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以毕生精力撰写《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出生在蕲春县蕲州镇瓦硝坝的一个普通人家。李时珍的天资并不好，他在《遗表》中曾说:“臣幼苦羸疾，长成钝椎。”李时珍4岁时，身体瘦弱，时常生病，这或许成为他后来学医的原因之一。一个经常吃药的人，必然对药物更加熟悉，并期盼能有神药治病。何况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行医之人。
李时珍生性迟钝，不太擅长做机灵的事情。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拙到聪，由笨到灵。李时珍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王阳明那样的“心学”大思想家，也有袁宏道那样倡导“性灵”的大文学家，而李时珍对于这些依靠心机的学术思想文化没有太多的兴趣。人生在世，各有各的位置。李时珍选择了做资料性编排的工作，做辛苦的田野调查工作，做有益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工作。
李时珍从小有一段较好的起跑线。他读书期间，表现出勤奋刻苦的精神，被全家人看好。父亲李言闻希望李时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嘉靖十年(1531年)，14岁的李时珍在父亲的陪同下，到黄州府(今黄州区)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童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时珍旗开得胜，取得了秀才的资格。嘉靖十三年(1534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时珍3次赴武昌，参加乡试，结果都落第了。他毅然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跟着父亲学医。
大约在李时珍32岁的时候，他萌发了编补医药书的念头。因为，他发现许多旧有的药物书籍不能满足实践需要了。最为流行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有限，书中采用的三品分类法已不实用。《经史证类本草》流行400多年，也有待充实与完善。学人的良心、医家的责任感、个人的抱负，促使李时珍开始积累资料，试图重修本草类文献。“本草”是一类医药书的统称，古代有大量关于中草药的著作以“本草”命名。“本草”一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不过，专门记载图书流行情况的《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本草类书籍。到了南朝梁时，阮孝绪在《七录》开始著录《神农本草经》。
李时珍35岁时，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尝试着编《本草纲目》。在此之前，他读了南宋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仿效《春秋》《左传》，创立了“纲”与“目”。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史事，记载一事时，首先标列提要，之后叙述具体内容。这种体裁称为纲目体。李时珍试图按这种纲、目体对草药进行分类。
从38岁到41岁，李时珍在楚王府任医职。在楚王府期间，李时珍经常到民间采风，他利用出诊的机会，到武昌蛇山观音阁寻方问药，增长见识。武昌毕竟是比蕲州大的城市，名医云集，医籍亦多，李时珍因此交游范围扩大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朝廷征召名医补太医院之缺，楚王推荐41岁的李时珍到太医院任职。李时珍来到了明朝都城，在太医院工作。这是当时中国最高医疗机构，李时珍结识了更多的名医知识，并且了解到更多的医学知识。在太医院，正值不惑之年的李时珍抓紧时间搜集本草文献，大有收获。任职1年，李时珍感到工作时有太多的局限，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虽有虚名，但并不是自己所向往的，于是托病离开了京城。在京城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李时珍的人生有很大影响，他注意到整个国家急缺一部完善的本草书，有必要尽快动手编纂。
万历六年(1578年)，《本草纲目》终于大功告成。按李时珍在卷一序例末段的说法:“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历经27年之久，本草巨著终于在一个平民的手中完成了。
书虽然编写完成，但刻书需要资金。李时珍开始联系刻印事务。他到黄州、武昌寻找书坊，由于所需资金巨大，而李时珍只是个清贫的民间医生，没有人愿意印行。
万历八年(1580年)，李时珍到江苏太仓拜访王世贞。王世贞曾经担任湖广按察使，此时已罢官在家，被李时珍的精神所感动，应李时珍之请，为《本草纲目》写了《序》。王世贞在《序》中记载了李时珍当时的自我介绍:
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万历十八年(1590年)，搁置了12年之久的《本草纲目》终于在金陵藏书家胡承龙的支持下开始刻板，李时珍用毕生精力编著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开始排成铅字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6岁的李时珍赶赴疫区为百姓治病，不幸因病去世。有人认为是疲劳所致。由于《本草纲目》部头宏大，印刷技术有限，李时珍生前没有见到印成的《本草纲目》。这是令他遗憾的事情。
1596年，《本草纲目》(金陵本)问世，使人们一睹了李时珍一生的心血之作，李时珍开始名噪一时。接着，江西、杭州、合肥争相刻印，扩大了《本草纲目》在全国各地的发行量。另有一些书商刻印精简本《本草纲目》，使得不仅从医者可以人手一册，普通文人雅士也乐于阅读与收藏，并作为治病与养生的案头书。
《本草纲目》52卷，约190万字，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药方11096个，插图1160幅，分为16部60类。收录植物药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按自然演化系统对植物进行分类，要比亦是分类学家的林奈早200年。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1912年以前的《本草纲目》版本就有82种之多。1606年，《本草纲目》首次传入日本。
2011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2.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评价
在诸多的研究中，湖北当代医学史专家叶发正对李时珍的科学贡献有全面的论述[16]，此处结合学术界其他成果，归纳如下。
(1)李时珍在医学上的突出贡献。
第一，创“脑为元神之府”说。人的精神思维活动是在心，还是在脑?中医把心作为主导的器官，但李时珍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是由脑指挥的。语出《本草纲目》卷三十四辛夷条。“元神”指人的精神意识活动。这一“脑主神明”的见解，改变了长期以来“心主神明”的说法。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是在前人关于“头”和“泥丸宫”的认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黄帝内经》认可“心主神明”的观点。《素问·六节藏象论》也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汉代以后医家指出头是神的聚注之地。如《金匮玉函经·证治总则上》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孙思邈《千金方·灸法门》说:“头者，人神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头。头者，诸阳之会也。”道教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泥丸”“泥丸宫”的概念。所谓“泥丸”指脑神，所谓“泥丸宫”就是指头脑。《黄帝内经》将头分为九宫，九宫的中间一宫为“泥丸宫”，“泥丸宫”的功能是主神、藏神。“脑神精根字泥丸”“泥丸百节皆有神”“脑神九真皆有房”。《内观经》说:“泥丸君，总众神也。”南宋医学家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说:“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
在李时珍之前，医家认识到脑是神的汇聚、居住之地，气血、经络皆上奉于脑；脑中元神能通过七窍的感受来分析事物、认识事物，进行抽象思维。尽管当时医家对脑神已经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由于受到传统中医学脏腑中心论的制约，还不敢大胆、彻底突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之府”的框架，因而对脑主宰思维、记忆等方面的探讨还不深入。
李时珍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认为人的思维、情感等均为脑所主管，这个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被接受，直到清代解剖学家王清任在人体解剖观察基础上提出“灵机记性在脑”说，从而发展完善了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理论。
第二，开创肾间命门学说。中医经典《难经》提出左肾右命门之说，后世名家如王叔和、滑寿等医家皆从之。然《内经》无此论。李时珍提出命门“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的创见，认为命门和三焦的关系是“三焦即命门之用，与冲、任、督相通”，并谓“鼻为命门之窍”说。尝著《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等书，惜原篇已佚，其辞不可复得。然在《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等书中间有涉及。在李时珍的影响下，中医界加强了对命门的研究，形成了学术派别。
第三，对奇经理论的总结与阐发。奇经八脉与十二经都是中医经络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对十二正经叙述较多，而忽略奇经八脉。李时珍纠正了医家轻视奇经八脉的传统，强调了奇经八脉与十二正经的互补关系。《奇经八脉考》记载:“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大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奇经对十二正经起蓄溢和调节作用。
《内经》只提到经脉和络脉的作用功能，并没有说明奇经八脉的作用功能。《难经》对奇经八脉有所论述，李时珍在《难经》的基础上，明确了奇经八脉参与全身的气血灌注的功能，认为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病理上相互转变、相互影响。
李时珍对奇经八脉的循行途径，生理、病理特点，临床情况，都有论述，使得中医的经络学说更加完善。
第四，使脉学规范化。李时珍纠正《脉书》中的一些错误，系统地归纳了脉象，把脉象扩大为27种，得到后世的认同。他编的咏脉诗，有利于脉学的普及。《濒湖脉学》一直是中医脉学的入门必读书。
第五，李时珍充分肯定了金代李东垣创立的“脾胃为元气之母”的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脾土为本的医学理论，强调培土健脾有利于脏腑机能的调理，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血液的营造。
第六，李时珍发展了药物和方剂按其性能进行分类的十剂理论。中医总结方剂功用繁多，南朝徐之才提出十剂之说:宣剂、通剂、补剂、泄济、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李时珍在此基础上，逐条修正，广敷其义。如湿剂，徐之才认为“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也”。中医实践认为这种说法欠妥，李时珍认为应该更正为“润可去枯”，并将白石英、紫石英改为麦冬、地黄、枸杞、萋根之类生津养血药。李时珍发展的十剂理论，已经在临床上作为辨证施治的准则。
李时珍不仅著书，而且贡献了许多临床经验，他曾经撰写《濒湖医案》，把平时积累的体会编写成册，可惜此书已佚。然而，《濒湖医案》中的若干医案保留在《本草纲目》之中，使后人仍然可以受益。读者可以查看《本草纲目》中“发明”项，李时珍在介绍升麻、延胡索、补骨脂、仙茅等药物时，都谈到了此中医案，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
此外，李时珍在医疗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如他倡导用冰外敷膻中降温，治疗高热昏迷的物理降温法；把瘟疫病人衣物于甑上蒸过，以防传染他人的蒸气消毒法；用药物烧烟熏室以达到预防瘟疫的空气消毒法；以葱管吹盐入玉茎内，治小便不通及转脬的导尿法等。这些都是李时珍从实践中体会总结的经验，丰富了中华医学。
(2)李时珍在药学方面的贡献。
第一，扩大了本草学的内容。本草学初创于《神农本草经》，其中记载药物365种。到了宋代，出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药物增至1746种。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广采明代前41家本草的成果，摒弃重复，合并种类，得1518种。在此基础上，他新增三七、土茯苓、锁阳、半边莲、樟脑、淡竹叶、紫花地丁等药物374种，使《本草纲目》中药物总数达到1892种，成为我国古代本草史上记载药物总数最多的一部著作。他新绘制药图1100余幅，新增药物附方5126首。还在书中广征博引，增加了大量的内容，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极大丰富了本草体系。
第二，采用了先进而合理的药物分类。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本草学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方法是《神农本草经》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类；另一种方法是按药物基原的自然性质分类；也有两者的结合。明代以前诸家本草在药品分类上较为粗糙，李时珍在药品分类上做了重大的改进。他以“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从微至巨”“从贱至贵” 作为药物分类的指导思想，将药物归为16部60类，初具现代植物学分类的规模。如在山草类中，把桔梗科的沙参、桔梗连排；把伞形科的柴胡、防风、独活连排等。这就具有与现代科学双名法相同的性质。明代以前动物学分类较为笼统，李时珍改变了旧本草鱼、虫、鳞、介不别和禽、兽笼统归类的缺点，把动物分成虫、鳞、介、禽、兽五部。这种“从贱至贵”的分类思想，与近代自然科学关于特质世界是从无机到有机，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
第三，纠正了历代本草中的一些偏误。李时珍注重对历代本草的考证，以“正误”作为使命。他对前人记载的每一味药物，都要从分类、名称、品种、产地、生性、形态、种植、炮制、气味、功能、主治等方面考证，一方面查阅文献，另一方面从实地调查中互证。凡是不确切的记载，都要纠偏。《本草纲目》中的“正误”“释名”“发明”等项目中都贯穿了李时珍的考证。其中，有些是分类失当，有的是名实不符，有的是形态有误。这样一些纠偏，在临床上有重要意义。如雄黄、芫花、水银、丹砂等有毒性，不宜轻服或久服。而旧本草中却视为珍品，说久服可以益寿延年，成仙不死。李时珍对旧说进行的纠正，对于临床施治极为重要。对待古代医学中的传说，李时珍采用了更加科学的态度。在旧本草中，孙思邈引黄帝书云丙午日食鸡、雉肉，“丈夫烧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见”；《名医别录》言“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激散雨”等记载，李时珍分别加以批驳。
第四，规范了本草学著作体例结构。《本草纲目》的体例结构先进，创建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完备的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书中的药名之下，有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等目，还有附方，组成了单味药的纲目系统。此外，在“百病主治药”下，以病名为纲，病因、病机为目，目下又分列各自治疗药物的子目，构成临床用药的纲目系统。这样，纲中有目，目中有纲，各个系统，纵横交错，有机结合，纲举目张，有条不紊。
第五，《本草纲目》的某些内容可以与现代科学对接。《本草纲目》收录花类药物80多种，海洋类药物86种，矿物类药物222种，为当代药物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草纲目》记载的许多病症与药物，可以与现代医学相对应。《本草纲目》记载的皮肤病种类近600种，核定的病症命名有100多种，治疗皮肤病的药物有480多种，治疗皮肤病的医方有1100多种。当代中医根据《本草纲目》提供的信息治疗皮肤病取得了积极的疗效。《本草纲目》记载的各种骨伤科药物207种，外科诸疮92种，诸虫伤323种，诸兽伤92种，烫伤104种，丰富了传统中医外科，在当代仍在发挥作用。《本草纲目》记载治疗痛风的药物有83种，对于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是有临床效果的。《本草纲目》中有450种药物可以用于口腔病的防治，促进了人们的口腔卫生。
《本草纲目》记载的美容剂有20多种，分为内服与外用。内服药有利于调整脏腑功能，调和气血；外用药可以祛风解表，活血通络。当代美容医学，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制成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粥剂，用于内服；制成涂剂、粉剂、洗浴剂、漱剂、液浸剂、露剂、染剂，作为外用。《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许多美容食物与食疗方，非常实用，满足了人们爱美的要求。
可见，《本草纲目》的内容全面，论述系统，有新增药物与药方，亦有新见解，形成了新体系，把本草学推向新水平。
3.李时珍在科学创新精神方面的遗产
李时珍的贡献不仅在于医学与药物，还在于创新的科学思想。李时珍传承祖国医学的优秀思想，不墨守成规，不守一隅之见，坚持创新，独树一帜。回顾历史，有成千上万的人著书立说，写出了汗牛充栋的著作，然而，流传下来的书只是凤毛麟角。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太多的创新，著述的价值有限，于是被时代淘汰。
(1)敢于做超越前人的事情。
李时珍编写出宏大的《本草纲目》，这是一桩超越前人的大事，填补了本草学中的薄弱环节，满足了社会的要求。此外，李时珍还写了一些前人没有写过的书，如李时珍为研究蕲州蛇的药性，写了《白花蛇传》。此书已佚，部分内容保存在《本草纲目》之中。他之所以关注本地的药物资源，是受父亲李言闻的影响。李言闻曾经写过《蕲艾传》《人参传》。可见有著书的家传。蕲州有四宝，即蕲竹、蕲艾、蕲龟、蕲蛇。李时珍父子敏锐地注意到家乡的特产，精心搜集资料，开展了应用性地医学研究，成绩卓著。
(2)敢于全方位创新。
李时珍在编修《本草纲目》时，在体例上创新、分类上创新、药理上创新、运用上创新，在观点上也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李时珍人生的成功。
第一，在体例上创新。
《本草纲目》在体例上改变了《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划分医药的方法，改为更加合理的16部，按自然属性有序编排，这就是创新。
李时珍在介绍药物时，专门设置了“发明”项，以便阐发自己对该药的看法。有学者统计，《本草纲目》不仅记载了其他医家的“发明”项122条，另有759条“发明”都是李时珍贡献的。如滑石，以前的医家讲得较为简单，而李时珍对滑石做了全新的“发明”:“滑石利窍，不独小便也。上能利毛腠之窍，下能利精溺之窍。盖甘谈之味，先入于胃，渗走经络，游溢津气，上输于肺，下通膀胱。肺主皮毛，为水之上源。膀胱司津液，气化则能出。故滑石上能发表，下利水道，为荡热燥湿之剂。发表是荡上中之热；利水道是荡中下之热；发表是燥上中之湿，利水道是燥中下之湿。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湿去则阑门通而阴阳利。刘河间之用益元散，通治表里上下诸病，盖是此意，但未发出尔。”
第二，在内容上创新。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就搜集到的41家本草书籍，他反复地认真阅读前人的记录，综合各种信息，进行分类、取舍、裁剪、考订，耗尽了一生精力，创造了本草学的新高峰。他批评洪武时期徐用诚编的《本草发挥》认为此书虽然搜罗了李东垣等人的资料，但“别无增益”，只是汇编而已。于是李时珍特别注意自己在编《本草纲目》时一定要在内容上创新。
有学者研究，《本草纲目》中水部收录的药物有13种，其中11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土部收录药物61种，有21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如香炉灰，即香燃烧后落入香炉的灰烬。李时珍记载:“跌扑金刃伤损，罨之，止血生肌。香炉岸，主疥疮。”因为香炉灰被写进了《本草纲目》，使民间更广泛地采用它外敷治创伤出血。
李时珍精心研究每一味药物，《本草纲目》中新增本草药物374种，这都是他长期观察与积累的结果。
李时珍不盲从。有人提出艾叶性寒、有毒，李时珍通过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对艾叶的药性与功能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蕲春因此一直大力发展艾叶种植，加之有李时珍名人的效应，蕲春民间普遍采用艾叶治病，形成很大的艾叶医药市场。
李时珍有辨析。他对菊花的药性有自己的分辨。有的菊花味苦，有的菊花味甘。李时珍明确指出:“菊有两种，苗花如一……甘菊一种可食，仍入药饵。其余黄白二花，皆味苦，虽不可饵，皆可入药。”“真菊延龄，野菊泄人。”李时珍还注意到防葵与狼毒容易混淆。他说:“防葵乃神农上品药，黄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鹊、吴普皆言其无毒；独别录言中火者服之，令人恍惚见鬼。……别录所列者，乃似防葵之狼毒功用，非防葵也。狼毒之乱防葵，其来亦远矣，不可不辨。古方治蛇瘕、鳖瘕大方中，多用防葵，皆是狼毒也。”(https://www.daowen.com)
李时珍有新发现。曼陀罗花是一种植物，有毒性。李时珍用其泡酒，亲自体验其药性，然后写进了《本草纲目》。这是中药史上第一次把曼陀罗花写进本草类书籍中。李时珍注意到曼陀罗花有麻醉作用，还发现曼陀罗花是可使人兴奋之物。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
李时珍有新记录。有一种药叫牵牛子，李时珍把它用于治病。有人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没有用过此药，今人也不应当用此药。李时珍却认为，张仲景时本草系列没有牵牛子，是因为张仲景不知道此药。如果他知道了此药，也是会用的。
李时珍有新见解。针对民间流行吃胡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了胡椒对他这种体质的人不利，少吃胡椒，减少疾病。“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肠胃寒湿者宜之。热病人食之，动火伤气，阴受其害。时珍自少嗜之，岁岁病目，而不疑及也。后渐知其弊，遂痛绝之，目病亦止。”“辛走气，热助火”，胡椒导致眼疾。李时珍有了这样的亲身体验之后，深感药物因人而异，饮食习惯亦能决定人的身体好坏。
李时珍的创新贴近生活。他注意到民间生活的小窍门，在煮河豚或团鱼时，放入橄榄枝，可以调解鱼鳖之毒；在煮鱼内骨刺时，放入仙子能透骨软坚。显然，李时珍把医学与营养学、烹饪学结合起来，并与饮食生活相联系，以食养辅助治病，作为养生的重要手段。对于河豚的药性，李时珍有创新性的解释，他曾说:“荆芥反鱼蟹河豚之说，本草医方并未言及，而稗官小说往往载之。”“荆芥乃日用之药，其相反如此，故详录之，以为警戒。”又按《物类相感志》言:“河豚用荆芥同煮，三五次换水，则无毒。其说与诸书不同，何哉?大抵养生者，宁守前说为戒可也。”
李时珍能用科学观点解释自然现象。先民一直认为月亮上有桂树与嫦娥，而李时珍指出月中并没有桂树与嫦娥，月面的形象实是“山河之影”，而“月中落桂”也是一种自然现象，非“月中有桂也”。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话，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
李时珍还理清了一些现象。《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芸薹是一味药物，但各家注释说不清楚。李时珍访问老农，得知芸薹就是油菜。芸薹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清楚的注释。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药物学家众说纷纭。李时珍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李时珍指出“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
第三，在批评中创新。
李时珍对以前一些医书上存在的问题，勇于纠正。如泽漆、大戟本是两物，有的书却合二为一了；南星、虎掌本是两物，有的书却当作两物。李时珍还纠正了“草子可以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的传说。
李时珍的本草学有自己的思想。与明代以前的医书相比，《本草纲目》没有采纳符咒之类的方法，摒弃了这些与巫术相关的治病手段，表明李时珍的科学思想更进了一步。
李时珍之所以敢于批评，是因为他在实践中获得了知识的底气。任何一名中医大夫，都需要到大自然中认药、采药，甚至还要制药，还要学习民间治疗疾病的方法。李时珍常年到各地采风，读社会这本“无字书”，调查民间流传的医药信息，访谒精通中医的高人达士，兼或给人治病以谋生。在今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留下了李时珍的足迹。对于所见所闻，李时珍后来都写进了《本草纲目》。例如，李时珍由京城返程回家的路上，一边观风察俗，一边了解沿路的药物。他从车夫那里了解到“旋花”可以治疗筋骨疼痛，就把这个收获写进了《本草纲目》之中。
李时珍勤于实验，善于研判，认真做出科学的结论。他经常对传统的医方加以创新。在“慈石”一条就记录了一则运用“东垣羌活胜风汤”加减的创新性医案:“慈石法水，色黑而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一士子频病目，渐觉昏暗生翳。时珍用东垣羌活胜风汤加减法与服，而以慈朱丸佐之，两月遂如故。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神水不外移，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曲，消化滞气，生熟并用，温养脾胃发生之气，乃道家黄婆媒合婴姹之理。制方者宜窥造化之奥乎?”他利用古方，结合患者具体症状，创新地进行了成功的实验。
试设想，如果李时珍没有创新，他的《本草纲目》怎么可能在明末就被医学界普遍接受，怎么可能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版，怎么可以在500年后仍然是践行中医者的必读书。创新是科研的生命与灵魂，是文明成就的价值所在。可以说，《本草纲目》是传承与创新的典范。在中医本草这个领域，李时珍的本草学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它这个高峰是以无数个山峰作为基础，不论是文字、内容、方法还是观点，《本草纲目》都是本草学的集大成者。
4.《本草纲目》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
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书，主要是技术史，自然科学的内容往往是极少的。因此，中国古代很少有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书籍，但许多书籍中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明代古籍中不乏这种情况，如江西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有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中也有一些科技方面的信息，如湖南人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这里，试对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做简要介绍。
(1)矿物学知识。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矿藏的地域分布、矿的品种、矿物质的成分，都有描述。他认为找金要以植物作为线索，“山有薤，下有金”。识金的方法是根据颜色，“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
李时珍注意到矿物之间的某种关系，他在《本草纲目》卷九石脑油中记载:“国朝正德末年，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作雄硫气，土人呼为雄黄油，亦曰硫黄油。近复开出数井，官司主之。此亦石油，但出于井尔。”然后评价说:“盖皆地产雄、硫、石脂诸石，源脉相通，故有此物。”石油与雄、硫、气在地层中相通，不是孤立的矿藏现象。
(2)化学知识。
《本草纲目》记载了276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周嘉华等人认为:“在近代的化学知识和矿物知识传入中国之前，《本草纲目》所收载的药物和所反映的无机化学知识应该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7]
《本草纲目》记载了人工制作醋酸铜、从草木灰中提取碱以及用植物蓝制染料蓝靛的方法。
《本草纲目》“水银粉”条记载了制造水银粉的方法。所谓水银粉，现代的化学名称是氯化亚汞。先民很早就能够用明矾或绿矾作为配方，生产水银粉。虽然这些方法不是湖北人发明的，但李时珍做了宣传。
《本草纲目》介绍了烧酒。关于蒸馏酒的生产工艺，明代已能采用多种原料，用固态发酵醅来蒸取。
《本草纲目》还介绍了酱油。酱油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如何制作酱油?李时珍说:“用大豆三斗，水煮糜，以面二十四斤拌和，罨成黄。每十斤入盐八斤，井水四十，搅晒成油，收取之。”有学者认为这是酱油制作的第一次详细记载，并把这类事情列为应用微生物学的范畴之中。[18]
李时珍注意到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当时，社会上的方士散布食金饮玉，以之作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抱朴子》云:“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认为金与玉是有药性，但金、玉也有毒性，有不适合人体之处。人体是血肉之躯，怎么可能让金、玉在肠胃久滞?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水银是一种奇特的物质，晶莹剔透，闪闪发光。于是，有人滥用水银，导致死亡。李时珍观察到水银的药性有毒，认为不可轻易食用。他在《本草纲目》的“水银”条说:“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李时珍认为，江湖上的方士用水银骗人钱财，而从事医药学的人与方士不一样，撰写的本草类书籍一定要讲究科学性，不能混同于方士。
潘吉星认为:“《天工开物》虽大部分据作者调查而写成，但也有不少地方引自前书，尤其是《本草纲目》被引用达20余次……《乃服·造红花饼法》《五金》中造胡粉、黄丹法，《丹青》中升炼银朱，《曲蘖》中造神曲法，《珠玉》中玛瑙种类及测试法及《五金》中制铜合金原料等处，都直接引自《本草纲目》有关卷，而未言明。”[19]
显然，古代关于科技史的文献中有自然科学的一些内容，值得珍视。虽然这些内容与现代的自然科学不能画等号，但有相通之处，不能抹杀。
5.《本草纲目》的国际影响
明清以降，许多国家纷纷翻译和评价《本草纲目》。
18世纪前半叶，在澳门行医的法国人旺德蒙德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收集《本草纲目》中记载的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编写了一份材料寄回法国，但没有发表。法国科学家杜赫德编《中华帝国通志》，书中第三卷节录了《本草纲目》，介绍了中医的基本理论。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百科全书”。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鸡的7个品种和金鱼家化的资料。瑞典生物学家林奈比李时珍晚出生大约200年，林奈在其撰写的《自然系统》中提出生物分类。因此，我国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李时珍和林奈各自分类学的传统及其突破，重点比较了两者分类体系的异同。有人甚至称李时珍是林奈、达尔文的启蒙老师。我国科技史学者潘吉星专门研究了达尔文涉猎的中国古代科学著作，注意到达尔文在研究鸡的品种时，被当时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东方部主任伯奇告知:“在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中曾经提到过7个品种，包括我们称为跳鸡或爬鸡的，以及具有乌毛、乌骨和乌肉的鸡，其实这些材料还是从各种更古老的典籍中收集来的。”但潘吉星认为:“《本草纲目·禽部》那时还无西文译作，由此笔者判断必是达尔文向伯奇咨询，由他请本馆通晓汉文的馆员将馆藏《本草纲目》替达尔文摘译出来。”达尔文在其《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表示:“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中曾经提到过双重距的事例，其发生或可看作是相似变异的一个例子，因为某些野生鸡类如孔雀鸡就有双重距。”潘吉星认为:“此材料亦来自《本草纲目》，时珍引唐人孟诜《食疗本草》(约706年)称‘诜曰，鸡有五色者，玄鸡白首者，六指者，四距者。’上述说明，达尔文论鸡时所引‘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肯定是指《本草纲目》。”[20]对于这个研究结论，叶笃庄专门给潘吉星写了一封信，称赞潘吉星:“解决了我多年来未曾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达尔文著作中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问题。”[21]
李时珍在国际上获得很多殊荣。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在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的科技长廊上，一直摆放着李时珍的雕像，勉励着大学生勤奋学习。1956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李时珍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30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把李时珍称为医圣，与儒圣孔子一样，这是中国人对李时珍最好的回报。[22]
明代湖北的科技，资料太少，所以本章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李时珍与《本草纲目》。本章原打算专门写一节介绍明代湖北形成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内容都在《本草纲目》之中，只好把搜集到的材料合并到了关于李时珍的一节中。由此可见，虽然世界已经开始出现早期近代化，但明代的湖北科技仍然是传统的科技，以农业技术为主，以中医为闪光点，明代的湖北科技处在变革的前夜。
【注释】
[1]王重民.徐光启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74-375.
[2]马敏.中国文化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8-369.
[3]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可知，现存涉及湖北的明代方志约有37部，即2部通志、11部府志、9部州志、15部县志。
[4]吴成国，张敏.荆楚古代史话[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206.
[5]王坚，尹文山，魏大钊，等.西瓜[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6]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60.
[7]王鉴之.重修武阳、盛水二堰记[M]∥柳长毅，匡裕从.郧阳文化论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307.
[8]尹玲玲.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1.
[9]祁金刚.江夏溯源[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330.
[10]周魁一，谭徐明.水利与交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29.
[11]《川江石坝志略》全文见之于尹玲玲的《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
[12]祁金刚.江夏溯源[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267.
[13]周魁一，谭徐明.水利与交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4.
[14]刘森淼.荆楚古城风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232.
[15]毛德华.《万密斋医学全书》版本源流考[J].中华医史杂志，1996，26(2):97-102.
[16]史世勤，贺昌木.李时珍全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675-3680.
[17]周嘉华，王治浩.化学与化工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9.
[18]罗桂环，汪子春.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60.
[19]潘吉星.天工开物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88:29.
[20]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98-299.
[21]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95.
[22]李时珍的事迹，请参看拙著《医中鸿儒本草巨擘:李时珍传》，此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