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阎崇年
本书初版，没有自序。事过33年，借再版之机，将其因果，做个交代。这要先从1990年说起。
一
1990年初夏的一天，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室研究员的刘如仲先生，说见我有要事相谈，且事情很急。这时，我应邀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与学术交流刚回到北京。在国外半年，国内诸事，或公或私，积压很多，急需处理。但我与如仲先生是同庚同行好友，事情再多，也要一见，何况还谈要事呢！我们第二天见面，他没有寒暄，也没有问及访美，劈头就说：“弟与台湾文津出版社约定，出版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共60册（后实际出版66册），其中一册是《中国都市生活史》，弟认为非老兄莫属，因无法同老兄联系，又急需确定作者，愚弟就为老兄做主并代签出版合同了。”他又说：“每册20万字，特制稿纸400页，多出10页，备抄错用。”他说完，就把一沓稿纸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书案上。我说：“刚回来，太忙啦！”他说：“从明天算起，还有42天，限40天交稿，合同规定，误期按天罚款。”他强调说：“稿费，每千字10美元，20万字共2000美元。”如仲先生似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思是老兄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并按期完成之。如仲兄是四川人，办事干脆；我是山东人，重于信义。于是，我只有勉为其难。
第二天，我到北京社科院图书馆，借出相关图书数十种，回到家里草拟一个提纲（目录），第三天开始撰稿，自定指标：每天写10页，每页500字，一天5000字。如白天有会，则晚上加班。有时书写顺手，超出数字，以储存备用，定按期完稿。第40天的下午，我向如仲兄交了稿。
本书初稿，没打草底，繁体正楷竖排，工整书写，新式标点，一气呵成。回想起来，自觉惊喜——当时是怎么写的？细想原因，可能有四：
其一，讲求信义。既然答应朋友之约，就要排除万难完成。因之，集中精力，废寝忘食，不顾疲劳，按时交稿。
其二，学术准备。先是，我已研究历史多年，积累相当丰富史料，并曾参与筹建北京史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兼实际上的秘书长，关心并兼顾北京历史文化资料积累与学术研究；我又曾参与中国古都学会筹建并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先后在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六大古都参加过学术研讨会，会间进行学术参观考察，会后参与编辑《古都研究》论文集，诸古都的学术研讨与学术考察，资料积累与视野见识，都为本书的撰写做了学术与资料的准备。
其三，货币需求。中国学者有个历史传统，广言义，耻谈利。但是，古代士人，凡中进士者，多家境殷实。我们这代学人，改革开放前，我每月工资不到10美元。记得我儿子要报考托福，需报名费25美元。这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还要托人兑换美元。当时内地稿费是每千字人民币10元，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大约是8∶1。1989年我以正教授身份到美国作学术访问，私下言及，美国名牌大学历史系正教授，月薪在3000到4000美元。1992年我们一行数人作为大陆第一批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社会科学的教授，私下谈及工资，当时我每月约60美元，他们历史系正教授约2000到3000美元。当问我们工资时，幸亏越南科学院一位资深教授说“我们30美元”，我心里才略感自慰。但是，改革开放后，工资收入年年升，生活水平节节高。
其四，心里高兴。我愿意做我喜欢并挑战自己的事情。中国古代都市生活，是中华文化一个精彩的缩影，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辉煌灿烂，饶有趣味，愿意使之再现，自己做点贡献。
由上，就产生《中国都市生活史》书稿并其书的出版。(https://www.daowen.com)
二
本书初版是由台北市文津出版社，以繁体字、竖排本付梓。这家出版社位置在台北市建国南路二段294巷1号。我去台北进行学术交流时，抽空去该社见了其创始人兼总编辑邱镇京教授及其夫人社长范惠美女士。它成立于1970年。当时尚在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读书的邱镇京先生，发现学人出书很难，自己的书稿在一家著名出版社压了一年多仍渺无信息，由是发愿并成立文津出版社，确定以出版文史类图书为主旨。他还在台湾文化大学兼课，边教书，边编书，具体事务由妻子负责。两岸开放后，镇京先生经常往来北京、台北两地，便约定由刘如仲和李泽奉两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约请中国大陆专家学者分任撰稿者，出版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66册，包括婚姻史、礼仪史、武术史、数学史、兵制史、文学史、官吏史、经济史等，拙著列其一。我去拜访邱先生的一个原因是，查询《中国都市生活史》书稿的下落。邱先生遗憾地说：因为搬家，原稿已找不到了。我恳请他再找找看。后来我连续两次去台北，都去看邱先生查询手稿事，均以遗憾作答。
在台北，有许多家庭式出版，或同人出版社。人数都极少，有的只是夫妇俩，如文史哲出版社，“前店后厂”，即前面是书店，后面是住家；或楼下是书店兼出版社和书店，楼上是住家。这么一家小出版社，每年出版二三百种书，且传布世界。我的《努尔哈赤传》和《袁崇焕研究论集》的繁体字本，都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作者群庞大，市场亦广大，条件更好，得以天时地利，出版图书更多。
三
1997年，“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台北，由文津出版社问世。2008年，北京九州出版社黄宪华副社长（后升任社长）等三人来到家里找我，要将《中国都市生活史》（其书名改作《阎崇年讲中国古代都市生活》），以简体字、横排本、彩图珍藏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前，有编者的话，择录如下：
文明的灿烂与活力，往往集中于人类的都市生活之中。然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都市生活，却一直没有一部通史著作。
2008年冬天，我社一行三人登门拜访了阎崇年先生。我们坐在阎先生的“四合书屋”（阎先生所解“四合”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前。言谈之间，话题转到先生所写关于中国古代都市生活历史著作。先生说，撰写此书，因为是首创之作，其中甘苦，凡是做学问的人都是知道的。而且手稿二十万字，都是先生用繁体字一个字一个字工整地竖写完的。先生的书法很见功力，这部手稿堪称珍贵，可惜已经找不到了。因此先生开玩笑说，如果现在拍卖这部手稿，也许会卖到十几万元吧。我们几人当下对这部著作都非常感兴趣，想必对中国古代都市生活感兴趣的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也都会喜欢这样的书。而且，阎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是中国都市生活历史领域的开山之作。
黄宪华社长等诸君的热情与诚恳感动了我，当即决定由九州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简体字、横排本的《阎崇年讲中国古代都市生活》一书，该书在2009年4月问世。
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已经13年。此书早已售罄。现在，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原社长宋志军、现社长包岩、总编辑余佐赞商定，由传记文学编辑室主任胡慧华担任责任编辑，以完全崭新面貌，重新出版这本书。我遵嘱为华文出版社新出的《中国古代都市生活史》写下序言。
是为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