忆下降相关。此外,在所有时间段,校正的总脑容量也与执行功能下降相关(但不与执行功能直接相关)。Sato等开展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30例接受乳腺癌手术的女性患者和20例与之年龄匹配的绝经后健康者对照,两组分别在术前1 d和术后5 d重复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和3.0 T MRI检查。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患者组术后记录的认知测试数字取消任务得分较低(P <0.05),反映术后认知功能下降;同时手术组患者术前、术后右侧丘脑容量也有明显减少,并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P<0.05)。这些研究表明,丘脑、海马体积、脑血流的减少可能与POCD 有关。MRI结果可以作为生物标志物确定认知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识别对特定治疗有反应的患者。但是这些研究的证据相当薄弱,尚需更多的研究样本和数据进行验证。
随着现在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社会人群老年化比重增大,POCD 在老年人群中发生率偏高,导致整体社会的POCD 发生率呈上升趋势。鉴于目前的麻醉深度监测,已变得十分方便可行,其在临床的应用可以更好地预防术中知晓及麻醉过深等意外,故有助于防治老年人的POCD 发生,从而减少社会医疗资源消耗、家庭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无论是与AD 脑脊液中相关的神经衰退标志物Aβ1-42、神经营养因子GDNF,还是与脑损伤相关的NSE、S100β、BFABP,以及脑电、影像学技术,对患者早期、远期POCD 的预测价值仍需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伴随着分子影像探针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加精准的影像学方法应用到POCD 的诊断及评估中,并将进一步提高围术期患者的医疗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