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历史任务的提出和曲折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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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沉重打击，党中央积极调整政策，力图恢复受挫的国民经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党中央于1964年适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同时确定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历史证明，“四个现代化”和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重工业发展迅猛。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重工业总水平大约排在世界第8位。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大大改善了旧中国原有的生产布局，推进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机械工业涉及10多个基本行业，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超过90%。[11]石油工业发展实现全新跨越，大庆油田的成功建设与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的成功开发，使我国真正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的目标。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领域也取得突破性发展，同1957年相比，1965年我国的硫酸生产能力增长了3倍多，化肥生产能力增长了近11倍，化纤生产能力增长了250倍，塑料生产能力增长了7倍。[12]农业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初见规模，取得重大成就。农业技术改造积极开展，为农业总产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基础，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陆续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三线建议成果引人注目，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以及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党在这一时期领导的经济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人民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困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其次，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十分动荡，中美关系的持续低迷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不仅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还要应对苏联军事上的恐吓和战争威胁。但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压力，带领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书写了许多动人篇章。
1966年1月，吴吉昌受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国务院会议室进行关于提高棉花产量的座谈会。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粮棉并举和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的指示。会后，周恩来对吴吉昌殷切说道：“我把解决落桃的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
正是周恩来的这句嘱托，成了吴吉昌一辈子搞棉花研究的最大动力。“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身患重病的吴吉昌身似朽木，几次差点永远地倒下，但为革命必须活下去的决心一直鼓舞着他。想到周总理交给的任务还未完成，他“吃也想棉花，睡也想棉花”，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先后研究出“双秆棉”和“多秆两层”新株型棉花。[13]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生前遗愿，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晚年仍奋斗在一线。最终，他的棉花试验田蕾铃脱落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70%至80%减少到30%以下，提前5年攻下落铃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