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楚国科技的依据
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北科技，主要依赖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等材料。
1.文献中有关湖北的资料
历史文献中散见一些关于楚国科技的信息，弥足珍贵。如《诗经》《山海经》《左传》《庄子》《楚辞》等，需要一一辨析。
《山海经》是一部有关科技的书，与湖北历史有关联，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古代楚人写的书。《山海经》记录了上古关于器物制造、矿产等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如在生物方面，它记载了150多种鸟类，210多种兽类，50多种鱼类，30多种蛇类，260多种植物类。《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是我国关于日中黑子的最早记载。太阳中有黑点，即“乌”。太阳黑子对地球气候是有影响的，故古人很注意并对这个天象仔细观察。可以说《山海经》是上古科技知识的大杂烩，是古代科技的滥觞。历史学者顾颉刚先生推荐的读书书目中有《山海经》，他说读这部书，可以知道战国时人对于宇宙和生物的想象。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言辞简洁，多记政治，但也有自然史方面的内容，如日食、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冰、雹、水旱、异鸟、陨石等。《左传》是为《春秋》作的《传》，内容更丰富，补充了关于日食的发生、彗星的出没、陨石的降落、地震的时间，是研究科技史的重要资料。
《左传》记载了楚地史实尤多。如当时的建筑水平很高。《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了楚国令尹
艾猎主持沂地筑城，“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即委派专业人员制定工程总规划，交付执掌工役的大臣来实施；“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即勘测城郭的边界，备办役夫粮食，审核监工人选；“量功命日，分财用”，即估算工程总量，规定工期进度，调拨材料用具；“平板干，称畚筑”，即配备规格一致的筑城夹板和支柱以提高效率，均衡运土和筑墙的器材、劳力以预防窝工；“程土物，议远迩”，即根据土方和材木的需要量来编制施工程限，研究取材和赴工的路途远近来安排役夫作息；“事三旬而成”，则全部工程告竣，仅用了30天。
在《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楚国的故事。[3]如《庄子·徐无鬼》记载，庄子对随从的弟子们说:“楚国郢都有两个人，一人把蝇翅大小的一点灰泥涂在鼻尖上，另一人抡斧去砍削，斧头运行如风般地砍下来，两眼一闭，‘噌’的一声，灰泥削得干干净净，鼻子却毫无损伤。二人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庄子·天地》记载了子贡南游，在汉水南边见到一个种地的老人，挖了一条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浇地。子贡就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这不是事半功倍吗?这个老人却说:“有机械之事，就有机动之心，我不愿意变了心，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混沌状态。”子贡认为这个老人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不学习取水技术，不求进取。孔子说老人取水方法是混沌氏之术。
《楚辞》有丰富的科技知识，屈原在《楚辞·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178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季节、建筑、水利、生物、生理、医学等。[4]
《楚辞》提到许多地理方面的信息。如《楚辞·九章·涉江》云:“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楚辞·离骚》云:“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其中提及的白水、高丘、天津、西极等词汇，都是地理方面的概念，给我们展示了开阔的环境视野。
《楚辞》中有丰富的时间观念。《楚辞·离骚》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从中可以得知，时间是流逝的，人事是代谢的，光阴是宝贵的。诚如《楚辞·九歌·湘君》的“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楚辞》中有气候方面的信息。《楚辞·离骚》云:“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可见楚地湿润温暖，气候宜于栽花种草。《楚辞·九歌·山鬼》中“雷填填兮雨冥冥……风飒飒兮木萧萧”说明了《楚辞》作者能关注气象的变化。《楚辞·离骚》中“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描述的风、云及其变幻，也是对自然观察的结果。
《楚辞》中还有一些建筑环境方面的信息。《楚辞·招魂》把楚国的房屋描述得很美，说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是楚地。还描述了东方不可以安身，那里有千丈巨人专门搜寻人的灵魂，那里有十个太阳轮流出来，晒得石消金流。南方也不可安身，那里的野人用人肉为祭，蝮蛇和狐狸往来倏忽。西方有千里流沙，“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严重缺水。北方有千里飞雪，冰厚如山。唯有楚地最好，因为“高堂邃宇(高大的房屋和深深的院子)，槛层轩些(层层厅堂和环绕的栏杆)。层台累榭(重叠的楼台亭榭)，临高山些(依傍高山)”。文学作品虽有夸饰之嫌，但楚国贵族的居室不会比文中描述得差。历来的学者不太注意《楚辞·招魂》有写实的一面，这或许是一个遗憾。
从《楚辞》还可见到自然方法的采用，楚人从具有神秘性的自然物中获取信息。如《楚辞·离骚》有“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楚巫有迷信的思想，也有探索的精神，这两方面对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楚辞》还可见到楚人的科学精神。《楚辞·九歌·东君》中有“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之类的句子，充满豪气。《楚辞·天问》中也有“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这是永远值得探讨的宏大问题。
此外，《诗经》《国语》《史记》等古书都涉及湖北早期的历史，间接有一些科技的资料。
2.考古发现间接体现的科技
20世纪以来有许多考古发现，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楚国文化及科技。
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了有关商业的文物——鄂君启节。鄂君启节以青铜铸造，在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行“错金银”再创作，故称“错金鄂君启铜节”。[5]通过鄂君启节，可以推测当时水陆交通与技术。鄂君启船队船只数量可达150艘，总吨位约1800吨，车辆可达50乘。营运范围以鄂州为中心，西至江陵，南到全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抵河南南阳以北，东达安徽宣城。鄂君启车船队水陆联运，水路经营范围包括长江及其支流汉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与淮水、邗沟等众多河流。(https://www.daowen.com)
1965年，在江陵发掘望山1号、2号楚墓。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卜筮祭祷简文。望山2号楚墓楚简的内容为考订楚国器物名称提供了资料。[6]
1972—1973年，在襄阳山湾发掘春秋时期的楚墓，其中出土了鄀国和邓国铜器。
1974—1985年，在大冶连续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掘了6处采矿遗址、2处冶炼遗址、采矿竖(盲)井231个、平(斜)巷100条、炼炉12座。发掘总面积约4923平方米。
1978年，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
1979—2012年，在荆州发掘熊家冢楚墓，出土玉石、水晶、玛瑙等精美文物共1000余件。此外还有少量青铜器、陶器。在主冢附近还发掘出一座131米长、12米宽的大型车马坑和排列有序的30多座小型车马坑。
1981—1989年，在楚故都纪南城东北发掘江陵九店楚墓。从楚墓出土西周晚期到战国末年各类器物5000余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竹器、骨器、丝麻织物、皮毛制品等。青铜器有龙纹铜镂空杯、镂空凤纹铜镜、羽状地纹五山镜、羽状地蟠璃纹镜、云雷纹地饕餮纹镜等。在56号墓的壁龛内出土了《日书》，记载了一年时日，12个月按照月序排列，这对于楚国的历法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1982年，在江陵发掘马山1号楚墓。
1983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医学著作《脉书》。
1986年，在江陵县秦家嘴47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双矢并射连发弩”。
1987年，在荆门十里铺发掘包山楚墓。
1999年，在宜昌上磨垴遗址出土了一批铁制生产工具。
2002年，在枣阳九连墩战国古墓，发掘出硕大的青铜鼎、齐全的乐器、许多漆礼器、1500多支竹简。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江陵的藤店1号墓、天星观1号墓，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和4号墓，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曾侯乙墓均发现了战国楚简。楚简是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最宝贵资料。
2004年，在襄樊市高新区(今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岗北路发现楚国墓地约60座，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漆木器等。在65号墓和70号墓中出土青铜鼎、青铜盏、青铜钺、青铜簇、陶鬲、陶盂、陶豆、陶罐、陶鼎、陶敦、陶壶等。青铜器花纹精美、细腻，距今有2500年以上历史。
2007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郧县乔家院墓群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勘探出汉代遗址1处，勘探出春秋至明代墓葬56座，已发掘出春秋中型殉人墓葬4座，共出土铜、陶、骨和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130余件，其中青铜器70余件，少数青铜器上发现有铭文。乔家院墓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共有数十批青铜器面世，其青铜器上大多有铭文，经考证分属于古申国和唐国。
2008年，在襄樊市(今襄阳市)樊城区王寨村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陶窑。这个陶窑遗址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有1座陶窑、3座灰坑，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品，有豆、盂、鬲、罐、鼎、盆等陶器碎片。
2012年，在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发掘遗物有铜、陶、瓷、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1027件(套)。其中，铜器器类主要有鼎、簠、簋、方壶、缶、甗、鉴、盘、匜等。部分铜器上有“曾”“曾子”“曾公子”“曾孙”等铭文。在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的铜梗上发现了众多清楚的蜡流痕迹，找到了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失蜡铸造的直接证据，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铸造法有了定说。
2018年，对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进行了发掘，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的空白，对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形制、礼器组合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