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成就
《伤寒论》研究至明代，方有执讥成无己驳王叔和，倡言错简，力行重编，而作《伤寒论条辨》，启重编之端。此后效之者蜂起，重编之著洋洋大观，形成重编派。清代柯琴所著《伤寒来苏集》即重编派的重要代表作。此派与随文顺释之维护旧论派对应，形成研究《伤寒论》之两个主要流派。柯琴其人，文献载其“好学博闻”“好为古文辞，又工于诗文”。从《伤寒来苏集》看，其文笔淋漓酣畅，纵横自如，旁征博引，富有文采，注重对仗排比，节奏感强，大有“沛然莫能御之”之势，颇有孟子“好辩”之风。以此文风推知，其人必极具才情。既有此等才气，其研究《伤寒论》必然不能拘于宋本之原版次序，必然不甘局于章句条文之间，而“琐琐于数目”。随文顺释之法必有碍于其才情之发挥，宋本《伤寒论》之格局断难容纳其才气之纵横。于是跳出宋本原次，重为编排，势在必然。故柯琴其人可归为重编派，其著是为重编派之代表作无疑。
评价柯琴研究《伤寒论》之成就，须将其放入两派之争的大背景中，方能公允。两派之争，重在编次，其实质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文献事实问题，二是医理体系问题。所谓文献事实问题。即考究现存《伤寒论》（主要是宋本）编次与原书是否相符，而不考虑其合不合医理，此可称为“合实”问题。所谓医理体系问题，是探讨其条文编次是否符合医理，如何排次方自圆其说，而合于其医理协调自足的要求，并便于研读，此可称为“合理”问题。在追求合实方面，两派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从医理文理上推测，并无过硬的文献证据，这无非等同于文献研究中的理校法。然理校之法在解决文献事实方面并非是得力之良法，不能成为定论，其所争当为无谓之争。而在合理与便于研读方面，重编派成绩较大，较佳的重编本体例统分类明确，条理清晰，虽未必是原次，但提供了自足完整、简明协调的医理体系，在原次未见的情况下，亦不失为可取的编法。此类编法虽未必达到与原次一丝不差之“形似”，但某些方面可能得其主要精神而达到“神似”。正如柯琴所言：“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对于《伤寒论》的研究者来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本之弊，不但令初学者易于掌握，亦方便了对某一专题的研究。
具体而言，柯琴是以“方证”为纲对《伤寒论》重为编排，遵从一般的认识规律，先总说后分述，先抽象后具体，先常后变，先独后兼，先本后他，同类相从，即其所言：“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而有前后一致、体例统一、逻辑性强等优点，使全书成为一个协调的学术体系。这样既便于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便于他人准确地理解。从此意义上说，柯琴的《伤寒论注》是一优秀的、至今仍不可多得的《伤寒论》“方证读本”，或曰“方证释本”，既有医史价值，亦有现实价值。
在对具体条文的阐释中，柯琴常运用对偶、排比等句式，将相关条文、方剂、病证等反复对比，前后合参，述其异同，排难解疑，启发读者，做到了其在序文中所说的“或互文以见意，或比类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见微而知著者，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本之外”，足以羽翼仲景，阐发伤寒。(https://www.daowen.com)
然柯琴之才气虽有助其成书，然亦有其不足。就性格气质因素对研究《伤寒论》的影响，另一研究者尤怡曾经指出：注家“性高明者，泛骛远引，为曲逞其说，而失之为浮；守规矩者，寻行数墨，而畏尽其辞，而失之为隘。是隘与浮者，虽所趣不同，而其失一也。”以柯琴之才气，当属“性高明者”无疑，且是“性高明者”中之高者，故不免“骛于方法条例之外”之失。作为读者或注者，在读某书或注某书之前或之中，必然带着某先见或成见，柯琴所言之“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的境界实际上不存在。柯琴本人即有“叔和之文附会亦多矣”的成见，期待着、准备着在《伤寒论》原文中“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为叔和笔”而“一一指破”。于是他不免“曲逞其说”，将宋本中一些条文按自己理解而自行改削，此由“胸中尘”“目中尘”而导致的“笔底尘”颇为后人所诟病。正如唐大烈所言：“立言虽畅，不免穿凿。”
本书注重理法，与临床联系较紧，影响较大，徐灵胎之《伤寒类方》基本采用其分类方法，罗东益辑《古今明医方论》也较多收录柯氏论点，堪称学习和研究《伤寒论》之范本。
其《伤寒论翼》，学术成就主要有二：其一，提出“六经地面”说。认为仲景六经非经络之经，而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给后世以启发。伤寒学家尤怡言：“柯氏援引地理兵法，喻病邪之深浅，方药之大小，可谓深切著明。”其后俞根初受柯氏的影响而提出六经形层之说，周学海、恽铁樵等均有所引述和发挥。其二，主张六经为百病立法。《伤寒论翼·全论大法》曰：“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独伤寒中独有六经也。”此说为六经广泛运用提供了学术支撑。后人以六经治杂病，多因之而受启发。如陆九芝曾在《世补斋医书》中曰：“余之治伤寒也，即从《来苏集》入手，故能不以病名病，而以证名病；亦不能以药求病，而以病求药。即治杂病，亦能以六经分之，是皆先生之教也。”
《伤寒附翼》为专论伤寒方剂之部分。其论方析药特点是以法制方，注意实际，而破拘于六经之弊，并提出宜因风土、因体质理解仲景制方之义，对后世颇有启发。在论方时，常不是孤立地论一方一证，而是将与之有联系之方合而论之，从方名、剂量、作用机制等方面，反复比较，详加对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洞悉精微，使读者深入理解方义，并了解与类似方的异同关系。其论不同流俗，不泥于前诸注家之说，独抒己见，破旧立新，颇有卓识，对理解诸经方之义及伤寒诸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