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
5世纪，战火将罗马帝国的文明与辉煌扫荡一空，破坏殆尽，只留下遍地文盲。在“黑暗的中世纪”，修道院成为承前启后的文化机构。相当数量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献著作是在基督教修道院里保存下来的。很多修道院里都有图书馆，修士们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们收集各种书籍，抄写手稿，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思考和演算。
修道院的神甫们在传教的同时，还教授拉丁文、艺术和哲学。在修道院中涌现了许多当时非常卓越的学者。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西欧中世纪数百年的思想家们都是修道院教育出来的。6世纪以后，修道院开始从纯宗教教育扩展到普通教育，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读，也可以走读。课程设置也愈来愈规范。
到了11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社会产生了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教会开始创办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巴勒摩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等都是这样诞生的。大学教师的工资由教会发放，教会还为贫困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学位制度出现了，还形成了最早的四大专业：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以神学著称，博洛尼亚大学的特长是教会法和民法，萨勒诺大学则是近代医学的起源地。
教会鼓励对天文、医学和数学的研究。数学较为抽象，不会对神学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在修建教堂的时候很有用。可是数学发展起来了，就为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教会之所以重视天文学是觉得可以通过这门学问证明上帝的存在，发现上帝制定的规则，重视医学也是为了代表上帝拯救灵魂。这种对天文学、医学研究的大力提倡，到中世纪晚期，终于孕育出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维萨留斯的解剖学，近代自然科学终于破土而出。
由于天主教会在文化上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教会的控制，课程设置上神学必不可少，教师也大多数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后来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大学逐渐摆脱教会控制，实现了彻底世俗化，变成了现代大学。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是在基督教神学中却包含科学思维。因为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于是基督教神学家们很认真地希望运用逻辑推理来让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比如神学家阿奎那说：一个东西之所以会运动是因为被别的东西所推动，推动它的东西又一定被其他东西所推动，那么向前追溯下去，必然有一个最初的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还常常争论一些荒唐的问题：“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天使吃什么？”“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到世界末日，死人复活时，是青年还是老年？”虽然都是在论证上帝的存在，以及各种神学问题，但是各式各样的逻辑思辨方法却在这些高度抽象的争论中发展起来，后来这种严格论证的精神被近代科学所继承，成为科学发展的基础。
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在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几乎都能找到源头。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人们都如雷贯耳。可是如果单指望古希腊人，这些科学的种子永远也发不了芽。因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一种自然事物本身也是有神性的，探索自然就是对神的冒犯和亵渎。那科学还怎么发展呢？而基督教却认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将它交给人类去“管理”，也就是说人类拥有支配自然的权力。这样科学家才可能放心大胆地探索自然。(https://www.daowen.com)
古希腊人认为最高级的、最高贵和最受尊崇的活动是智力活动，而手工技艺是奴隶做的事，是粗鄙卑贱的工作，有损于哲学家的尊严，所以古希腊文化中不会产生做科学实验的意识。而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上帝创造世界，肯定是自己动手干的，耶稣则本来是一名木匠，亚当和夏娃被上帝安排住在伊甸园里，也要负责修理和看守这个院子，所以手工技艺对基督教徒来说是光荣的事情，做科学实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一些对现代科学家来说必不可少的信念也来自基督教，比如相信自然界是统一的，有规律的，人类理性可以认识这些规律。
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古老文明的观念中，神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命运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就是无法认识的。而在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世界，并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万物和人类，他的创造行为井然有序。也就是说，世界不是混乱不堪的，这是科学家探索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否则还怎么研究呢？
在基督教看来，上帝要求人类管理自然界，因此人类必须理解和懂得自然。人是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具有上帝的智慧和头脑，因此人类也能够理解和懂得自然。而且既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万事万物都值得去了解。而科学研究必须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对事实的尊重就是对上帝的坦诚。在基督徒的眼里，既然自然界是上帝的杰作，研究自然、揭开自然的奥秘就是颂扬上帝的智慧，许多基督徒就是为了颂扬上帝才去研究科学。
近代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潜心钻研的科学工作者，又是虔诚侍奉上帝的教职人员：布鲁诺是修道院里的僧侣，哥白尼是教堂里的牧师，伽利略是教会大学的数学教授，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长期担任教会执事，负责处理教会的日常事务。
由于对基督教教义的坚信，反而触发了科学上新的发现，这样的例子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牛顿相信上帝创造这世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由自然规律主导这个世界的运转，他发现的力学规律正体现了上帝的存在。辛普森发现用于缓解疼痛的氯仿，是受到《圣经》中上帝让亚当沉睡之后取下其一根肋骨创造夏娃的启发。巴斯德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生命，于是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生命不能自然发生。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出发来从事科学研究，这种执着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作用很大。
一批又一批上帝的信徒通过探索自然规律来感受上帝的光辉，在宗教的狂热中研究自然，而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科学恰恰是在对看起来没有用的事物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都很注重研究的实用性，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目的性都很强，首先提的问题就是这东西能拿来干什么，研究的动力和潜力显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