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关于中国的古代音乐史，我国杰出的第一代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曾感叹它是一部没有音乐的哑巴音乐史。这的确无奈地反映了我国音乐历史及其研究的现状。所有从事文化历史研究的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多多益善的艺术史料的基础之上。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造型艺术可以稍稍满足学者们的意愿。因为造型艺术是以物质材料为实体的，其生命力可谓异乎寻常地长久，以至于远古时代的艺术材料，学者们也可以从许多的文化历史的遗迹中把它们探寻出来为自己的研究所用。可是像音乐、舞蹈一类艺术的历史研究，相比之下就有限得多、困难得多了。因为这类舞台艺术是以流动的形态为表象的时间艺术或表演艺术，是随着表演和表演者的消失而消失的。如果我们要去追寻古代的、甚至远古的音乐那样的表演艺术的文明遗迹，只有借助于带有造型艺术性质的音乐文物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去参证、研究那些反映古代音乐状况的绘画、雕塑、乐器、书谱等遗存的音乐实物。而这类音乐文化遗物的线索，只存在于各个古文化的遗址，或留存于至今的种种古代典籍，甚至是隐含在各种古代神话、传说、史诗等民间文学里那些片断的有关音乐的记述之中。想要重现那流动的原生形态的艺术美，简直就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中国音乐自来无史，有之当自20世纪的中叶。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令人敬重的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所见音乐遗存为研究对象，为我们初步勾画出了一幅依稀而生动的古代音乐发展概貌；甚至译解了遗存至今的古乐谱的谱字写法，使凝固在古谱上的“音乐”象征性地恢复了历史的音响。接着，以杨先生的学生、我国杰出的第二代音乐史学家黄翔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继承前人、师长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用相反的研究方法，从今天尚在流传的音乐当中，逆向地考证，经过新的反思和梳理，重新勾勒了古代音乐的部分原貌。前辈们艰辛的努力，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所做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无不为我们后辈学人树立了高尚的风范，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这是我编著这本音乐历史的重要基础。(https://www.daowen.com)

我于1970年代末开始在高校讲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课程。数十年间，虽广采博取、日积月累，但所得浩繁的教学素材却始终未得加工提炼整理成册，其主要原因还是想在编写与形式上出点新意。如今，向现代的青年学子们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更需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多动脑筋，力戒枯燥，以求趣味生动，引人入胜。理想的做法自然是历史陈述、文物图像、古谱音响并举，使文、图、声并茂。本书主干的音乐历史的陈述，尽量调动国内学界同仁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淀，吸纳各相关学科既有的和新近的研究成果，对绵延八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梳理和阐释。把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来研究和阐释，是上世纪末以来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潮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有着八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绵延悠久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以王朝世系为中心的单线发展的历史，而是多元发展的历史。各种优秀的文化，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和许多外来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糅合，共同促成了华夏文明的产生和演进。而我们研究的专题文化史，也只有将它放在多元发展的历史之中才更可以显见它自身的文化意义。如果有一天，学者们将中国各专题文化史置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和比较，那么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长处与不足，知道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了。我期待这一天尽早到来。

本书沿用中国通史的分期，但强调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独自的“起、承、转、合”式的演变进程。先秦从音乐的萌生到雅乐的鼎盛可谓“起”；汉魏六朝清商乐的兴盛可谓“承”，直至盛唐乐舞繁盛的高峰；五代后向宋金元词调、剧曲音乐称盛的演变可谓“转”；传统音乐融会贯通进而衍化为明清各类俗乐争盛可谓“合”。本书阐释各发展阶段的音乐体裁沿用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等五大传统音乐的习惯分类。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人民长期共同创造而成这一史实，本书将兄弟民族对华夏音乐文化的贡献融汇于各历史发展阶段之中。礼仪与宗教音乐在部分章节里也有着重提及，但并未深入。这两类音乐其贯通数千年的历史脉络，塑造我国音乐文化诸重要特征方面的作用，以及与华夏各族音乐在内容、形式、风格上的内在联系等，仍有待过细地清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