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北的状况

在撰写《隋唐时期的湖北科技》一章之时，读到李文澜教授在《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的一段话，颇有感受，他说:“我们所记述的隋唐五代湖北史，其地域相当于今湖北省范围，在隋唐统一王朝下，这个地区从未隶属于统一的行政区划。隋代及唐代前期，湖北地区分属互相并立的十余州，唐后期分别由四个道(镇)(山南东道、荆南镇、鄂岳镇及黔中道)管辖。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地方史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往往难以统一，所论述的问题可能有拼凑之嫌。”^[2]

唐代湖北区大致有15个州，分在全国15道中的4道，其中山南东道含荆、峡、襄、随、郢、复、均、房、归等州，还有商州的上津部分；淮南道含蕲、安、黄、沔(后并入江南西道鄂州)四州；在江南西道有鄂州；在黔中道有施州。凡此皆属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道不是一级行政区，仍是监察区。开皇九年(589年)，江夏一度改称鄂州，治江夏，后来鄂州成为治所。

隋唐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发展很快。唐玄宗开元、天宝时，南方户数占全国总量的23%。仅仅过了六七十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南方户数占全国总量的66%，增加了两倍多。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继永嘉之乱后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长江中下游(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唐末诗人韦庄在《湘中作》云:“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随着人口移动，从北到南的交通日益畅达。^[3]

当时，鄂中的荆州、鄂北的襄阳、鄂东北的安州、鄂东南的鄂州都是人口较多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天下的名镇。从长安到襄阳、荆州有一条驿路，文化通过这条线路得以交流。安州(今安陆)一向也是南北要地，其管辖范围远比现在的安陆市要大。鄂州原来有吴文化的基础，从隋代开始日益显现出其突出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唐初，把江夏郡改为鄂州，把汉阳并入鄂州，这意味着武汉一带成了一个行政区。李白有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唐代诗人鱼玄机在《江行》中说:“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这句诗说的似乎是鹦鹉洲在武昌。唐代时，汉阳很热闹，罗隐有诗《忆夏口》云:“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荆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繁盛之地，颜真卿在《谢荆南节度使表》说:“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襄阳有很多从北方迁来的大户，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山东人刘晏就曾在襄阳避难。安史之乱时，在襄阳展开了保卫战，阻挡了叛军的进犯。唐代名相姚崇曾任荆州长史，在荆州3年，政绩颇多，以至于离任时百姓在道路两侧以泪送别。唐开元名相张九龄敢于直言，被贬到荆州任刺史，病故于荆州。诗人钱起曾陪同张九龄到农村巡视，描述湖北原野“阴阴桑陌连，漠漠水田广”。^[4]

唐代元稹曾在江陵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在《赛神》一诗中说:“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5]这道出了唐代楚地文化的突出特点:流行巫风，民间习惯于占卜预测，有许多的禁忌。针对巫风，地方官员曾经带头破除迷信，宣传科学。例如，唐代襄州南楚故城有一口水井，人们不敢饮用，说是饮了就会死亡。地方官员韩朝宗带头饮用，以事实说话，谣言自破。《韩公井记》记载:“开元廿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韩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传言汲者死，行人虽渴困，不敢视。朝宗移书谕神，自是饮者无恙，人更号‘韩公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