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划分“三个世界”的中国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概括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外交方针，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实践中跨越了地域和社会制度，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延伸到全世界。中国在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充分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亚非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中美联合公报》，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2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署的建交《联合声明》，以及1978年8月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都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积极倡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它帮助新中国团结一切正义力量、扩大对外交往，以此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对华孤立和遏制政策。其次，中国通过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的坚定决心，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影响力。(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动荡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新国际格局。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苏联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呈分散趋势，中苏关系也在这个时期加速恶化。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政治力量。资本主义阵营方面，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霸主地位受到来自日本和欧洲国家的挑战。此外，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迅速发展，大批新兴独立国家正联合力量并迅速崛起。面对上述国际格局的变化，毛泽东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时任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设想，即美国、苏联属于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和加拿大是第二世界，除日本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第三世界。^[1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世界”对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