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然与人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国家
◎第二节 自然资源与文明进程
◎第三节 瘟疫、疾病和文化
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孕育了万物，人类则是一切生物中最高级、最具智慧的。反过来讲，无论人类的文明有多么先进和复杂，也仍然是大自然的产物。尤其在文明形成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人类像其他一切遵循进化论的生物一样受到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
自古以来西方就有很多思想家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希腊的学者认为，环境会对人的性格和道德产生影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曾经提到过气候对情欲具有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柯拉底还特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在其著作《气候水土论》中这样说：“关于亚细亚人缺乏干劲和勇气，主要归因于亚细亚人与欧罗巴人相较更文雅且不好战，这种推论与季节特点相符合，即在亚细亚不冷、不热，没有剧烈变化，一切都稳定。那里没有精神打击，没有剧烈的肉体变化，这种打击和变化本来能使人性格坚强，引起激情。一成不变的环境没有这种作用。”这种由气候塑造的居民性格又进一步影响当地的政治模式，“亚细亚的大部分被国王们统治着。那里的人自己不做主，不独立，听命于君主”[1]。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与此类似，他在自己的著作《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论述：“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2]
柏拉图则认为，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人会采取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性格，比如“大海使陆地上到处进行零趸和批发的买卖，在一个人的灵魂里培植起卑劣和欺诈的习惯，使市民们变得彼此不可信任和怀有敌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在靠海的地方，拥有良好的港口，好多谷物都缺乏而不是自己出产每样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需要有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和具有神的素质的立法者，以防止不单纯的或邪恶的个性的大规模成长”。[3]
古希腊的智慧被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继承了下来。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认为，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水平也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他说，北方寒冷，所以人体格强壮但缺乏才智；南方炎热，所以人聪明但是体力较弱。中部区域的民族比北方民族更有才智，比南方民族更强健，因而创建了伟大而卓有成就的帝国。博丹甚至把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三个不同政治派别与地形地势联系在一起：雅典的高地居民是民主派，希望建立一个平民国家；而地势较低的居民赞成寡头独裁；住在海港比雷埃夫斯周围的人们支持贵族或者贵族平民混合的政体。
近代“地理学派”社会学的创始人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萎顿；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不仅在国与国之间是如此，即在同一国中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看到，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异。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4]
孟德斯鸠认为，土地的肥沃或贫瘠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因为土地肥沃会使人产生依赖性，所以这样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相反土地贫瘠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地形地势也会起作用：山地居民坚决主张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他们，近海的人则渴求一种二者混合的政体。(https://www.daowen.com)
黑格尔说：“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也像柏拉图一样，注意到不同自然条件下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性格和政治的影响，比如生活在“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没有法律，靠家长制维系社会，因此表现为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冲动的支配之下造成大规模动乱。生活在大河流域平原的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但是人们也被束缚在土地上。而生活在“海岸区域”的民族，“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因而“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5]
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发表了他的名著《人类地理学》，他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人类的一切活动和分布都受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学生辛普尔认为，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是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从而对种族的生理特点和气质产生影响造成的。1911年她在美国出版的专著《地理环境的影响》中说：“人们如此吵吵嚷嚷宣称他们如何已经征服了自然，而自然在施加自己的影响时又那样默默无闻，这一闹一静使得人类发展平衡中的地理因素都被忽视了。”
这种相信自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被称作地理环境决定论，广泛流行于后来的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的研究中。
地理环境决定论曾经被种族主义者利用来证明某些民族天生优越，而另一些民族注定被奴役，所以受到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排除种族主义的杂音，避免将环境因素绝对化，还是应该承认，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确会导致人类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同为二十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的子孙，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后却发展出了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风格独特的文明。
新西兰历史上的一次种族冲突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1250年至1300年，来自亚洲或者美洲的波利尼西亚人（其确切族源至今不明）扬帆迁移，其中一部分在新西兰北岛登陆，成为毛利人的祖先。14世纪至15世纪，他们中的一支又继续航行到了查塔姆群岛，并在那里定居，成为莫利奥里人。出自同一祖先的两群人从此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发展。
新西兰北岛比较温暖，有肥沃的平原，面积也相当大，祖先带来的农作物完全可以生长。毛利人在这里发展起了农业。由于农业发达，人口大幅度增长，毛利人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十万。因为有多余的粮食，毛利人中间出现了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军人和首领，社会组织也随之变得严密起来。新西兰毕竟是个岛屿，可以开发的空间还是有限，人口多了没地方去，于是毛利人开始为争夺土地和资源频繁进行战争，并且越来越擅长作战，变成了一个嗜血好战的族群。
查塔姆群岛比较寒冷，作物根本无法生长，莫里奥里人只能放弃农业，靠狩猎采集维持生存。由于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很难生产出多余的食物，每个人都得自己找吃的，工匠、军人、官吏和首领就不可能出现，因为养活不起。所以莫里奥里人社会始终处于非常松散、缺乏组织的状态。查塔姆群岛的猎物还算容易捕捉，海豹、贝壳、海鸟和鱼，用手或者棍棒就可以抓到，但是正因为太容易捕捉了，所以莫里奥里人的技术水平也大大退化。人口少，资源也少，这就使莫里奥里人养成了和睦相处的习惯。因为资源实在太少，为了避免人口增加引起冲突，莫里奥里人甚至在一些男孩刚出生的时候，就将他们阉割了。最终，贫瘠的查塔曼群岛塑造出了一群技术低下、武器简陋、缺乏强有力领导和组织的和平主义者。
1835年九百名毛利人侵入查塔姆群岛，岛上的一千六百六十名莫里奥里人按照自己的传统，主动向毛利人表示友好，提出愿意与毛利人分享岛上的资源。但是毛利人根本没有想过有什么争端和纠纷还可以和平解决，不等莫里奥里人把和平建议说出口，就发动了全面进攻，奴役并残忍地杀害他们。到1862年只剩下一百零一名莫里奥里人还活着。
残酷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狭窄贫瘠的岛屿使莫里奥里人平庸懦弱，宽广肥沃的平原则使毛利人凶残好战。但是人并非生来懦弱或者凶残，大自然塑造的其实是这两个族群的社会，社会随后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这种大自然造化留下的印迹不胜枚举。自然用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大刀阔斧地或者细致微妙地影响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