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国家
国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从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基础。而国家的产生却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提出了治水社会理论。他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国家都形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而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要想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兴修大规模的沟渠进行灌溉。有时候如果洪水泛滥，这些人们还得费尽千辛万苦，修建堤坝治理水患。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这样的灌溉或者防洪工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作才能完成，需要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一个人能够支配兴修水利所需要的大量人力，那他也就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工程完工之后，要有效地维护这些工程，公平地分配水源，还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大多数人口的组织，于是国家的行政机构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中国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就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大禹治水之前，中国并没有成形的国家。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许多原始部落逐渐联合起来，权力集中到禹的手中，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就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但是夏朝的故事在世界古代史上几乎是个特例。地中海沿岸，比如古埃及，以及美洲诸文明的兴起，都与兴修水利无关。
美国的考古学家拉思杰在对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进行考察之后，提出国家是在贸易网络中形成的观点。古玛雅人生活的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一带地形比较复杂，自然资源分布相当不平均，一个地区总是缺乏某些必要的物资，必须从远方弄来，而当地又总是有一些特产，受到远方人的青睐。比如说玛雅人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黑曜石，一种天然玻璃，以及装饰用的玉石和火山矿物颜料，只有在山区才有；沿海则出产盐，以及宗教仪式上必不可少的贝壳、珍珠、珊瑚；丛林地区出产珍稀鸟类的羽毛，熏香用的树脂。于是很多乡村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长途贸易网络，互通有无，利益共享。规模不断扩大，组织日渐严密，最后这个贸易网络把玛雅地区变成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然而这一理论也被认为缺乏普遍性，因为很多古代文明都是在国家形成之后才开始出现大规模贸易的。
另一位考古学家卡内罗依据古印加文明的考古发现，提出战争兼并产生国家的看法。早期的印加文明还只是一个个分布在山谷中的村庄，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因为土地和生存资源有限，便开始相互掠夺。一些村庄在冲突中兼并了其他村庄，或者为了抵御敌人的侵犯彼此结为联盟，于是变得越来越大。为了赢得冲突的胜利，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严密。激烈的战争持续不断，临时选出的军事首领变成了长期统治的王，最终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这一理论的缺点是，尽管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兴起的时候没有发生过战争，但还是有不少战火不断的社会从未形成过国家。
战争兼并形成国家至少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这些人生活的空间有限。比如当两个村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总是能够刺激国家的形成。因为受威胁的一方惹不起，躲得起，完全可以迁徙到另外的地方去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面积广阔的热带雨林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生存空间。村庄与村庄之间距离很远。虽然也有战争发生，但都不是为了争夺土地，而是为了复仇、抢夺妇女和提高威望之类。战败的一方往往集体迁走，搬到另外一块无人居住的适宜耕作的地方，因此大多数村子仍旧能够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而不是结合成为大的政治实体。所以除非被攻击的一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无路可退，他们才会被迫服从一个权威，最后形成国家。
事实上国家的产生更可能的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这样。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气候温暖，降水充足。于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口不断增加。后来气候开始变得干燥，有些原始部落在首领的带领下开始修建简单的水利灌溉工程。接下来，海平面上升，海岸线不断向内陆推进，生存空间被压缩，被迫内迁的村落之间发生冲突，兼并成为大的乡村，乡村又变成城市，由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了。
水利、贸易、战争显然都是人类为了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而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自然条件太优越了反而不利于国家的产生。远古时代的法国和北美的一些地区，由于食物太充足了，人们不思进取，自然条件优越反倒成了文明进化的阻碍因素。所以有人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应对自然挑战的结果，人类最早的文明大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说道：“总是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才成为创造文明的地方。例如：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阿提卡和比奥细亚；拜占庭和加尔西顿；勃兰登堡和来因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等等，都是由于前者困难较大，因而刺激也大，从而才取得了成绩，创造了文明。”[6]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能太极端，比如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由于自然条件太恶劣，只能以渔猎的手段勉强维持生存，虽经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的悠悠岁月，社会始终没有再进一步发展。
文明产生以后能否长久地延续也系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在古代，一个文明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并不容易，至少要做到三件事：控制远方，镇压远方，把远方的信息、税收和物资运送回中央。由于地理上的限制，这三点对于很多地区的居民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
欧洲的地理环境是破碎的，海峡、山脉、大森林把各个人口聚集区都分割开来，地中海的三大半岛也都被海水阻隔，这使得古代欧洲在交通上相当困难，统治者调动部队的难度很大，不能有效地将军事力量运送到远方的战场去；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必须要做到三件事，控制远方，镇压远方，把远方的信息、税收和物资运送回中央，这对于欧洲人来说都是高难度的事情。
正如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7]
即使一个帝国建立起来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很成问题。罗马帝国的统一是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它把地中海沿岸的地区，西班牙、埃及、叙利亚、希腊都纳入控制之中，将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湖，借助了海运便利将帝国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即便这样，只要离海稍远的一点地方，比如说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地带，就始终统一不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亚北非一带落到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手里，地中海无法再作为联络西欧各地的海上通道了，欧洲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罗马帝国那样辉煌和统一的帝国。不排除偶然出现一个杰出的君主，能力超群，建立一个大帝国，但也总是昙花一现，这个杰出皇帝一死，帝国马上土崩瓦解。
南亚次大陆的文明变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是亚洲大陆向南直插入印度洋的一大片半岛形的陆地，西、南、东三面临海，北边则是高耸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区域内部地形复杂，有山脉、高原、平原、沙漠、低地，各种类型的地貌几乎一应俱全。气候雨量各地差异也很大，有的地区终年积雪不化，有的地区则完全是炎热的热带气候。降水量分布也极不均匀，有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也有几乎终年无雨的地区，年降水量相差达一百多倍。林莽丛生的文迪亚山把印度截成南北两半。北印度被塔尔沙漠及其附近的广大半沙漠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南印度又分为沿海平原和中央的德干高原两部分。(https://www.daowen.com)
深邃的江河和蜿蜒的山脉两侧是不毛之地和无法穿越的森林，交通不便。人们祖祖辈辈久居一地，彼此隔绝。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长期存在。17世纪初的英国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汤玛士·蒙罗曾经描述说：“印度每个农村都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古代南亚次大陆因此长期分裂，各地割据称雄，小国林立，极少形成统一王朝。即使被认为最接近于统一的莫卧尔帝国，境内仍有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王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指出：“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8]
尽管北部有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南亚次大陆却谈不上安全。在今天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界处有一个长达五十多千米交通孔道——开伯尔山口。山口内是肥沃的旁遮普平原和横亘在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之间的塔尔沙漠，基本无险可守。后者不仅成为入侵者进军的巨大空隙，同时又妨碍北印度人动员全部资源来抵抗入侵。外来侵略者只要通过了开伯尔山口，就可以长驱直入，一直杀到文迪亚山。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塞种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都是沿这一路线而来。
由于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南亚次大陆“血统混杂，人种繁多，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众多种族中，主要有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土耳其-伊朗人、雅利安-达罗毗荼人、蒙古人和色底安-达罗毗荼人等。“印度的语言也很复杂，极不统一。在一张十卢比的纸币上就可以看到十四五种语言的文字。全印度各民族和部族的语言和方言超过一百五十种，如果仔细区分，则多达千种以上”[9]。
入侵者带来了各自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使印度文化显得光怪陆离。因为囊括了各种特色的文化，所以印度的文化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印度历史上流行过很多宗教，其中主要的有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也在印度拥有自己的信徒。
相比之下，中国的地理环境可谓优越。中国有两大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且这两大平原之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交通障碍，非常有利于知识、技能、军队、物资的流动。如葛剑雄所指出的：“统一从黄河流域扩大到其他地区的先决条件，也是地区间的地理障碍得到克服，或者地区间的地理障碍本来就不明显。例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下游和中游的大部分地区间都没有明显的障碍，因此便于交通。”[10]换句话说，朝廷很容易就可以实现对物资和军队的调动，地方势力则难以摆脱中央的控制。这两大平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一直是全国统一的核心地带。南宋之前中原地区的人口一直占了全中国人口的80%以上，实力与财富都是集中在中原地区的。
从纬度上来说，高纬度地区太冷，光热不足，农业发展不起来，比如说俄罗斯、加拿大。低纬度地区，光照、温度、湿度适合植物生长，可是杂草灌木比庄稼长得还快，土地甚至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像巴西、刚果、印尼，开发农业也有困难。
中国的两大平原刚好处于中纬度地区，温度很适合发展农业。同时中国这两大平原还处于季风气候区。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带来了充沛的降水，雨热同期，气候温暖的时候，雨水也多，极有利于农业发展。
相比较而言，西欧可以发展农业的大片平原，纬度上与我国的黑龙江省相当（北纬40°至60°），而且它是温带海洋性气候，虽说全年有雨，但是冬季偏多，不利于作物生长。
美国开发最早的东北部，纬度接近我国的辽宁省。现在美国的主要农产区，即北美大平原，虽然很大一部分在纬度上与华北平原相当，但是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降水少，对发展农业也是不利的。
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在纬度上与中国华北平原差不多，但是降水偏少，其实更适合畜牧业。
中国的两大平原在地理气候上都很难得。这正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口都比世界其他地方多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两大平原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代中国的人口和财富总是集中在中原地区的。一个政权只要控制了中原，也就拥有了比周边强大得多的实力。中原王朝形成了之后，再向四周围扩张，就能够轻松地征服周边地区。
中国的地理地形有利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政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11]中国的历史也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统一王朝前后相继的历史。虽然各种矛盾的激化会让一个帝国倒下，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一个新的帝国出现，并且统一全中国。
同时中国的地理又相当安全。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东、南两面濒临大海，在古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威胁。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西北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尤其难以逾越，它的南坡非常陡峭，比恒河、印度河平原高出六千至七千米，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来自西方的征服者，比如古代马其顿帝国的皇帝亚历山大、近代英国殖民者都曾经入侵印度，却很难进入中国内地。就算外来入侵者能够从帕米尔高原以北的中亚地区绕过来，可是要到中原来，还必须穿过大戈壁，那也是非常困难的。而就算穿过了大戈壁，蒙古草原上还有强悍的游牧部落等着他们。所以古代中国与西亚、欧洲的文明几乎是隔绝的，很难有与儒家文化水平相当的文化侵入进来。历史上的确不断地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是他们往往文化很落后，进入中原之后很快就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不断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