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 利
明代，由于水患日益严重，推动了湖北人对水利的关注。为了发展农业，水利工程同步进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谕令全国兴修水利。湖北的基层地方官员重视水利，积极引导人们兴修一些新的沟渠，并维护原有的水利设施。嘉靖以前，江汉平原还盛行“江清不易淤”的说法，而万历年间却出现了严重的浊化现象。万历《湖广总志·水利志》记载:“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然地脉既疏，则沙砾易崩，故每雨则山谷泥沙尽入江流。而江身之浅涩，诸湖之湮平，职此故也。”
山区重视水利，如崇阳县修筑了石枧陂。明代中后期，郧阳府重视水利建设，修建或维修了多处水利设施，如郧县武阳、盛水二堰，郧西的千工堰等。弘治十五年(1502年)，郧阳抚治王鉴之组织人力，维修郧县武阳、盛水二堰，“规模宏远，制度精密，蓄泄有时，斡旋有机，视昔则十倍有加焉”。[7]当时，均州修筑石板滩蓄水堰。房县有潵澥堰，据王世贞《潵澥堰斗门碑记》，明代万历年间的房县令朱衣在当地大兴水利，“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官七十余，上溢则版以障之，下涸则启以泄之”。
凡对民众做过有益事的地方官员，民众就会想方设法纪念做事者。保康县县城的后山有一口古井，得名于明代知县苏惠和。弘治十一年(1498年)，苏惠和看到民众到河里取水太远太险，就组织民众凿渠引水入井，大大方便了民众。民众称此泉为苏公泉。
明代的方志中注重搜集与水利科技相关的文献，如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万历《湖广总志·水利志》(以下简称《水利志》)。
万历《湖广总志》的作者徐学谟，曾4次在湖北任职，在他担任左布政使时纂修了《湖广总志》(保存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徐学谟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他对水利很重视，其中的《水利志》对明代万历年间和万历之前的水利情况做了介绍。如汉阳县“郡城与武昌对峙，大江环抱东南，汉江合滠水、沔水、沌水与大江会于郡北”；安陆县涢河“绕城西，东流入云梦泽，会汉水入江”。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江河与城镇的关系。《水利志》中还收录了反映当时水利思路的重要文献，如《请修长堤疏》《川江石坝志略》等，这是明代官员为了应对洪水，提出的修堤主张。当代学者尹玲玲认为:“万历《湖广总志》开创了专修水利堤防志的传统，且其《水利志》记载详细、分析透彻、立论系统。其后历修之湖广总志、通志，湖北、湖南通志均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各水利志、堤防志、堤堰志一脉相承，且体例日趋完备。这使我们系统研究两湖平原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防洪、河湖的历史演变、堤垸陂塘水利格局、区域开发与自然保护之人地关系等成为可能。”[8]
湖北沿江有几条重要的防汛大堤。
长江中游最容易发生洪水的是荆州段，早在东晋永和元年(345年)至兴宁二年(364年)，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沿江陵城筑金堤。这是关于荆江大堤最早的记载。明初，湘王在荆州修筑枣林岗至堆金台的阴湘城堤。正统年间，荆州知府钱晰增筑了数十里黄潭堤。成化初年，荆州知府李文仪为加强堤防，以石块加固。尽管有荆江大堤，但由于技术条件有限，难以防范大洪水。从明弘治十年(1497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荆江大堤溃口达34次，平均约10年发生1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原有堤防基础上，修筑了现代的堤防。
武汉大堤全长约73千米，是明代正德年间开始修建，清代不断续修与维护，清末修了汉口堤。
金口槐山矶石驳岸，位于武汉江夏区金口街槐山一带长江边，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由于槐山矶突兀江边，漩流湍急，为防止山体被江水冲刷，于是地方官员组织民众修了这一驳岸。驳岸全长247米，平均高度7米，分3层台阶依山就势而筑。这是长江上仅存的一处古代航运建筑设施，已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9]
黄广大堤在黄梅、武穴(原广济县)一带的长江北岸，长约87千米，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民垸的基础上修建的。(https://www.daowen.com)
汉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五代时期就在汉江边修堤，明代建成了从钟祥至武汉的堤防。[10]
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在长江三峡修建石坝，并开展了实践。此事记载于《川江石坝志略》，该文出自明代地方官员陈瑞。陈瑞，福建长乐人，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他在担任巡抚湖广赞理军务都御史时，“目击民艰，亟思有以拯之”。嘉靖四十年(1561年)，陈瑞与地方官员一同考察长江三峡，注意到江水弥漫，两岸多积石。他想到“夫治水之策二:在杀其源，疏其委。今源委既远，难于为力。若于上流少加阻遏，以缓水势，使下流以渐而通，是亦治水之一策也。况岸有积石及天生石梁，因以垒石坝数十座，或者可挽狂澜万一”。于是，陈瑞联络地方官员，动员民力，在夷陵州境、归州境、巴东县境内的滩地修坝，大约在一年之内就修了二十几座坝。《川江石坝志略》记载:“坝身长十丈，阔五丈，高一丈五尺，屹然相向。”
陈瑞等人修的这些大坝，在当时曾经起到过遏水的作用，民众为之欢欣鼓舞。“自祷神垒坝之后，江水旋涨旋消，真为神异。且水流纡缓，堤岸不溢，穴口不穿，民得粒食。此十五六年来所未见者。”但是，由于当时建坝没有钢筋水泥，加上设计简单，时间仓促，大坝后来都被冲垮了，现在已不见踪迹。虽然陈瑞曾经要求地方官员每年不断增加大坝高度与厚度，但由于人事变动，后继者没有新的投入，这也是大坝被冲垮的重要原因。
然而，幸亏陈瑞撰写的《川江石坝志略》传承于世，使我们得以了解明代发生过的修坝壮举。现在看来，陈瑞等人的实践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称得上是最早在三峡上修水利工程的杰出人物。[11]
明代，湖北地方官员利用已有的水文与河沙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环境，值得学习。在尹玲玲所著的《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
在武昌的江边有一个地名叫陈公套。嘉靖《汉阳府志》卷二《方域志》记载:“弘治辛酉(1501年)，武昌知府莆田陈公晦有巧思于所属管家套，以小舟数百，载铁器沉水中，并渡，急棹犯其高，沙随水去。一夕，套口遂深阔。乃号令汉阳商人，使移舟套中，更其名曰陈公套。”这事说的是武昌与汉阳两府之间为争夺深水港以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以人力干预改变江流动力特性，从而改造沙洲和港口形态的实例。武昌知府陈公晦在几百条船上绑载铁器，沉入水中，然后鼓棹小船在这一带急速行驶。洲沙被铁器掀起，水流冲刷泥沙，使江面得到疏浚。于是，大船才能进入停泊，港口的商业贸易得到了保证。武昌的人民感恩于陈公晦，把原名管家套的港套改称为陈公套。
明万历年间，熊廷弼在武昌复兴路南端修了一座3孔石拱桥，长32米，宽5米，跨巡司河。此桥中间留有两条闸槽，枯水时引江水流入汤逊湖、南湖以灌溉农田；如遇长江汛期，就以木板为闸，中间筑土，防止水患浸淹民田。[12]今江夏区有熊廷弼公园，纪念熊廷弼在湖北的政绩。
人为创造沙洲的情况，在明末也有事例。据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的《汉阳县志》卷五《山川》记载，崇祯末年，明朝的官员左良玉在武昌驻军，“以沌水为荆沔下流，恐贼舟乘间而至，乃用巨舰二只载以铁石沉之沌口。未几，果然成小洲，直塞江沌之间。二十年来，且广数十丈矣”。可见，当时的人已经知道，在江中以重物抵立，使沙泥淤积成洲。
治理三峡的航道，先民也做过许多努力。《入蜀记》卷六记载了西陵峡内的新滩因滑坡而造成堵塞。皇祐三年(1051年)，归州地方官员赵诚上疏请凿滩，动员民力，用80天时间清除航行的障碍。到了明代，新滩又出现严重滑坡，影响航行。天启四年(1624年)，地方官员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疏滩工作。[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