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与建立
——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作用下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影响
多年前诗人顾城写过这样一首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38]拿这首诗来比喻现在电子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反差也许再合适不过了，技术上的无限可接近性与心灵上的渐行渐远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悖论。当人们越来越少地受到社会群体的羁绊，当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视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了弥补媒介社会功能上的不足，电视便承担起将受众控制在意识形态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责任。在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呈层级关系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支配力中，支配力便是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受众调控、引导、改变并施以影响的力量呈现。在文化传播的空间里，建立在一定权威性基础之上的握有支配力的主持人，对社会价值观念往往能够起到引导舆论、控制舆论的作用。
一、社会道德的聚合与唤起
尽管大众媒介的言论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言论，但并不等于舆论，“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和引导公众的结果”[39]这一事实已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尽管“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理论提出者自己那里进行了修正，人们开始思考反沉默螺旋模式时，“电视塑造着现实，并影响着人们长期认知的效果”这一推论也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由此，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少数几个话题可能会形成全球舆论外，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或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陈力丹先生在《舆论学》一书中，还援引了几位大师的看法：“在卢梭看来，‘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的道德状态’；李普曼讲得较为准确：‘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40]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对客观事实进行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具有“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应该在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上予以聚合与唤起。
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其中蕴含的哲理却被后世广为赞颂。有人说，“道德二字很简单，道是一种选择，德是一种结果，选择正确，出现了好的结果，就是有道，有德。选择错误，出现了坏的结果，就是失道，无德”。也有人说，“道德是人们心灵的契约，是一种内在的、软性约束机制，它是通过舆论来实现其力量的。道德涉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涵盖性”。何怀宏教授在《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中指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1.主观的、在每个人心里内在地发生的，只能为他自己通过反省觉察的道德心理现象；2.客观的、可为他人从外部观察到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现象；3.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凝结物的，以戒律、警句、格言，或理论、学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知识现象。”[41]如果说，道德含有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那么，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应该是道德文本建设构成他律的因素之一，在有关道德舆论的形成中，起着认定、聚合的作用。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
——在矿难发生的现场，主持人长江在黑洞洞的地下矿井做着现场报道，关心着死伤的矿工，紧蹙的眉宇间是对遇难矿工的同情与恻隐。
——在台风肆虐的恶劣天气下，被风雨浇打得站立不稳的主持人却将手里的话筒抓得牢牢，即时即刻地报道着灾情。
——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之时，主持人柴静重装上阵，《新闻调查》在2003年的4月26日播出了《北京：“非典”阻击战》，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北京市医疗系统在抗击“非典”中的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在这之前，人们还不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家里看电视。”柴静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谈“非”色变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非典”报道的一线采访。
——关于艾滋病人、关于吸毒者、关于同性恋、关于抑郁症患者……起初社会的舆论是片面的，生活中人们对这样一些人群也是避之不及的。然而，电视节目里开始有了这些人作为嘉宾出现，开始有了主持人对他们进行的采访，语气中没有丝毫轻蔑与距离，真诚的握手与拥抱不仅让被采访者眼睛湿润，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始意识到，这是社会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人群，也是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
——公益活动献爱心活动中，有著名主持人的现场主持，也有他们捐出的钱物；通过热线，对已有悔过之心的潜逃罪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得潜逃者主动自首……更有在评论节目中、谈话节目中、辩论节目中，主持人对时政、对现实、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做出的点评，或深入分析，或层层剥笋，或点到为止，鞭辟入里，振聋发聩。
受众在电视打开的“窗户”面前，在主持人发出的言行中不断找寻“镜子”，进行自我观照。这一切似乎真是值得欢呼了，但欢呼是容易的，呼唤却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失范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而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包括节目主持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在大环境的包围下接受着现实残酷的考量。
真是很巧，正当笔者写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历时两年多的“郭敬明涉嫌抄袭事件”终于尘埃落定。2005年5月22日，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了女作家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21万元。然而，如果说法律判决之前，很多郭敬明的追随者不明真相态度暧昧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法律判决之后依旧有很多人对抄袭者予以支持，而对被抄袭者肆意谩骂、攻击，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们说：“他（指郭敬明——笔者注）的才华是无处不在的，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无法超越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借鉴别人、抄别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只关心他的作品好不好，至于其他的，我不在乎。”“她（指庄羽——笔者注）这么做不就是想炒作自己嘛。”郭敬明本人也始终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说赔偿可以，道歉坚决不做。这样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社会的道德风气竟然混浊到如此地步。
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与中国人的血性》的帖子在网上的点击率急剧上升。文中历数了“杀人”奶粉、学术道德败坏、虚假文凭泛滥等各类道德沦丧的事件，并尝试从各个层面进行根源分析。也许年轻，作者的有些话语尚显气盛，有些看法也还稚嫩。但打开电视，且不说月贪数百万的贪官、标价数千万征婚的研究生、卖官买官刮地皮的公务员、写性爱日记标榜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单就某个“大腕”歌星生孩子，也闹得沸沸扬扬，长达几个月之久。更有甚至，某媒体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竟搞起了“有奖竞猜”，屏幕下方滚动播出了这样的字样——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参加的方式是：××用户发送答案至××××，××用户发送答案至××××。这样的冷漠，这样的毫无恻隐之心，这种嫁接于灾难之上的娱乐和商业是何等野蛮！
电视生态的失衡与错位，使得不少主持人也乱了阵脚，迷了方向。不仅忘却了媒介角色的职责，就连自身的道德标准也开始大打折扣。正是《超级女声》白热化的时候，一档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却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孤独的李宇春，造物的恩宠，我想她昨天在舞台上号啕大哭，一方面是真心真意无法割舍何洁，这个人实在是太真性情了！至情至性，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了太多的委屈，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其实我觉得让她跟周笔畅同台，还真的对她不太公平，因为她是如假包换价值连城的真迹，而另外一个呢，真的只是一个人工制造的，人工色素，人工香精的，很平庸的赝品！……我讨厌周笔畅很久了，一直忍着不说。”这种极端霸道、专制的言辞，无疑是在有声语言传播中夹带“私货”的表现；这种将个人主观意见凌驾于节目之上的做法，更是违反新闻纪律的表现。
傍晚时分的一档有关城市交通的节目，说到新手开车都会有的紧张——
男主持：小崔（指崔永元）不会开车。不是说他抑郁症不能开车，是他不敢开。有一次他开车，前面300米远有一个人，他赶紧停了下来。等那人走过去之后，他走了没多远，前面150米远过来一群人，他又赶紧停车。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开车了。
女主持：这让我想起一首歌，（唱）“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哎，这样的爱别人其实就是等于爱自己，行人要有事儿（司机）自己也难受。
原本到这里，给予受众的观点已经出来了：司机要照顾行人，尤其是新手上路，更要以行人为本。“爱别人其实就等于爱自己”，女主持人的话非常到位。然而，接下来男主持人的一段“画蛇添足”却出现了“拐点”：
男主持：我也改了一首歌送给小崔，（唱）“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费油……”
话题的初起就拿小崔的抑郁症说事，说是不大厚道也未尝不可。更令人吃惊的是，主张不论路况如何，为了不费油，大胆往前走，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自私，这样的做法行得通吗？出现在国家级电视台的声音，暴露出的只能是这位男主持自身的道德失范。
名为《魅力前线》的节目，主持人也语词“前卫”。有一段时间大打“性感”牌，每期节目必说“惹火”“撩人”“热裤”，展示女模特时，主持人就将“热辣性感”常挂在嘴边。还有些主持人明明清楚自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却总想往艺人、明星那儿靠。介绍某个台湾歌手，也是极度夸张、肉麻吹捧：“弹指间，她出现在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地方，她的广告身价达到7位数，刘德华不是明星，张柏芝不是明星，如今娱乐圈里没有人比她更是明星。”
当文化的物质方面过于发达的时候，当运输和破坏的方法，以及大量生产和广告，支配着一个国家的生活的时候，整个社区便充满着穷奢极欲式的虚假和妄狂的需要的满足，到这时，整个的文明都大堪忧虑。[42]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在传统文化的词典里，道德、良知究竟是什么？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43]
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制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44]
先秦老子、庄子学说，周公、孔子的道统，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的哲学思想文化，无一不传播着道德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学最为发达。传统伦理通过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梳理、归纳，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基本观念，并且以十分完备的礼仪、规范来保证，同时，通过文化的载体，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渗透，代代传承。[45]“道”是本质的精神与灵魂，它相对恒定，而“德”是一种呈现，一种结果。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产生作用的，从而使每个人来行使道德的力量，把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我们仍然沿用“德范天下”“志同道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词汇和句子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想到“道”在今天意味着什么，“道”该怎样以电视为载体，“道”在主持人有声语言传播中又该如何呈现？
就在法院对郭敬明剽窃案进行裁定那周的《中国周刊》里，我们听到了白岩松旗帜鲜明而又真诚恳切的话语：“针对郭敬明的抄袭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法律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在法律的答案给出之后，一些人的反应倒是应当说上一说。郭敬明应不应该道歉，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但是众多郭敬明的喜爱者和支持者在网上展开了对被抄袭者的攻击以及对郭敬明抄袭的支持和对法律结果的不屑，却大大地让人震惊。这些人因为喜爱郭敬明因而产生了感情，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喜爱的上面，还有公正、道德和法律！年轻人的使命当然是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对一些传统有所突破甚至颠覆，但是，这些叛逆性的颠覆却必须建立在不颠覆公正、不颠覆做人准则的基础上，否则喜剧就会变成悲剧，正剧也会变成闹剧，同时你因感情而产生的不正当的支持甚至会毁掉你支持者的未来。这样的事情从韩寒与白烨争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或许，我们也该思考思考，理智与情感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建构生活模式、建立价值观念是电视最重要的功能，其中就包括建设道德意识，树立道德风气。中国人有着崇尚“真、善、美”的传统文化道德观，有着对美好事物的热烈向往和对丑恶行为的深恶痛绝。我们的电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深刻、文化意蕴丰厚、审美情趣健康，作用于广泛的国民鉴赏心理，则培养造就一种深邃、沉稳、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反之，则势必形成一种浅薄、浮躁、媚俗、油滑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欣赏陋习。电视节目主持人如果由于自身的不清醒而带来屏幕上的言行混乱、颠倒，必定会造成社会生活舆论的惶惑与浮躁，更难以形成公民道德他律的舆论力量。
二、民族文化的坚守与输出
多年前，“地球村”这个名词令人感觉气势恢宏，充满浪漫诗意。然而现在，人们不怎么说“地球村”改说“全球化”了，目之所及的文章，无不充满了对这个新名词的猜测、担忧，有欢呼，也有恐慌。有人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必带来全球文化一体化；有人认为，将来的世界文化会形成一种文化，媒介也会形成一种媒介；有学者忧心忡忡，“‘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过程，尽管它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不可置疑的成功，而在文化领域它的正确性是有限的，对它必然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46]。有学者在对历史与现状的观照中提出“发现东方”的口号：“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初期很长时间内，对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滋养作用，这种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这样说，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同时，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明的滋养，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做了诸多吸收，甚至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渲染得可以说是美轮美奂。马可·波罗曾经到中国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了纽约、东京、巴黎一样。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是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恰好是160年的失败，使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化，似乎中国从来就是战败，而且学会了将所有旧账算在传统上，进而全面抗拒我们的传统，却从来没有审理过自己。面对这一严峻境况，21世纪的中国思想应从文化‘拿来主义’转到文化‘输出主义’。”[47]
当我们的节目形态越来越多地“克隆”“模仿”，脱胎于外国电视的版本，当我们的主持人已经习惯了耸肩摊手“嗯哼”不断，我们是否意识到，“全球化”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Discovery（探索）专题片在屏幕上的出现，它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电视节目制作的环节和细节当中。方式的变化势必带来思想的转变以及观念的变革，因此，作为民族文化形象代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理解“全球化”在电视文化中的真实含义，如何引领受众在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迅速攀高的当下坚守中华文化的家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王岳川先生曾经让他的博士生做了一个调查，让他们在海外的主要大学的图书馆去检索中国20世纪翻译出去的专著，结果是不到一百本！而在国内，20世纪翻译的西方文论将近十万册！面对这样的文化落差，王岳川发出了“发现东方”的呼唤，要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那些“文明的碎片”重新整合、重新认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产物。几年前，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提出过“东学西渐”乃至“东化”的理论：“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48]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输出的“东学西渐”中，在素有国家形象窗口之称的电视媒介中，主持人应该“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努力做好民族文化形象的代表。
与西方文化大举入侵形成对比的是“汉语热”在海外的持续升温。有资料表明，目前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3，000万，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累计37万人次参加国内外近200个考点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汉语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在2006年5月举行的全美高中生选修大学课程的考试中，占试题总分一半的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题目。而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汉语桥”工程已经在2002年启动，现已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100所，力争到2007年时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到一亿人。“汉语热”源自中国文化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在无数外国人的心目中，古老优美的汉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最美丽的组成部分，却也是不容易学好的一种语言。因此，屏幕上发音标准、清晰流畅的主持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位生动形象的口语示范老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老师”语言表达内容的呈现是不是文化传播的直观文本？而凭借卫星传送瞬间覆盖的技术支持，又可以将这种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同时传递，海外华语播音的文化影响也借此产生。
海外华语播音一般包括在海外设立的广播电视机构和国内对外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长期以来，海外华语播音多立足于为海外3，000多万华人华侨服务，了解祖国近况，传播祖国文化是海外华语播音的主要职责。而在非华人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以及中国文化“东学西渐”的传播方面，海外华语播音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极大的空缺。资料显示，目前我们的海外电视频道不多，大致包括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山东广播电视总台海外频道、东南国际、凤凰卫视等十几家中文电视媒体，而在海外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更是凤毛麟角。也许，拓宽视野、勇于创新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主体“出席”、及时“发言”，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力量展现。在节目的设置上可以多样化，不仅有汉语教学的常态形式，同时开辟更多更好的经典示范，或美文欣赏，或专题讲解，或展开互动；在文化的表现上坚持多元化，不仅有中华文化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呈现，坚守自己民族的立场、民族的性格，含有“东化”的明确指向，同时也在尊重差异、尊重他者、多元互动的基础上开展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
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主持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坚守，是既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博采世界文化之长的举措，在继承性与超越性的交织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必定会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知识梳理
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从本质上来说，既是一种权力，是电视权力的“软化”表现，又是一种效果，是电视文化经由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的传播效果，还是一种价值，是主持人的文化价值在使用价值上的价值体现。
首先，先导与提升。在主持人吸引力和感染力作用下，主持人的语言及形象对受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起着先导与提升的作用。其一，语言方面标准的建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不仅是社会语言的标识，也是社会语言的规范，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规范”，在整个社会成员对语言的审美认识上意义深远。其二，形象方面品位的提升，主持人在电视荧屏上的形象对受众来说，最具视觉冲击力，且最具美学意义的直接影响力。
其次，继承与求索。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不以收视率马首是瞻，加强文化修养，明晰媒介责任。
最后，引导与建立。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主持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坚守，是既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博采世界文化之长的举措，在继承性与超越性的交织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必定会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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