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医王”庞安时

更新于 2026年10月10日 版权声明
二、“北宋医王”庞安时

北宋医学家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他出生于医学世家,20岁时就是名医。他通贯百家之说,以《内经》诸书理论为指导,擅治伤寒。他著有《本草补遗》《难经辨》等,以《伤寒总病论》6卷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有《庞安时传》。从中可知,庞安时崇敬扁鹊,从小“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庞安时曾说:“世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言之不祥,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以之视浅深,决死生,若合符节。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两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皆扁鹊略开其端,而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

庞安时重视著书立说,他“欲以术告后世,故著《难经辨》数万言。观草木之性与五藏之宜,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著《主对集》一卷。古今异宜,方术脱遗,备阴阳之变,补仲景《论》。药有后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尝试有功,不可遗也。作《本草补遗》”。这些医学著作现在大多遗失,仅存着一部《伤寒总病论》。

庞安时的医技相当高明。“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图示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尝诣舒之桐城,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时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复能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如此。”庞安时“活人无数”,功德无量。有的人为了治病,在庞安时诊所旁边租房住下来,一直到治愈才离开。这种情况,颇类似当代的住院制度。对待妇女的疑难生产,庞安时能深入思考,不是用药,而是用热水温身,用针灸刺腹,由外及内,使婴儿松开小手,顺利产出。这个“一针救产妇”的医案真是高明。

庞安时对待死亡很安然,不惧死,不多治疗。“年五十八而疾作,门人请自视脉,笑曰:‘吾察之审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气已绝。死矣。’遂屏却药饵。后数日,与客坐语而卒。”显然,庞安时的死亡观是与众不同的,相信死亡是自然现象,人力难扭天命,顺从自然,乐观处之。

庞安时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庞安时治伤寒,根据人的体质、地理、气候等分析人的病因。他认为伤寒的病因是“寒毒”,由于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的症候。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的叙论指出“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矣”。寒毒虽已侵袭人体,但其能否发病,则取决于身体强弱与正气盛衰,体质起着重要作用,“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庞安时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他认为,温病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病证,其治疗与伤寒不同,伤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对于温热病,庞安时基本上分为伏气和天行两类。前者是冬时中寒,随时而变病,如春之“温病”、夏之“热病”,以及“中风”“湿病”“风温”等,“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尔,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

庞安时在《天行温病论》对流行性的温病做了论述,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他将温毒五大证与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指出:“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拂,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亦别有法。”对温毒五大证的治疗,他着眼一个“毒”字,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温散毒之品,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这篇《天行温病论》对于当代社会对付流行性瘟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庞安时与苏东坡是同一时期的人物,苏东坡曾在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闲职,经常听到庞安时的传闻。苏东坡有一首词《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记载的是他与庞安时的一段友谊佳话: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患上左手臂肿的疾病时,发现庞安时虽耳聋,但聪慧过人。两人以手画字,不尽数字,庞安时已全懂其意。苏轼戏语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均记有庞安时的医迹。苏轼曾称赞庞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

宋代袁文的《瓮牖闲评》,对庞安时的事迹也有记载。宋代张耒在《明道杂志》记载:“蕲水县有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从人授也。蕲有富家子窃出游倡,邻人有斗者排动屋壁,富人子方惊惧,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陈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惊,到家发狂,性理遂错,医巫百方不能已。庞为剂药,求得绞囚绳,烧为灰以调药,一剂而愈。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由于庞安时卓越的医技,有人把他称为“北宋医王”。庞安时故居,位于浠水县清泉镇龙井村,祖屋为三进三重的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庞安时的故居仅有极少数古时的房屋石础、石条等物件遗存,主体建筑是后世修建的。

龙井村有一大奇观。传说有九口井,现剩存两口,龙井村因此而得名。井水冬暖夏凉,色清味甘,春季井口喷雾,下雨前井口常腾起水柱。据传自汉时起即有此井,庞安时用该井井水煎熬汤药,愈者十有八九。传闻有一年大旱,浠水城郭乡杨家铺一带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他开的方子在别处灵验,而在这里就不灵了。他来到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的村民吃水、用水不分开,都取自污秽不堪的塘堰。于是,他带着弟子杨可上山寻找水源,开了一口杨井。这口井后来一直发挥作用。庞安时的墓地在其屋后山,名叫鲤鱼地,原名佛屠山,风水名曰“荷叶盖金龟”,地为丑山末向,坐东北偏西南,现今墓地已不复存在,仅有极少散落遗存石条可见。

21世纪以来,浠水县打造庞安时文化遗产,在清泉镇麻桥小集镇附近建有庞安时文化小镇,总面积约1000亩(约0.67平方千米)。主体区包括庞安时纪念馆(故居)、本草植物园及标本展览馆、中国古代名医雕塑馆、中医药学术研究中心;文化区为庞安时中医学院、中医特色门诊区、国学幼儿园、中医中药书法楹联馆、常用医方碑刻;另有中药交易市场、保健疗养中心、药膳(健康小吃)一条街。庞安时的医学遗产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为地方经济文化做出新贡献。

通观宋元时期,尽管宋朝是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但这两个王朝都是有成就的,对科学技术是重视的。科技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推动着人们不断发明创造,因此,毕昇改进活字印刷,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不是偶然的。可遗憾的是,湖北的科技资料太零碎,使我们不能全面地了解先民更多的贡献,没有办法系统地论述其成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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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15.

[3]此乃宋代的一篇历史琐闻类笔记,载于《丛书集成初编》。

[4]刘琳,习忠民,舒大刚,等.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7643.

[5]罗愿.鄂州小集[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9-10.

[6]马端临.文献通考: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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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文诰.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51.

[11]宜城长渠记[M]∥吴庆焘.襄阳四略.洪承越,点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23-424.

[12]木渠碑记[M]∥吴庆焘.襄阳四略.洪承越,点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21.

[13]郑獬.郧溪集[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4]宋会要辑稿:食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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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郭正忠.邹浩与襄阳的水转五磨:北宋农业加工机械的巨大进步[J].江汉论坛,1985(8):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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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69.

[2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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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田海峰.记我省首次发现的两处古瓷窑址[J].江汉考古,1981(1):99-100.

[27]李怀军.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38.

[28]祁金刚.江夏溯源[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161,171.

[29]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2.

[30]李怀军.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72.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英山县委员会,湖北英山毕昇文化研究会.毕昇英山:英山文史第八辑[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

[3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英山县委员会,湖北英山毕昇文化研究会.毕昇英山:英山文史第八辑[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61,100.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英山县委员会,湖北英山毕昇文化研究会.毕昇英山:英山文史第八辑[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145-148.

[34]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87.

[35]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中国通史:第七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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