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船”与“飞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昌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这说明在武昌是能造大船的。有些大船可以到海上航行。226年，大秦商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被问及西方诸国情形。孙权派遣上百艘大船，装载货物去高句丽等地贸易。这样的大船，在农耕时代还没有蒸汽机动力的背景下，动力技术达到了极点。

晋时的陶侃在造船时能够“物尽其用”。《晋书·陶侃传》记载:“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在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

南朝宋将沈攸之在荆州时，为了壮大军事实力，倾力造船。《资治通鉴·宋纪十五》记载:“沈攸之……养马至二千余匹，治战舰近千艘。”(https://www.daowen.com)

战争推动技术的运用。《晋书·陶侃传》记载了晋时民间造反者改进船上的装备，“以桔槔打没官军船舰”，提升了水上军事技术。桔槔是提水工具，早在先秦就流行于民间，这时期用于军事之中，表明造船技术能保证桔槔的安装与运用。

葛洪撰《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了一种“飞车”。“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当代学者认为，这种“飞车”，有可能是儿童玩的竹蜻蜓，以一个斜面的竹片，中央榫接一根直立轴，利用气流而旋转着上升。其中，有空气动力学知识。竹蜻蜓传到欧洲后，被称为中国陀螺，并引起了早期航空实验家的注意。1792年，近代航空之父乔治·凯利(1773—1857)对中国陀螺发生兴趣。他用弓钻驱动两个羽毛螺旋桨，由螺旋桨带起陀螺升入空中，称之为旋浮器或飞升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