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应突出两个重点
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应发挥考核评价和用人导向的作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领导认知与环境交互作用决定领导行为。培育法治思维，不能忽视法治环境的重要作用。考核评价是“指挥棒”、选拔任用是“风向标”。要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如果我们不是把严守党纪、严守国法的干部用起来，而是把目无法纪、胆大妄为、飞扬跋扈的干部用起来，那就必然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加大法治的权重，对领导干部的问责追责一定要依纪依法。要加强管理、强化监督，设置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门槛”，发现问题就严肃处理，不合格的就要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剔除出去。
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应加强法治要义和基本法律原则的教育培训。培育法治思维，离不开必要的法律知识储备，毕竟法治思维不会“凭空产生”。但更重要的是，要让领导干部理解悟透法治的要义、掌握基本的法律原则。尊崇法治、信仰法治，需要认识到法治规范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核心使命；认识到法治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包括法治，工具可以灵活取舍，价值更为长久甚至永恒；认识到法治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文化，只有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法治才是可靠的、稳定的法治。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另外，世事无穷、知识膨胀，但原则有限。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宗”，是法治的灵魂和方向，具体法律规定是法律原则的展开。掌握了法律原则，就不至于在复杂的法律规定中迷失方向，从而犯一些原则性的低级错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的有效方式就是学习掌握基本法律原则。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现阶段，领导干部已基本具备立法先行、严格遵守法律具体规定、遵守程序、有权必有责等观念。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领导干部应重点加强立良法善规、合法律原则、护基本权利、守正当程序、问相当之责等思维能力。
《人民论坛》（2022年第5月下期）
★ 拓展阅读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记
姚 申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元旦社论，提出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确认已经取得的经验与成果，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绝密南行
1953年12月24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专列缓缓地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不久，陈长江等80多名警卫人员将很多书、文件、衣物、床上用品等搬上了列车。这些东西让车上的服务员很吃惊，特别是车厢高高堆起的书占据了一节车厢的好些地盘。其他行李却很简单：一件打补丁的旧睡衣、两块灰色的旧毛毯、一把没有多少毛的牙刷……如此爱看书的、如此俭朴的中央首长究竟是谁呢，服务员充满了疑问。
20多天前，服务员们就被领导叫去谈话，说要执行一次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重托，要保证完成好。细心的服务员们发现检查列车准备工作的竟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看来这位首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前往浙江杭州，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在一年前，全国政协常委通过了周恩来关于起草宪法的决议报告。毛泽东亲自挂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但由于其间部分省市受灾，国家忙于救灾，以及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数次病倒，宪法起草被推迟了。这次毛泽东离京就是要摆脱北京的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搞好宪法起草。
第二天早饭后，车上的服务员终于见到了这位神秘的首长，他就是毛泽东。此刻的毛泽东正斜靠在宽大的沙发上吸着烟，沉思着。
专列向南奔驰着。12月25日零时25分至德州西，宿营至6时30分；25日10时至济南，24时至蚌埠支线，在这里宿营至26日9时30分，随后去南京，26日24时至上海。
在专列上，毛泽东度过了自己的花甲大寿。
27日19时20分，专列离开上海；28日凌晨，抵达目的地杭州。毛泽东和随行人员下了车，在浙江省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杭州北山路84号。
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是毛泽东一行人的办公地点。30号楼由主楼（两层小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毛泽东在大平房办公，大平房里有间会议室。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从1954年1月9日开始到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其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小组也来到了杭州。起草小组还聘请了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田家英在其中承担了很多具体工作和直接修改工作，通常彻夜不眠，甚至累得吐血。
首部宪法诞生
毛泽东这次到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在杭州期间，除了起草宪法，他还专门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个人在杭州的最大收获就是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
田家英后来回忆，他们就在毛泽东爬山的时候修改宪法稿子。
宪法草案“三读稿”通过后，毛泽东的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2日这天，他登上了玉皇山顶，在这里伫立四望，右面是妩媚妖娆的西湖，左面是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杭州城尽收眼底。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1月23日，杭州下起了大雪。当地人说，这是杭州几十年未遇的一场大雪。24日，大雪初晴。毛泽东特别喜欢雪，高兴得不得了。一早他就起来，到西湖边看雪景。逢此难得之景，毛泽东身穿深色呢子大衣、头戴浅灰色呢帽，两手合插在身前，含笑站立在刘庄西湖边的石栏处，让摄影师侯波帮他拍照。
只有美丽的白雪才可以使毛泽东把手头工作放一放。他带领工作人员，每人拿一根小棍，小心翼翼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头，观望西湖雪景。随后，他又驱车到郊外，沿着钱塘江西行。翻过一座山梁，他的眼前闪现出一片银色的田野。毛泽东急令停下，大家戴上口罩，下了车。卫士们想扶毛泽东，他大手一挥，就往雪地里快走，也不管哪里是垄哪里是畦。快走了一阵，他站住了，抓了一把雪放在手心里揉搓。卫士们要向前为他探路，却被他制止。原来，他是不想踩破雪被，惊醒沉睡的田野。他拉下了大口罩，静静地望着，深深地吸着被雪过滤了的清新空气。直到返回的路上，毛泽东仍沉浸在与雪亲近的喜悦中。
在杭州期间，正是中共中央刚刚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多次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在3月初的一次汇报中，他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兴奋，当即表示要去看看。
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察看，一面向农场负责人询问情况。随后，游览了东湖风景区。面对陡峭的悬崖，潺潺的流水，以及散布在山水之间的飞檐亭榭、拱形石桥，毛泽东感慨万千，指着陡立的石壁对身边人说：“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https://www.daowen.com)
看到前面有家小茶馆，毛泽东走了进去。在八仙桌旁，毛泽东谈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这里成了他经常驻足的地方，据说曾先后到过这里40余次。
3月初，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专门就宪法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作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经过历时80多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年，中央从人民大学及其他单位抽调一部分法律专业人士临时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有幸入选。接受笔者专访时，已是著名宪法学家的许崇德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个小青年，才20多岁，我是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员参加这项工作的，那时是田家英同志在高校点兵找去帮忙的。”从小身经战乱、吃尽国穷民弱苦头的许崇德，深知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大法的重要性。虽然只是从事辅助性工作，但仍十分专注认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材料，并提供相关资料，还整理了征求意见、全民讨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经历了宪法起草的全过程。
当年全国政协、各地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武装部队等组织了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参加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此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又提出110多万条修改或补充意见。讨论中提出的意见，都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许崇德回忆说：“1954年是特大洪灾。所以交通中断了，大水都冲掉了公路、铁路，当时的讨论意见是用飞机运送到北京来的，那真是感动人。”
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经过全国性大讨论，宪法草案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被庄严全票通过，因其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
《学习时报》（2020年7月13日 07版）
先学先知
把底线思维贯穿始终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以“六保”促“六稳”，是党中央基于底线思维提出的重大战略。“保”是“稳”的基础和前提，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收官夯实基础。当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的准备，把底线思维贯穿始终。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何为“底线思维”？就是要求我们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眼下看，无论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深度衰退、国际环境动荡不安，还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矛盾风险交织叠加，都在警示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既要警惕“黑天鹅”，又要防范“灰犀牛”，这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搞清楚底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拿出相应对策，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可控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进一步看，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是辩证统一的。从“稳”到“保”、“稳”“保”并举，并非调低目标、放松要求的消极之势，也不是偏移宏调政策方向的一时之举，而是直面问题挑战的积极举措，凸显的是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可以理解为有一定弹性区间，实现“六稳”是目标；“保”则更强调底线思维，保不住底线就可能出问题。把该“稳”的“稳得住”、把该“保”的“保得实”，才能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兜住基本民生的底线，为眼下渡过难关赢得时间、创造条件，为稳中求进、进中取胜打下坚实基础。
把底线思维贯穿始终，要在保就业、保民生、保企业上进一步持续发力，取得新成效。一方面，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六稳”和“六保”之首均与就业有关。保住了就业，居民就有收入，基本民生也就保住了。这是最大的底线所在。为保就业，中央提出了帮助困难群体就业、加强技能培训等各项措施。当务之急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这些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在保市场主体上下功夫。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而且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今年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普惠金融等政策力度大、覆盖面广、及时有效，对稳住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还要增强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坚持并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夯实底线思维须臾不可放松，但守底线不是目的，争取最好结果才是目的，要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因此，我们既要立足当下，布应时之举，发挥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作用，盘活用好存量资源，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回归正轨；又要放眼长远，谋长久之策，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不动摇，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在磨砺中不断壮大的。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勇于直面挑战，坚持底线思维，主动应变、有守有为，把“六稳”“六保”工作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实落细，就一定能够闯过各种难关险关，在挑战中抓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经济日报评论员）
《经济日报》（2020年7月23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