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提供的信息
西周时期，湖北各地流行青铜工具，如蕲春毛家嘴遗址出土西周早期的斧、刀，红安金盆遗址出土锛、刀，秭归官庄坪遗址出土斧，汉阳纱帽山遗址出土镰、凿、鱼钩、针等，随州旭光砖瓦厂遗址出土西周晚期的铲。有学者归纳:湖北出土的西周青铜工具有4个特点:一是纯青铜农具，如铲、镰等的出现，象征着青铜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二是绝大多数青铜工具为一器多用，既可作手工业工具用，又可作农具用，说明当时青铜工具的分工尚处于初级阶段。三是青铜工具与石质、骨质工具同存并出，意味着青铜工具在生产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四是青铜工具通常与青铜礼器、兵器等一同收藏或陪葬，表明青铜工具在当时还属于比较珍贵的物品。[7]
西周早期，湖北东部的农村已经生产粳稻。1958年8月，蕲春毛家嘴木构建筑中发现有成堆的粳稻型稻谷遗迹，经考证为西周早期遗物。
1966年，在京山坪坝镇发现苏家垄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鼎、鬲、甗、簋、豆、方壶、盉、匜、盘，还有车马器等，经鉴定为西周晚期青铜器。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勘探与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该遗址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010年，在随州市淅河镇蒋家寨村叶家山发掘的两座西周古墓，共出土了方壶、土鼎、斝、簋等青铜器30多件。
2013年，对叶家山大墓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墓中出土一组青铜编钟，比1978年面世的曾侯乙墓编钟早500年。新获得一批西周早期铜器、陶器、漆木器和竹器等器类，特别是不同纹饰漆木器的发现，对西周早期漆木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见有“曾侯”“曾侯谏”的铭文，从而理清了曾国的历史线索。随州的青铜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一个谜。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冶炼遗址有两个，一个是江西瑞昌铜岭遗址，一个是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至今随州境内并未发现开采和冶炼青铜的遗址。
叶家山墓地一、二期共发掘140座墓葬、7座马坑。出土了铜器、陶器、原始瓷、玉器、骨器等各类文物近2100件(套)。这些实物对于了解西周湖北的冶炼、漆器、制陶等技术提供了依据。在叶家山进行的发掘，揭示了湖北及江淮地区的西周历史，被评为“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中还发现了71件原始瓷器，超过了湖北过去历年所出西周原始瓷器的总和，具有很高的考古意义。据了解，由于当时制瓷处于初创阶段，器物造型比较简单，控制火候不够成熟，釉色尚不稳定，与后期成熟的瓷器相比，带有明显的原始色彩，又称为“原始青瓷”。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在江浙一带的西周古墓中原始青瓷较为常见，而在湖北境内考古挖掘中出现此类器物，说明在3000多年前，地处南方的湖北先民就和江浙一带的百姓有过交流，至于原始青瓷如何不远千里从江浙一带运到湖北随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体说来，夏、商、西周时期的湖北历史文献很少，而考古发现虽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但这些都还不足以揭示当时湖北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三代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此时的湖北相对安静，没有太多的历史印记。史前在屈家岭、石家河的氏族繁华已经褪去，社会似乎回到了蒙昧原始的状态，文化好像出现了断层。夏代的湖北，除了大禹治水，还有什么?商代的湖北，除了盘龙城，还有什么?西周的湖北，除了楚国的青铜，还有什么?显然，我们对三代的湖北知之甚少。这段时期的科技有什么特点?如何传播?如何承前启后?都是需要不断发现新材料并深入研究的。(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夏代偏重于时间概念，夏朝偏重于政权概念。夏代，包括了夏朝与其他地区的政权。此书在采用“朝”与“代”时，有所侧重，特作说明。
[2]陈树祥先生长期负责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保护与发掘工作，他撰写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湖北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6期)，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分布范围、冶炼遗址、采矿探矿方法做了新的统计和分析。
[3]韩汝玢，柯俊.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7.
[4]然而，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却认为商代的铜矿与技术源于外地。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半岛马来西亚和中国云南。(参见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5]谭维四.湖北出土文物精华[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4.
[6]刘森淼.荆楚古城风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56.
[7]刘玉堂，雷家宏，徐凯希.荆楚经济史话[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