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状况
秦汉时期，湖北社会的发展进入到文化调适期、凹陷期。西汉时期，湖北人口密度较低，每平方千米人口为7~8人；东汉时期，虽然有人口的增长和移民的涌入，每平方千米人口也只有8~9人。
1.秦朝
公元前223年，秦国最终灭掉楚国。秦人把楚国大族迁出湖北，有的到了关中，如屈原的后裔流散异地。国破家亡，楚国的一些名门大家埋名改姓，或流落他乡。一度无比辉煌的楚文化顿时低迷。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前汉200年数十年，唯荆襄人物少，可谓绝无而仅有，则以受秦惨毒，久勿自振。”[1]此言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秦朝是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帝国，发展农业经济是稳定政权的前提。为了发展经济，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民按亩纳税。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秦王朝发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2]秦朝命令“黔首”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额，以确定赋税，意味着在法律上确定了土地私有制。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自耕农可以发挥更大的生产热情，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秦朝设有“奉常”主管礼仪祭祀以及今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事务，“治粟内史”掌管农业、财政以及盐铁专卖，“少府”掌管皇室财产、物资供应以及宗庙陵园营建等，都与科技活动有一定关系。
秦朝在地方上全面实行郡县制。郡县制比起周代的分封制、诸侯国制，是对地方管理更进步的制度。起初有三十六郡，其后发展到四十郡、四十八郡。湖北地区主要为南郡(治江陵)和衡山(治邾县，今新洲)两郡。周边的一部分属汉中、南阳、长沙、黔中、九江等郡。竹溪、房县、十堰属汉中郡，丹江口、随州属南阳郡，赤壁、通城属长沙郡，恩施属黔中郡，蕲春、黄梅属九江郡。
秦汉时的南阳郡，治所在宛，但管辖到湖北省境内一些地方。如阴县，在今谷城县北，老河口市(原光化县)境，县治在今老河口市傅家寨附近。建安十三年(208年)，曹魏得荆州，以南阳西为南乡郡，阴县属之。筑阳县(今湖北谷城县境内)，秦时依筑水立，新朝天凤元年(14年)改筑阳县为宜禾县，东汉时复称筑阳县。南阳属于汉水流域，汉水是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南阳文化从主体上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与湖北文化关系密切。
为了方便信息交流，统一政令，秦朝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了文字。秦始皇命令制定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3]，以法令形式颁布；又整理出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4]秦朝时，学校有了法定的教材，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其中有自然常识。文字与教材的统一，有利于科技的传播。
为了农业的发展与国策的贯彻，秦朝在时令方面采用了统一的历法。全国都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称为后九月。但是，由于科学发展水平有限，历法出现了错乱现象，以至于“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情况。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他经过了湖北，从安陆，直抵衡山，郡治在今武汉新洲的邾城。邾城是鄂东的政治中心。邾城的南面是浩瀚无边的长江，背靠大别山脉，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是秦朝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据点。当时的衡山，即今安徽天柱山。衡山郡管辖今安徽霍山、怀宁以西，河南信阳，湖北红安、黄冈以东，南到长江，北到淮河的广阔地区。[5]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从咸阳到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南)，途经湖北，返程时沿长江东下。《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述异记》[6]曰:“汉沔会流处，岸上有石铭云:‘下至水有三十里，皆传李斯刻石于此。’”汉沔会流之处，应当在今武汉范围内。李斯刻石已不得见，其上面的文字也不清楚。
秦朝是个短暂的王朝。秦本是一个杂居于西戎的后进民族，长期流行各种迷信观念。公元前313年，秦怀王伐楚，秦向神诅咒楚国，有石刻传世。秦朝在实行专制主义的同时，设立了一些与迷信相关的职官，如太祝、太卜令、秘祝、占梦博士等。秦始皇留恋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奢靡，梦想永远不老不死，要方士下海求长生之药。秦朝最终亡于统治者的昏庸与迷信。
2.西汉
汉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朝代。天下统一，汉承秦制，并不断调适国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西汉初年，朝廷控制的人口较少，在1500万~1800万人。[7]刘邦称帝，马上诏令天下，要求那些逃亡山林的人口各归本籍，重新登记户口。随着社会的安定，西汉人口增多，一方面是人口回归原籍，另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景帝时期，人口大为增长，70年间人口增长了1倍。到公元2年，西汉拥有人口5959万人。
汉朝商业获得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各地的关隘打开了，没有战国时期那样的地方封锁。于是，各地的商人就不受区域的限制，各自采购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商业的物资种类多，南北互通有无。楚地出产的楠木、梓木、姜、桂、金、锡、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等，运到各地。
汉承秦制，设有郡县。西汉元始二年(2年)，有103个郡国。[8]湖北的江陵设有南郡治，新洲西设有江夏郡治。在郡之上，汉代无形中又增加一层权力机构，那就是刺史部。西汉设有十四部，荆州刺史部管辖权限很大，分察南郡、南阳郡、江夏郡、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还要监察长沙国。东汉改十四部为十三部，光武帝允许刺史不必还京奏事，有权劾免郡国长吏。刺史长期固定地驻守在一个地方，如荆州刺史治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分察南阳郡、江夏郡、桂阳郡、长沙郡。刺史的品秩虽然只有600石，远远低于2000石的郡太守，但因为有权黜陟，代表着皇帝的意旨，事实上成为郡太守的上司了。可见，到了东汉晚期，行政区划已经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如果加上县以下的乡村，至少有四级管理层次。(https://www.daowen.com)
西汉，今湖北地盘主要属于南郡、江夏郡。南郡下辖江陵、华容、州陵、枝江、夷道、夷陵、当阳、宜城、中卢、襄阳、编县、临沮、秭归、巫县。南郡的重镇有江陵、襄阳。南郡范围广阔，后来分出一些地方给了江夏郡。郡下有县。如襄阳县(今襄阳市襄州区)，始建于西汉初年，以县治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辖汉水以南，中庐县以东、县以北的地区。武帝时属荆州刺史部南郡。王莽时曾一度改称“相阳”，东汉光武帝时恢复原名，仍属荆州南郡。献帝初平年间，荆州刺史刘表移州治于襄阳城内。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控制了南郡北部，置襄阳郡，郡治在襄阳城内。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在涂口(今江夏区的金口镇)设置沙羡县，属南郡，后改属江夏郡。涂口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地点，江两岸有山夹峙，有金水汇入长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位置，也是商业的中转站。汉代的沙羡地盘一度很大，含今武昌、江夏、洪山、汉阳、蔡甸、汉口、嘉鱼、咸宁、蒲圻、崇阳等地。1992年，在金口镇火焰村旁发掘了一批古墓，出土的文物有西汉的灰陶器，东汉的多禽鸟纹铜镜，还有三国两晋的文物。江夏的梁子湖边有个灵泉山，依山傍水之处有个灵泉古市的集镇。
武汉一带的夏口“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这是东汉末年蔡邕在《汉津赋》的描述，说明汉水出口处的夏口一带已经成为商业的集散地。
武汉新洲区城关镇旁，在西汉有邾城。城墙东西长1320米，南北宽1150米，椭圆形，城外有壕，宽35~40米。[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城关镇附近的砖瓦厂发现了一些汉墓，与邾文化的流传有关。1992年，在新洲城关4千米外的辛冲古墓群发掘了16座汉墓，出土了一些青铜礼器。
西汉统治者重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汉初，迁移南郡“蛮”民7000余人，安置巴水、蕲水、浠水、赤亭水(即今举水)、西归水(即今倒水)一带，开发“五水”流域，史称“五水蛮”。汉武帝在位54年，曾有过多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出游，其中一次经过了荆州。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巡行长江，“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汉武帝到南方巡视，他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嶷”。九嶷，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内。历史在这一刻有着惊人的相似，秦始皇也曾在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两位帝王在南郡的祭祀，都有着使自己的君权得到“虞舜”肯定的梦想。汉武帝南巡，将鄂(今属鄂州市)分封给自己的姐姐，号鄂邑公主，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渡江的地点，学者推测是在寻阳(今武穴市，旧名广济)。
3.东汉
西汉末年发生农民起义，生长于湖北枣阳的皇室宗亲刘秀经过一系列战争，于公元25年称帝，但直到建武十二年(36年)才完成全国统一。东汉初年，由于战乱以及各种天灾人祸，人口有所减少。光武帝中期，人口逐渐增加。汉和帝人口有5300多万人，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有一定波动，到了汉桓帝时期，人口有5600多万人。基本上与西汉持平。[10]
在湖北枣阳市的吴店镇境内，一直还保存有皇村遗址和舂陵故城遗址。皇村遗址就在现在的吴店镇白水村旁，枣阳市政府在此修建了皇村遗址陈列馆。民间有许多关于刘秀在湖北的传闻:刘秀称帝后，他热爱家乡，5次回故乡舂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改舂陵乡为章陵县，并世世免除其徭役。
东汉时的“荆州”有很大面积。荆州所辖地域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全境，河南南阳盆地，广东、广西和贵州边缘地区，共领有七个郡，大致和上古荆州的地域面积相当。其中南郡、江夏郡、南阳郡位于长江的北部；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位于长江以南。汉献帝时从南阳郡分设章陵郡，增至八郡，史称荆州有“百城八郡”。
在当时的荆州八郡中，尤以跨有江汉之间壮丽山川、扼水路交通要冲的南郡，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它是荆州的腹心地，习惯上也是荆州的代称。江陵(属今荆州)是南郡的首府，也是荆州政区的治所，它南有长江天然防线，北有中原门户襄樊重镇，西经三峡之险而通巴蜀，东可顺流直下而通吴、越，进可以攻，退而能守，加上士民殷富，军需充裕，所以政治家、军事家们对它格外觊觎。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描述了荆州的繁荣:“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此话有些文学色彩，也可能有某些夸张，但也有一定的依据。作为楚国的郢都，荆州曾经有过异常拥挤的商业集市。试想，早晨穿的新衣，到了晚上就已经被人流挤破，那是何等繁荣之景象。《新论》是桓谭的主要论著，早已亡佚。今存辑本。从科技史角度看，当时的交通工具流行车子，车流量大，使得道路显得拥挤。
东汉时期，天下中兴，湖北文化亦开始复兴。复兴的起点是大荆州中的襄阳。其实，襄阳在先秦时期没有什么地位，只是汉水的一个渡口而已。西汉时，朝廷设南阳郡，郡治在宛城(属今河南省南阳市)。襄阳作为南阳下面的一个县，其地位也不可能超过南阳。刘秀的家乡在襄阳属下的枣阳，襄阳的地位随着刘秀的地位跃迁而开始发生变化。
4.秦汉社会的异同
秦朝与汉朝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秦汉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单位，两个朝代有共性，也有不同点。
从空间上看，秦朝与汉朝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帝国之一。秦始皇与汉武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秦汉均以长城以内为主要的管辖范围，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秦朝与汉朝都是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也是文化一统的大帝国，政治与文化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秦朝与汉朝文化的大致趋向是相近的，各地的文化有一致性。车同轨，书同文，人同言，行同伦。战国时，各国的度量衡、历法各不相同，到了秦汉时期，天下定于一。社会相对安定，人们按宗族血缘定居，男耕女织，尊老爱幼，墨守成规，过着农耕文化生活。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割据之苦，也没有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人们较为满足。
秦朝与汉朝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秦汉时期，中国的区域中心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关中平原的区位与地势得天独厚。秦朝命短，汉朝祚长。秦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仅仅十几年。秦朝虽然短暂，却是一个富于构建与创新、内涵丰富，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朝代。因此，历史学家从不小觑秦朝，从不以王朝的时间长短“论英雄”。何况，秦朝在湖北大地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至少有些重要考古文献出土于湖北。
秦与汉，在治国理念上有所不同。秦朝重视耕战，轻视伦理，强化法治，倡导功利。两汉时期长达400年，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汉文帝与景帝时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时强化统治，独尊儒术。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在湖北也是有体现的。换言之，湖北的秦汉文化是随着中国秦汉文化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